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1月07日訊】

二、中共體制敢死隊與龐氏絕境

華為受到中共體制支持，相信自己能夠創造歷史，對未來充滿信心。在這樣的心態下，華為以敢死隊的姿態，為體制擴張發動更凶猛的進攻。在進攻中，華為不斷發現新的發展機遇，在心理上實現發展和財富感的新高潮。

不過，血汗工廠的表現日益暴露，低利潤率的問題日益嚴重，華為的生存危機越來越難以避免。為了維持生存，華為更加強調狼性文化，實施更加凶猛的擴張。具體來說，華為更積極充當體制敢死隊，並且擴大龐氏騙局，試圖以規模增長避免破產倒閉。

華為擴張的結果是，從短期避免破產命運，但同時挖更大的坑，將更多人和財富席捲到龐氏騙局中，走向無法挽救的絕境。

1、 深陷低利潤率泥潭

血汗工廠與低利潤率相互促進。華為以血汗工廠起家，希望通過規模發展，再升級到高利潤模式。只有高利潤才能支持巨額的研發投入，支持企業在技術進步的競爭中生存。

華為代表中國經濟的血汗工廠困境。華為面臨的問題，是所有中國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匯集成整個中國經濟的問題。

華為試圖升級到高利潤模式的態度，反映到中共體制的態度，變成升級轉型、高質量發展、以及「中國製造2025」等口號。而且，華為是中共「2025」的榜樣和主幹。

不過，無論華為還是中國經濟，努力進行的所謂升級轉型，都只是給自己畫餅充飢。中國的血汗工廠根本無法升級為高利潤模式。即使中共試圖實施彎道超車，以大規模的知識產品模仿、抄襲、剽竊、偷盜和強迫轉讓，也無法實現高利潤。

A、 文化決定利潤率

從基礎上，高利潤來自於高精尖新科技，而高科技來自於高知識。高知識具有極強的文化特徵，即馬克思/共產主義描述的階級性。從社會角度，只有在尊重規律、法制健全、文化相對寬鬆、支持創新思想的環境中，才可能有思想和知識創新，正確的思想和知識基礎，加上思想和知識創新，才能產生可持續的高知識，進而產生高技術。而且，只有在法制保障下，新知識和新技術才能夠成為知識產權，進而創造相應的利潤。只有高知識和高技術創造的商業系統和企業模式，才可能成為可持續的利潤基礎。

從具體的區域角度，高知識的文化階級特徵表現得更加明顯。只有在猶太教/基督教社會中，歐美等中產以上的家庭，物質條件相對優越、家庭教育系統完整、家庭文化環境寬鬆、社區學校教育質量較高、孩子之間相互競爭合作，才能批量產生技術水平較高的人才，進而在這些人才中出現創新思想。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仿效和學習歐美文化與法律體制，才跟隨發展。日本最早脫亞入歐，大力引進西方模式，加上麥克阿瑟對日本的大規模改造，也因此最早成為發達國家。而在東亞國家，中產以上家庭的孩子，在知識和技術的學習能力更強，遠超中下層家庭。

按照這個模式，中國大陸只能產生血汗工廠。華為是中共無神論體制的一環，其文化基因與中共高度吻合。華為從建立之初就確立血汗工廠模式，即反規律、反高知、反高科技、反知識產權等。雖然華為瘋狂追求利潤，但是文化基因決定，其運行模式的結果是反高利潤。華為的狼性文化是反高利潤的血汗工廠的集中體現，任正非家族通過狼性文化達到個人高利潤的目的。

任正非建立華為，確立華為的血汗工廠基因。任正非生長在貴州貧困地區，在中共統治毛文化的環境中長大，父母教師又在貫徹毛文化的思想，家庭長期貧困，信息閉塞，而且在中共軍隊裡長期生活。按照履歷和能力，任正非不會被任何一個高科技公司錄取，因為與高科技公司的文化格格不入，更沒有相應的知識和技能。按照任正非的成長模式，即使建立華為，將華為包裝成高科技公司，實質上也是血汗工廠。

任正非掌控華為，強化華為的血汗工廠基因。在早期，華為處於生存危機中，求賢若渴，希望能夠擺脫隨時倒閉的危機。李一男作為少年天才在華為脫穎而出，支持華為度過生存困境。但是李一男的個性特點直接威脅到任正非的地位，任正非為了保住位置，實質將李一男開除，進而不計成本不擇手段打壓李一男建立的港灣公司。實際上，李一男只是中流技術人員，模仿抄襲能力強，幾乎沒有技術創新能力。即使這樣，都讓任正非極度恐懼。後來華為招人時特彆強調，華為只適合家庭背景條件差的學生，願意為了賺錢而拚命，家庭背景好的學生不適合華為。 華為通過新員工的篩選，將具有技術成長和創新能力的員工排除出華為，只選擇適合血汗工廠的員工。這種武大郎開店的模式，提前實施劣幣驅逐良幣，以保障任正非的地位，也強化華為的血汗工廠文化。

華為通過創造出毛時代的氛圍，不斷強化血汗工廠的文化。 如果進入華為，可以強烈感受到，任正非在複製毛時代的文化，以文革的模式進行操控。 因為，任正非的人生只經歷過毛時代、只懂毛時代，只會依靠毛時代的模式，維持自己在華為的地位。不過，在1990-2000年代，社會文化仍然以崇美為主導，毛時代的文化在社會上被鄙視。所以，任正非只是在華為內部推廣毛文化，不敢在社會直接宣揚華為的文化實質。後來華為借用當時流行的《狼圖騰》延伸宣揚的狼性，開始宣傳推廣「狼性文化」。 可以說，狼性文化是毛文化和文革操作的翻版，只不過換個馬甲。

華為的狼性文化在社會中形成鮮明的觀點對立：一部分人對華為極為鄙視，完全否定華為的模式。在這些人中，主要生長於大中城市、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生活條件相對較好，視野開闊，推崇歐美教育和文化。在中共的統治下，隨著中國文革氛圍回潮，這些人不僅數量少，而且聲音被壓制。另一部分支持華為甚至崇拜華為，占到大多數。

任正非雖然在全國推廣狼性文化，但是本人將子女後代送到美國加拿大受教育。任正非和孟晚舟為了個人的經濟利益在公司內推行中共的毛文化和文革模式，並且積極推動狼性文化在全國的宣傳普及，迫使更多的中國人接受狼性文化。但是他們自己很清楚，狼性文化是死路一條。所以，兩人一邊依靠狼性文化瘋狂斂財，一邊將所有家人送到美國加拿大，讓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成為美加創新文化的一部分。

B、投機模式決定低利潤率

從市場的角度，華為起家於投機，而不是堅實的商業模式。按照華為的公開資料，最初源於藉助深圳的特殊狀況，以偷漏稅的方式生產設備，挖掘第一桶金。後來在仿製剽竊盜版的方式，以低價供應交換機設備，降低電信運營商的採購成本，與西方設備供應商競爭。

低利潤率是投機模式的根本問題。在高科技領域，每個獨立成功的企業都需要以高利潤做支持，而高利潤率來自於堅實的商業模式，首先基於自身的技術積累和創新，其次才是管理組織與市場開拓。投機意味著，企業無技術創新，只能依靠低價搶訂單實現自身生存。由於投機無法獲得高利潤率，無法適應科技發展與進步，因此隨時在升級換代中被淘汰。

華為在低利潤泥潭中越陷越深。著華為的規模擴張，其綜合成本越來越高。華為既沒有合理的商業模式，又缺乏合理的現代企業管理，更缺乏技術創新能力，無法創造出高利潤。面對日益高昂的成本以及低利潤率，華為面對的處境日益艱難。華為只能按照過去的操作模式，試圖通過強化血汗工廠的壓榨，在低利潤率中增加一點點利潤率。華為的「狼性文化」、對35歲以上員工的無情裁員、不斷推動銷售增長，都是華為試圖增加利潤率的血汗工廠舉措。但是華為的血汗工廠壓榨，反過來更導致長期利潤率不斷降低，企業更不可能形成長期的技術積累和創新。

具體地說，華為的低利潤率無法獨立支持對5G的巨額研發投入。在商業周期中，華為在4G電信設備市場的競爭中，依靠中共體制的出口信貸，以低價搶占眾多中低端市場，維持規模擴張。但是，隨著4G市場飽和，華為的收入潛力基本已經達到盡頭。同時，5G的競爭不斷激烈，各主要廠家開始進入白熱化的市場爭奪戰。華為由於利潤率過低、內部缺乏技術積累，無法支持5G研發的巨額資金，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危機。

2、 中共體制敢死隊

在具體功能上，華為以私企實現國企功能，而且比國企更加大膽更加激進，可以稱為中國體制敢死隊。前文已經論述過，華為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進口替代、出口包工頭、以及國際擴張之矛。按照這三個階段，華為的敢死隊模式，也經歷三個過程，樹立敢死隊模式、世界擴張、挑戰歐美。

華為的敢死隊功能，源於華為是中國經濟的榜樣，對中國經濟具有直接的引導作用。華為狼性文化在全國的企業得到普及，並且支持中國的毛文化和文革回潮。華為深陷低利潤率泥潭，代表中國經濟的低利潤泥潭，經濟增長難以為繼。華為試圖以彎道超車的方式升級轉型，也帶動中國經濟的升級轉型。

華為的敢死隊角色，主要經歷生存、發展和高潮三個階段：

A、 生存階段:進口替代確立敢死隊模式

最初，西方電信設備巨頭壟斷中國市場，以極高的價格銷售進行銷售，獲得豐厚的利潤。對於中共體制來說，購買這些高價設備，需要花費巨額外匯，擠占大量其它外匯需求，讓體制極為心疼。考慮到巨大的利益，中共體制必須通過操作，對這些巨頭實施替代。

中國體制不能自己出手，因此需要敢死隊。在改革開放早期，中共積極招商引資，希望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在這個階段，中共的國企沒有膽量，以抄襲和盜版的方式，與跨國公司競爭。中共需要私企充當敢死隊，搶占跨國公司的市場。如果跨國公司強力反對，中共可以直接讓私企倒閉，避免自身的責任。

在電信領域，華為承擔起敢死隊的角色。華為本身沒有研發和生產交換機的能力，於是通過逃稅進口設備零部件進行組裝，仿製和盜版思科等設備供應商的方案，並以極低的價格銷售。在華為盜版的競爭下，交換機設備的價格降到二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以下。華為的行動為體制節約巨額外匯，受到體制的極大賞識。

華為的私企身分反過來對體制形成有效保護。華為以私企的面貌出現，起到了國企無法起到的作用，而且掩護國企的跟進。以思科為主的西方電信巨頭，面對華為越來越瘋狂的盜版行為，不能直接起訴中國政府或者國企，而只能請求中國政府作為仲裁者，試圖以知識產權訴訟阻止華為的進攻。但是，在中共的保護和拖延下，思科的行動幾乎沒有效果，華為繼續迅猛增長。可以說，通過華為的敢死隊行動，替代西方廠商設備，中共體制保護華為而不必承擔責任，形成體制與華為共同獲利的模式。

最初，華為願意做體制的敢死隊主要為了生存。華為屬於體制外單位，只能以敢死隊的身分出現，得到體制的業務支撐才能生存。另外，由於華為缺乏體制的直接資金支持，不能在體制內養尊處優，而且自身缺乏積累，隨時面對生存危機。因此，華為只能不斷做體制敢死隊，為體製做越來越多的冒死之事，才能獲得體制的後續支持，再得到體制的獎賞；

華為變成愛國的代表。起初華為等於愛國，後來是愛國等於華為。在中共的黨國體制下，黨即國家，黨代表國。愛黨即愛國，不愛黨就是不愛國。狼性文化推出之後，華為以敢死隊的身分引領中共統治的文化導向，變成願意為中共體制賣命的代表。在中共的鼓勵下，華為以愛黨的實質，宣傳成愛國的代表。華為水軍大批出動，在網絡上大肆活動，將華為等同於愛國。隨著宣傳升級，華為水軍升級為海軍，宣傳也變成愛國等同於華為，華為當體制敢死隊的角色也日益高尚化。

宣傳升級的過程也是華為敢死隊的地位日益鞏固的過程。華為等同於愛國的例子是，買華為手機代表著愛國。當中國消費者日益變窮時，人們不再購買日益昂貴的蘋果手機，轉而購買小米、華為、oppo/ivio等國產手機，因此聲稱自己愛國。在這個階段，買華為可以說自己愛國。而愛國代表華為則進一步突出華為的地位。在嚴格意義上，小米、oppo和vivo這些國產品牌手機只是為了賺錢，缺乏愛國的主人翁責任感，不夠資格做中共敢死隊。 只有華為最積極做敢死隊，所以愛國就要買華為，買其它國產品牌的意義都不夠強。在華為海軍的宣傳鼓吹下，華為必須以更激進的敢死隊行動，證明自己代表愛國甚至壟斷愛國的地位。

華為快速發展後，仍然不斷加強宣傳，強化敢死隊的角色，根本還是為了掙扎生存。根據華為的基本模式，華為無法擺脫血汗工廠，而且在低利潤率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華為想生存下來，必須更積極充當敢死隊，強化敢死隊的基礎角色，以獲得體制更大的支持，維持華為的生存。

B、 發展階段: 出口包工頭，以敢死隊身分挑戰美國刑法

賣方信貸的出口包工頭。在加入WTO後，中國開始大規模實施出口擴張，同時積極在亞非拉進行大規模投資，以換取相關國家的資源。華為作為投資擴張的一部分，依靠出口信貸，成為電信設施建設的包工頭，獲得快速發展。我在《紅色私企》中，對賣方信貸的模式，進行過詳細說明。

在這個階段，華為更加積極和大膽，充分表現出敢死隊的模式。在表面產權的歸屬上，華為與國企仍然有較大區別，所以華為必須更加積極，向中共體制效忠。同時，央企是中共體制本身，雖然執行中共的決策，但是並不積極。尤其是遇到問題時，國企的態度顯得更加消極。這種積極的態度，在重要時候表現得的較為明顯。例如，在違反伊朗禁售令的問題上，因為中共的指示，華為和中興都參與交易，表面上似乎沒有區別。但是，如果對比中興和華為的具體行為就可以看出，華為的行為更激進，全面表現出敢死隊特徵。

中興和華為的區別，是央企親兒子和私企敢死隊的差別，關鍵在於是否敢於擔責、敢於犧牲。當然，中國人基本不懂法律，不知道擔責的風險以及犧牲的後果。所以，無數私企勇於承擔責任，以個人犧牲完成中共交代的任務。在中興和華為的對比中，關鍵細節決定是否敢死隊：

a、 中興雖然執行中共的指令，但是所有行為都屬於公司行為。在需要擔責時，中興所有的責任，都是公司責任。

在表面上，中興參與伊朗交易並被美國輕鬆截獲相關文檔，而且證據非常完整，也成為愚蠢的代表。在交易審批中有個最重要的細節是，在每一筆交易中，都按照嚴格的公司報告流程，由公司不同級別的人簽名。由於一級級的簽名非常完整，證據確鑿，無可推諉，以致於美國將中興連窩端，美國商務部對中興下禁售令。

不過，如果懂法律法規的人就知道，公司不同級別的人簽名，在遇到麻煩時變成至關重要的流程。當公司各級人員簽名後，意味著業務是公司整體的決策和執行，而不是個人行為。 當美國追究責任，主要追究整個公司的責任。 所以，美國商務部出馬，以違反協議的名義採取對中興禁運的措施。這種措施的實施，屬於經濟/商業事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沒有人刑事罪名被捕。

在中興內部，每個員工為了保護自己的基本權益，層層簽名是必要手段。中興是國企，員工是體制內的人，都清楚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作為體制內的員工，每一級首先考慮的是保障個人的基本權益，即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個機制決定，任何公司下達的指令，都需要上級簽字確認，下級才會簽字執行。中興的員工也不會隨便掛名其他公司進行其他非法活動。

在個人權益優先的背景下，中興不會輕易做敢死隊。只有在中共的要求下，中興才會「被動」參與伊朗交易。如果中共不要求，中興不會主動參與。在伊朗問題曝光後，中興因為美國禁運而休克，中共必須承擔起對中興的責任。 這個責任意味著，中共負責與美國溝通，促使美國停止禁運，中興恢復生產；如果中共無法讓中興恢復生產，也必須負責撫養中興員工。因為，按照體制內的操作機制，中興為中共而受到打擊，所以中共也必須為中興的生存負責。

因為是親兒子，所以中興隨時可以為了自身利益出賣華為。中興作為體制內的一員，有權利為自身的生存而使用各種手段。當中共無能力恢復中興生產，又不能明確保障中興員工利益時，中興就有資格通過出賣華為（敢死隊），以保護自己的利益。所以，中興內部明確表態，只要能活下去，隨時出賣華為。反過來，華為對中興這種體制內的豬隊友，雖然極端憤怒，但又無可奈何。

b、華為敢死隊的關鍵在於，以個人為賭注鋌而走險，完成中共賦予的任務

在中興事件爆發後，中興文件中有華為（代號F7）規避美國監管的方式，即通過多層殼公司，以不簽名的方式訂立合約，讓美國無法抓住把柄。當時，很多人認為，這種方式非常聰明。如果中興按照華為的操作，也不那麼容易休克。

但在法律層面，任何一個違法或者違約事件都必然有相應的主體，才能實施違法/違約行動。 而華為的操作模式，雖然在表面上合同不簽字，顯得與華為無關。但是，按照法律的追溯原則，美國必然追查這個責任，直到追蹤到可以承擔責任的主體。

在華為事件中，承擔責任最終追溯到個人，而這個個人就是孟晚舟。華為想著逃避責任，以非常規的手段做合同，通過殼公司實施操作。但是無論殼公司有多少，交易經過多少個偽裝程序，最後在終極的交易中，必須有人簽字負責。孟晚舟則是殼公司的代表人，通過孟晚舟的簽字，其個人為此負責。也可以說，華為通過以個人為代價， 避免公司受到牽連。

鑒於華為公司可能是法盲，最終讓孟晚舟自己跳進陷阱。在真實世界中，律師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精通法律，經常可能是半法盲。無論是華為公司，還是華為的律師，對於終極責任的基礎法理問題，並不一定清楚。所以，華為設計出自以為聰明的操作方式。如果讓華為和孟晚舟現在回顧當時的操作模式，很可能已經認識到，並不如自己最初想像的那樣周密。

早在2013年，中國國內的網站上已經有轉載（路透社）的相關公開報道。報道梳理一個簡單的路線的分析，描述華為通過skycom的操作，規避對伊朗交易監管的過程。其中，孟晚舟在與銀行打交道的幾個關鍵動作，都可以變為嚴重的刑事指控。公開報道與滙豐銀行在2012年被罰款19億美元，又相互呼應。可以說，只要懂相關流程，再稍加關注，就會了解華為的操作手段，包括華為如何想著避開監管，以及孟晚舟作為核心操作者，其行為過程都被清晰記錄在案。

在2018年12月8日孟晚舟保釋聽證會上，控方律師作為美國檢方代表，提供起訴孟的理由和過程。控方律師的闡述內容，與當年公開報道的過程沒什麼差別。同時，控方律師應該還提供了相應的詳細證據，以支持其指控。雖然孟的律師提出反對意見，但是都被控方律師反駁。由於法官主要聚焦於孟是否適合保釋，對更深入的內容沒有追究。但是，從控方律師的態度上，美方檢控部門肯定擁有足夠的證據才如此強硬。這個過程說明，華為在skycom的操作上，不僅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明，還將孟晚舟陷入刑事案件的嚴重危險之下。

孟晚舟本身的重要性，也決定其在欺騙銀行和銷售給伊朗產品的過程中，成為敢死隊的核心成員。由於華為的狼性文化，只有為利益而相互撕咬，沒有任何的忠誠、合作和保密的概念。所以，按照當時伊朗交易的重要性，包括資金的調控轉移，任正非都不可能將核心交易部分交給外人操作，因為一旦外人離開華為或者面臨刑事訴訟，隨時會反咬一口，將交易內容和證據和盤托出，指認任正非和華為的操控，讓任和華為都面臨災難後果。 所以，任只有讓孟晚舟一手操作，才能儘量防止不必要的差錯。

當公司操作轉為個人，刑事指控因此提上議事日程。中興的模式雖然問題很大，但是有明顯的有利之處：中興雖然證據確鑿，但只是公司行為，華為的人員不需要因此坐牢。而孟晚舟的個人操作看上去很聰明，但是從長期後果的角度，孟不僅是商業違約行為，更是涉及到金融欺詐等刑事犯罪行為。2018年4月，中興休克期間已經傳出華為面臨美國的刑事調查，最後華為直接涉及到個人的牢獄之災，而且還是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遭到加拿大警方逮捕，華為的操作模式早就決定這個結果。

C、高潮階段：國際擴張之矛，以敢死隊身分挑戰世界。

在中共體制推動「2025」的戰略後，開始在全球範圍行動，實施各類高新技術抄襲仿製、購買偷盜、強制轉讓（搶劫）等操作。

在整體上，中國經濟與華為一樣，由於其血汗工廠的模式，無法實現自身的科技創新、發展和升級。而中共不安於現狀，為了發展中國經濟，必須提升中國的技術水平。所以中共採取與華為類似的手段鋌而走險，將目標盯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實施超大規模的買、偷、搶行動。

在信息產業中，華為起到極為獨特的作用，全力支持中共的技術購買、偷盜和搶劫，進而引起歐美日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而且，華為通過巨額投資以5G領導者自居，準備大規模占據5G通信設備市場，主導5G系統的建設和運行。

中共的戰略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方面，在國內，中共強制外企進行技術轉讓，強搶外企的技術，支持中國經濟增長。同時，中共號召大量私企，向華為學習狼性，藉助互聯網和國際貿易的信息渠道，從各個領域偷盜西方技術和其它知識產權。我在《實體末日》中明確，隨著中國實體經濟走向末日，能夠生存下來的私企，基本依靠假冒偽劣和偷盜，或者轉變為金融類生產模式。而後續形勢如我所料，中國私企全面從最初的血汗工廠，轉變為假冒偽劣偷盜搶的犯罪組織。

另一方面，中共加大宣傳，展示中國經濟的光明前景，極力吸引海歸回流中國。在展示中，華為成為宣傳的明星私企，增強對海歸的吸引力。中共將海歸主要分為三等：頭等以千人計劃和長江學者等為代表，這些海歸不必回中國，最好還能在國外繼續就職，持續將國外的先進知識和技術偷回中國；二等是帶著國外的祕密知識和技術回國，有效實現中國國內企業追趕國際先進企業的目的；三等是有一定知識技術的海歸，可以成為新型血汗技術人員，支持國內企業的運營。

第三方面，中共進行大規模海外擴張，在國際範圍購買和偷盜技術，華為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在華為網絡設備的支持下，中共組織國內的黑客，對歐美的網站進行大規模攻擊，盜取各種資料，獲得豐厚成果。但是，這種非法行為，不僅無法見光，更遭到西方國家越來越嚴厲的回應，並且成為川習會上的重要議題。華為則以私企的身分，表面上獨立，在歐美國家投資研發機構，對大學實施研究資助，以此實現實用技術的購買和盜取。

華為實際代表中共，以獨特的優勢，實施大規模海外擴張，起到獨特的海外擴張之矛的作用。

華為以私企的形象出現，起到中共體制和國企無法實現的功能。同時，華為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接受監管機構的監督，可以進行各類幕後操作。華為獨特之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方面：

一方面，華為可以通過靈活的手段，隨時批出大筆資金，吸引和招募知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將其納入千人計劃等項目，並且隨時可以起到監控作用。

另一方面，華為可以通過設立研發機構，隨時關注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並且獲得最新的技術，將這些技術傳回國內，帶動國內技術的發展。

第三，華為通過對美加等大學捐款，支持基礎研究，不斷獲取基礎層面的知識和技術。

第四，中共軍方的技術人員可以華為的身分，到歐美大學接受培訓。無論華為獲得的先進技術和動向、基礎研究的知識和技術，以及軍方人員的培訓，都加快中國軍事技術的發展。

例如，根據加拿大公開媒體報道，華為每年對十幾所加拿大的大學提供1800萬美元的資助，資助100名研究人員的研究，獲得其中40%成果的知識產權，並且轉移回中國。而且，華為向這些大學派駐的學習人員中，有來自軍方的人員，以獲得相關的知識和技術。

最為關鍵的是，華為的網絡設備，對於中共實施網絡攻擊和網絡盜竊起到關鍵作用，引起歐美日各國政府的高度警惕。

隨著5G商用系統開始測試安裝，美國要求歐洲各國避免使用華為設備，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也紛紛表示，要求電信服務商避免採購華為產品。甚至連中國一直拉攏的俄國，都決定禁止購買華為中興的設備。

這些國家共同行動的背後是華為網絡設備的缺乏安全性。隨著各方面數據的匯集，各國官方和民間的網絡安全組織/機構發現，中國黑客進行網絡攻擊和盜取的事件中，基本來自於華為的設備安全漏洞。

很多專業組織認為，華為是專門設置這些漏洞（因為這些漏洞並不是難以發現或者解決的問題），方便中國黑客網絡攻擊，盜取各種知識和技術。

判斷華為專門設置漏洞、用於黑客攻擊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為黑客攻擊和盜竊提供方便，同時不利於被攻擊方進行反偵查，屬於典型的保護黑客的行為；二是漏洞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多。例如，在2011-2012年，一些組織明確指出華為設備的漏洞，這些漏洞本來可以很容易補上，但是到2016-2017年，華為的漏洞不僅沒有大大減少，甚至更多。

華為網絡設備對美國造成巨大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引發美國政府各情報機構的高度關注，進而準備採取一系列打擊行動。

簡而言之，華為通過充當國際擴張之矛，成為中共擴張戰略的關鍵一部分。 華為在挑戰世界的過程中，獲得中共的大量資金支持，更增強挑戰世界的信心。

當然，華為是中共敢死隊，其出發點依據是中共體制。當華為按照中共的安排部署，不斷進取，積極挑戰世界時，華為似乎忘記了，世界面對中共和華為的挑戰有能力反擊。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戰爭的華為，雖然整天叫囂狼性，但是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恐怖。

當世界反擊時，可以如碾死螞蟻一樣頃刻毀滅華為。而華為壓根想不到，更看不到這樣的局面，仍然在挑戰世界的道路上奪命狂奔。

3、 擴大龐氏騙局後的絕境

手機業務成為新的龐氏騙局，也意味著華為面臨絕境。華為通過推動手機業務增長，維持華為的業務規模，成為華為的新龐氏騙局，掩蓋虛擬股權的龐氏騙局，防止華為的突然破產。華為對5G市場超乎想像的幻覺，表現出華為在龐氏騙局中開始面臨絕境。

收不抵支是龐氏騙局的根本原因。 從收入角度，華為仍然是私企，必須從市場中銷售獲利以維持自身生存。雖然華為獲得中共的大量資助，但只是輔助手段，不能作為華為的生存基礎。隨著4G時代落幕，華為主要收入開始枯竭，無法應對巨額支出，只能不斷做大龐氏騙局，也意味著龐氏騙局面臨破滅的絕境。

在4G時代，華為以體制包工頭的身分獲得大量業務，保持充裕的資金。除了利用賣方信貸之外，華為還在中共資金補貼的支持下，以極低的價格入市，在歐美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凶猛搶奪訂單，試圖將歐美競爭者全面擠垮。在規模增長的支持下，華為樹立起強勢形象，既通過虛擬股權集資，又可以輕鬆占壓供應商的大量資金。

華為實施大規模擴張，資金消耗急劇增加。華為在4G獲利後進行大規模研發投入，試圖在5G市場中占據更多份額，實現更豐厚的利潤。雖然中共體制對研發高額補貼，但是對華為的資金需求來說遠遠不夠。同時，華為積極推動手機業務，早期也需要大量資金，尤其是華為投資麒麟芯片等所謂的核心技術，在給愛國民眾打雞血的同時也消耗大量資金。

隨著3G/4G通信設備市場接近飽和，華為面臨銷售下降的危機。從2014-15年開始，4G設備市場逐漸飽和，即使華為有賣方信貸和超低價格做支持，可以建設的4G網絡也快速減少，華為的設備銷售增長減緩甚至停滯。重要的是，利潤率不斷降低，利潤結餘快速消失。更可怕的是，一旦設備銷售從增長變為下降，利潤變為虧損，華為的資金將急劇萎縮。

銷售下降意味著龐氏騙局隨時暴露。銷售下降從三方面，刺破華為的龐氏騙局： 一是銷售下降，現金流減少，利潤轉負。華為無法支付虛擬股權的股息，將引發華為員工紛紛退股，華為的龐氏騙局破滅；二是，華為被迫裁員，不僅需要支付華為員工的離職金，還需要用現金補償員工的退股，也需要大量資金，加速龐氏騙局破裂； 三是供應商與華為停止合作，從華為收款結束關係，以及中共的資金支持減少，進一步加速龐氏騙局破裂。

手機業務增長支持華為的銷售規模。按照市場的培育順序，先是設備市場發展，隨後帶動手機市場增長。隨著設備市場飽和，電信運營商加大市場推廣，促使手機銷售的爆髮式成長。手機銷售的滯後效應，給華為以進入市場的機會。華為手機從2012年開始規模化增長，2011年出貨300萬台，2012年2000萬，2015年1.08億，2016年1.39億，到2018年 預計超過2億台，是2012年的10倍。在2017年，手機銷售額達到2800億，與通信設備的銷售額相當。到2018年，手機銷售額相信超過通信設備，成為華為的主要銷售來源。

華為手機業務屬於賠本賺吆喝的部門。眾所周知，在世界的手機行業，蘋果和三星占據行業的所有利潤，其它廠商普遍為低利潤或者虧損。根據Strategy Analytics的2016年數據，蘋果在中國市場占據主要利潤，而華為、poop/vivo手機占據6.4%的利潤，估計華為占據1.6%的利潤，即9.29億美元，合60多億元人民幣。按照近1.4億台的銷量，華為每部手機利潤40多元人民幣。考慮到華為高昂的綜合運營成本，將運營成本分攤到手機業務上，手機業務自然處於虧損。

手機業務繼續攤薄華為利潤率。我在《紅色私企》中，列舉華為的利潤率不斷下降，根據華為2016年年報顯示，華為2016年實現全球銷售收入5216億元，同比增長32%；淨利潤371億元，同比增長0.4%。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2016年，華為的利潤率已經降到7.1%，比2015年進一步明顯降低。同時，華為不斷增加研發投入，除非在5G業務上獲得突破式增長，否則利潤率將不可避免地延續下降趨勢。

雖然華為手機試圖增加盈利，但是收效甚微。2017年開始，華為海軍崛起，並且在海外進行大規模的廣告宣傳，試圖打造華為中高端手機的形象。 華為的手機不僅銷量快速成長，而且價格不斷上升。但是，如果考慮到成本端，手機零配件價格暴漲，大幅侵蝕手機的銷售毛利。而且，華為在國外推廣中，花費巨額廣告費。另外，華為日益膨脹的運營成本，也在侵蝕其利潤率。即使華為以偷偷減配的方式降低手機生產成本，也對華為的消費者傾向造成打擊。

雖然華為手機無法盈利，但是成為新龐氏騙局的支撐點。華為手機本身不能盈利，不能給華為帶來資金收益。從商業邏輯的角度，華為不應該瘋狂投入和擴張，而是應該放棄。但是，如果從龐氏騙局的角度，華為的行為就變得非常合理。華為手機業務的迅猛成長，起到兩個關鍵作用，一方面 帶來巨額現金流，華為可以通過拖延對供應商的付款，使用巨額現金流，另一方面催大華為的規模，進而華為可以根據業務規模從銀行和基金等外部金融機構融資。

手機業務的龐氏規模超乎一般人的想像。金立手機作為一個很小的山寨機品牌，只是在幾百元的功能機時代知名，在智能機競爭中完全小小不言，而金立倒閉時爆出200億債務無法償還的消息。而華為手機的2018年銷量達到2億台，單機價格數千元，總量超出當年金立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於華為不是上市公眾公司，財務不透明，可以通過截留現金和各類外部貸款，欠款幾千億元而基本不被關注。

5G市場是華為的主打目標。華為在手機業務截留現金，主要用來支持公司堅持到5G時代。華為看到5G市場的廣闊前景，已經進行巨額的研發投資，而且積極參與到5G市場的標準制定。按照華為的打算，隨著5G市場的到來，華為可以快速占領市場，成為主要巨頭之一，從5G的巨大市場中，獲得豐厚的收益。按照華為的展望，如果能占據5G市場相當份額，就可以實現豐厚的利潤，完全可以解除手機業務和虛擬股權的龐氏騙局危機。

華為過度宣傳5G市場，到了接近幻想的程度，屬於典型的中國夢。華為在國內大規模宣傳，宣揚5G市場的廣闊前景。這些宣傳讓絕大多數希望了解未來市場趨勢，不懂行的中國人對5G產業的規模和利潤產生完全脫離現實的期望。在此基礎上，華為再宣傳自己在技術上是世界第一，遠超其他廠商，可以輕易成為市場第一。5G市場超乎想像的規模，以及華為超乎想像的競爭優勢，意味著華為將獲得超乎想像的市場和利潤。中國的大國崛起、厲害國、2025宣傳中，華為的5G也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基於華為的宣傳，當美國禁用華為系統時，華為宣傳的態度是，美國將因此落後於世界的5G市場發展。

人們越是面臨危急形勢甚至絕境時越容易幻想，自我畫餅鼓勵自己努力前行。華為海軍對華為手機的鼓吹，以及華為對手機業務的重視，充分體現華為對手機業務龐氏騙局的依賴。而華為對5G市場前景的幻想，表明華為已經陷入絕境。（未完待續）

原標題為：再談華為與中國IT業:中共敢死隊的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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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文章轉自看中國

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