【大紀元2019年04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林燕編譯報導）《洛杉磯時報》週四（4月11日）發表長篇報導，題為「站在華為背後的男人」（The man behind Huawei），再次透露華為的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容——文革式管理、員工自我批評大會以及10%的末位淘汰制。

這是華為邀請國際媒體、進行更廣泛宣傳活動的一部分，但從媒體報導內容來看，似未達到預期宣傳效果——華為對外仍然是一個「謎」一般的企業。

《洛杉磯時報》（簡稱《洛時》）的報導說，在華為內部，創始人任正非被員工視為精神領袖，而不是白手起家的高管。他的思想經常發布在華為公司的內部網站上、供員工閱讀。他給人一種軍人形象，並將華為與華盛頓的麻煩比作戰爭。

「每當他走進一個房間，華為職員都會站起來鼓掌。」一名在深圳工作的英國籍華為員工對《洛時》說，他簽署了一份保密協議、不願透露姓名。

「職員對任正非說的每一個字都會記憶猶新。儘管任擔任主席、不再是一位活躍的首席執行官，但他仍是最後決定拍板的人。」他說。

華為進行文革式的自我批評大會

報導還透露華為的企業文化——「狼文化」，包含文化大革命式的自我批評大會以及激烈的淘汰機制。

《洛時》駐京記者蘇弈安（Alice Su）的推文透露，這篇文章採訪了8名現任和前任華為員工，假如把任正非計入，就是9名。這些員工分別覆蓋：俄羅斯、泰國、英國、美國、中國、澳大利亞等不同國籍。

一名不具名的深圳員工告訴《洛時》，她所在的整間辦公室會進行思想總結會議，讓員工們大聲念自己寫的自我批評文字、並要求聽取彼此的批評反饋。這讓她感到壓力很大，她的一名同事甚至當場哭出聲來。

此外，華為的「狼文化」還體現在激烈的淘汰機制。報導引述一名深圳的華為員工的話說，中國員工在定期績效評估中會被評為A、B、C或D四級。那些被評為A的人獲得的獎金會是被評為B的員工的兩倍，而連續兩年被評為C的人會被解聘。

她說，在華為至少有10%的員工會被評為C，所以這意味著每個人都要努力爭取更高的評級。

錢也一直是華為激勵員工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獎金）是個令人震驚的數字」，一名在2015年至2017年期間在曼谷為華為工作的一名泰國籍職員告訴《洛杉磯時報》。

另一名前雇員、在深圳總部工作一年的歐洲人也對《洛時》表示，華為的外籍員工就是因為錢才去的。

也有人表示，華為是用高薪堵住員工對艱苦工作環境的抱怨，因為華為的員工有時會被要求做三個人的工作。

亦有西方雇員表示，華為的高薪、特權管理層只能是中國人，外籍雇員抱怨他們不受中國上司的重視。

華為稱可簽署無間諜協議 專家表質疑

《洛時》報導說，對與華為開展業務的公司採訪揭示了一種普遍的看法，即中國（中共）政府已將情報人員安置在華為全球各地的辦事處，並且通常會對對話進行監控。

而這種擔憂在新一代無線技術通訊上被更進一步擴大。因為與硬件驅動的4G網絡不同，5G將嚴重依賴電信提供商提供的軟件。

除了間諜風險之外，華為的批評者還擔心，華為在歐洲等地的大規模全球布局可能會在衝突時期給予中國（中共）巨大的影響力。

面對外界的擔憂，任正非說，華為已經告訴歐盟，它願意簽署一份「無間諜」協議，承諾不會進行任何形式的非法情報收集，也不會在華為設備或軟件中嵌入任何類型的「後門」。

不過，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副總裁兼技術政策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James  Lewis）告訴《洛時》，使用華為推出的5G軟件更新和補丁將存在風險。

「（西方國家）也許會得到（華為關鍵時候的）一個更新，上面寫著『關掉（5G網絡的）一切。』」劉易斯舉例說，他曾擔任美國前國務院官員。

在中國 中共政府可以取代公司規則

為何西方不肯給華為信任？《洛時》報導說，因為「在中國，國家權力機構可以取代公司規則」。

雖然沒有一名華為員工告訴媒體，華為存在間諜或盜竊知識產權的情況，但一名曼谷的泰國員工對《洛時》記者表示，華為工程師可以輕鬆訪問客戶服務器，跟蹤人們的手機，並在需要時竊聽他們的互聯網通訊。

他也補充說，公司協議規定，任何未經授權、這樣做的人都會受到懲罰。

而在中國，政府更是可以取代公司規則。根據《洛時》記者的推文，有一名中國華為員工表示，無論公司試圖與黨國保持何種距離，中國的現實（以及《國家情報法》）賦予政府的權力，讓它可能使用任何它想要用的組織或個人。

「國家希望用到華為，它可以在它需要的時候用它。」深圳的一名華為員工說。「每個人都必須聽國家（中共）的話，每個人、每個公司和每個個體，你不可能避開。你也不能說，你不喜歡它。那就是中國。」

孟晚舟或為關鍵突破目標

報導還指出，華為的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或是華府眼中的一個關鍵目標。

孟晚舟於去年12月1日在溫哥華國際機場被加拿大政府逮捕，美國已提交正式引渡申請。今年1月28日，美國司法部對華為及孟晚舟等被告提起兩件控告案，總共23項罪名。

在宣布對孟晚舟的起訴時，美國有三名內閣成員出席，包括當時的代理司法部部長、國土安全部部長以及商務部長，此外還有聯邦調查局局長。相比之下，兩年前，對墨西哥毒梟「矮子」華金·古茲曼·洛埃拉（Joaquin 「El Chapo」 Guzman）的起訴只有一名內閣成員出席。

「問題不在於華為，而在於中共政府」

《洛時》還提出了華為的其它問題，它的一些自我陳述難以被證實。

華為稱，任正非最初成功地與深圳其他五名投資者一起籌集資金，並創辦華為公司。華為最初從香港採購電話交換設備、轉賣給大陸。

華為給出的名單分別是：深圳三江電子有限公司經理梅中興（Mei Zhongxing）、深圳市發展規劃局局長張向陽（Zhang Xiangyang）、深圳石化公司會計師吳輝清（Wu Huiqing）、珠海通信設備製造有限公司經理沈鼎基（Shen Dingzing）和深圳國營中國旅行社貿易部經理陳金陽（Chen Jinyang）。

但《洛時》找不到華為口中的最初五名投資者。華為亦表示，無法幫媒體聯繫這五人；華為解釋說，有些人放棄了他們的股份、要求法院調解。

至於外界對華為謎一般「身世」的質疑，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劉易斯告訴《洛時》：「問題不在於華為，而在於中國（中共）政府。」

「這個國家有200萬人被關在勞教所。當它們對加拿大感到惱火時，它們拘留了兩名加拿大人、並重新審判了另一名加拿大人，還將他判處死刑。」他說。

這種不對等還體現在華為和中國（中共）政府經常呼籲西方政府給予華為「公平的市場准入」，允許華為在西方國家提供網絡設備；但另一方面，中國（中共）卻禁止許多外國科技公司全面參與中國經濟活動，其中包括臉書（Facebook）和谷歌。

「如果華為是一家巴西公司，沒有人會認為購買它的設備有風險。」劉易斯對《洛時》說。#

責任編輯：林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