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1月23日訊】1933年我出生在浙江余杭一個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祖父年輕去世，22歲的祖母撫育繈褓中的父親長大成家，一個寡婦，艱難哪。父親是個壯漢，幹農活是一把好手，但好景不長，萬惡的日寇發動了侵華戰爭，父親也遭了噩運，31歲離我們去了。從此兩代寡婦相依為命，含辛茹苦把我們姐妹撫育成人。我20歲時被任命為塘棲區完小校長，長輩才有了笑容。只是家庭成分是地主，不能與家裡密切接觸。妹妹住到了朋友家裡，兩代長輩理解體諒我們。因為我工作出色，要求進步，當選余杭縣第一屆人大代表。早已是共青團員的我由區委書記、區宣教委員介紹入黨。那是1954年，年底已辦理好各項入黨手續，只待召開支部會通過。誰料有人密告我寄了40萬元（折合現在的幣制40元）給家裡，說什麼「她一隻手寫入黨申請，另一隻手給地主母親寄去大筆的錢」。於是我受團嚴重警告處分不能入黨。1955年元旦，余杭縣校長在臨平開會，半夜裡我冒著大雪，偷偷地到家中探望祖母和母親，並告知這一切，三個人抱頭痛哭。臥病在床的母親悲憤交加，三天後含怨去世了！臨終前叮嚀祖母：不能告訴大丫頭（指我）。媽媽的有生之年剛到45周歲。

1958年夏，海寧反右運動開始。在領導反復動員、勸導下，我就陷入了「陽謀」之中。有老師們提供材料，讓我以漫畫形式揭發縣委某領導害死兩條人命還逍遙法外當他的官。雖然此畫引起了轟動，一時群情激憤，紛紛主動簽名要求嚴辦兇手。可是不到半天，烏雲翻捲，氣候突變，我們幾個鳴放積極分子被大批大鬥，成了極右、一類、二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被降職降薪到最低一級，監督勞動改造。從此送入另一學校做雜工。教導主任周振英，常在師生面前大喊大叫「右派分子就得老老實實！」。當我急性爛尾炎發作時，她竟然硬說我是裝死，後幸被校長讓人送我去醫院治療。數月後，海寧縣的幾十名右派全部被遣送東山窯廠監督勞動。那是公安局辦的專政機構。除了右派，還有地、富、反、壞分子，有閒散人員，出身成份不好的年輕人，有小偷小摸的孩子，最小的僅9歲。這裡沒有人權，沒有人的尊嚴，法律在此無容身之地。

進廠後，正值高舉三面紅旗大煉鋼鐵、大放衛星時期，男女老幼高強度勞動，365天不中斷，有病也堅持幹，糧食限制，吃不飽肚子。我全身浮腫，眼睛似一條縫，閉經，血色素僅5克，可是仍要擔負繁重的勞動。我被分配與男性一起抬泥，鞋子磨破了赤腳，開始雙腳血跡斑斑，後來磨成老繭反而不痛了。那些孩子敲石子，叫我管著他們，有的孩子會大罵「右派分子不老實」。我忍著，同情他們，他們本應該在學校接受教育的啊！在那個可怕的環境裡，人還不如一條狗，食堂裡的小狗每天吃得搖頭擺尾歡蹦亂跳的。

1962年我被勒令下鄉勞動，我與李仲華（原是海甯政協委員，在會上發言批評有關領導而劃為右派，同在東山窯廠勞改）領了結婚證，回到余杭縣東安村我的家鄉，與祖母和兒子一起生活。從此離了狼窩又入虎口，四清文革，運動不休，造反抄家，批鬥遊街，關吊捆打，家常便飯。一年四季手臂上戴個白臂章，黑漆寫著「右派」兩個字，大門上也寫著黑字，早請示晚彙報，常常被拉去義務勞動。我丈夫李仲華在大隊絲印社刻版工作，絲印油墨極毒，別人都戴防毒面具，他沒有（後來死於右肺萎縮與那時的受虐待有關）。他工作忙，走不出去參加義務勞動，就在他的工分裡扣，所謂代「義務勞動工分。」

在文革中我們常常半夜半夜地被拉出去搭台批鬥。越鬥我越要向上寫信申訴，越鬥越寫，越寫越鬥，如此惡性循環。造反派大聲問：「你再向縣裡寫不寫信了？要老老實實交待！」我堅決地說：「放我回去就寫！」一陣拳打腳踢打翻在地，治保主任用木棍將我打昏。有一次在公社批鬥，被人武部長用槍筒撬碎我的門牙。

最最痛苦的是骨肉分離！我與前夫所生的兒子在班主任老師教導下與媽媽劃清界線，看著孩子遠去的背影，我號啕大哭，傷心欲絕，從此老死不相往來。是誰奪走了我的兒子？！小兒子英年早逝，遺下我的孫子，還在讀書。改正後我做回校長。1987年被選為余杭縣第八屆人大代表。丈夫李仲華則在余杭雙林鄉中心小學任教，當工會主席，2001年故世。

往事淒淒，不堪回首……後半夜了，黎明前更加黑暗。思緒猶如萬馬奔騰，睡意全無，我要挺身去面對更殘酷、更慘烈的現實！

－－轉自新世紀

責任編輯：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