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9月09日訊】

經濟自由衝擊政治自由

十九世紀初，英國在邊沁（Bentham）等自由主義者的敦促下，從事大幅政治改革，伴隨著邁向高度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在經濟安排發生這樣變革後，一般民眾的幸福水準確實有驚人的提升。然而，之後興起一波反動浪潮，政府逐漸增加對經濟事務的干預。這波集權主義的浪潮，在兩次大戰的推波助瀾下，不只在英國，也在其他國家波濤洶湧起來，在民主國家，社會福利取代自由成為主旋律，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F. A. Hayek）等人看出該波反動浪潮對個人自由的潛在威脅，擔心集中控制經濟活動的趨勢持續，將會走向「奴役之路」，他們強調經濟自由是成就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

二戰後的事態發展，在某些國家顯示出計劃實施的結果並非自由受限，而是經濟改革反轉，英國是個顯例，轉捩點是所謂的「僱用管制令」。儘管當時有很大疑慮，工黨政府仍認為，若要執行該黨的經濟政策，還是必須頒布該法令，但若徹底強制執行，該法令等於是要集中分配個人的職業，這和個人自由的衝突非常大，以致該法令只在極少數個案獲得執行，且在很短一段時間後就被廢止，之後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明確地改弦更張，減弱對各種中央計畫與方案的依賴，撤除許多管制措施，加強民間市場的功能，大多數民主國家，當時也發生類似的政策轉變。

單憑歷史證據，無法讓人信服政治自由和經濟安排有密切的關係。自由的主張發生於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發展的同時，也許純粹只是巧合。人類是不完美的生靈，關於社會組織，怎樣防止「壞」人為惡的消極問題，和怎樣使「好」人得以為善的問題，同樣重要。社會組織的基本問題是怎樣協調多數人的經濟活動。基本上，只有兩種方法可以協調數百萬人的經濟活動，一種是中央集權指揮，需要使用強迫手段，這是軍隊和現代極權國家的做法。另一種是人們自願合作，這是市場裡的做法。

自願合作取得協調之所以可能，有賴於交易雙方都可獲利，交易因此能達成協調，毋需強迫，自由私人企業交易經濟或競爭性資本主義就是如此。在現代社會，引進了企業，作為個人的兩種身分之間的媒介，亦即作為服務提供者的個人和作為物品購買者之間的媒介。若我們持續倚賴以物易物的交易，分業與分工的程度不會有很大的進展，因而貨幣被引進作為使交易更便捷的工具，同時使交易的購買和銷售動作得以分成兩個步驟。

儘管企業與貨幣在實際經濟裡扮演重要角色，儘管企業與貨幣衍生出許多複雜問題，達成協調的市場辦法，其核心特徵仍是：合作全然是個人的，而且是自願的，只要（一）企業是屬於私人的，所以訂立交易契約的終極主體全是個人；（二）個人擁有有效的自由，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進行任何特定的交易，所以每筆交易都是自願的。

如此籠統陳述這些條件很容易，要詳細說明或要準確指明哪些體制安排最有助於維持它們存在，就困難多了。基本要件是維持社會治安，防止個人被他人暴力脅迫，以及執行自願簽訂的契約，從而讓「私人之間」契約具實際效力。除此基本要件外，最困難的一些問題也許源自獨占—它抑制有效的自由，使個人沒其他選擇取代特定交易—以及源自「鄰里效應」或外部效果—這是對第三者的影響，不可能收取費用或給予補償。

只要有效的交易自由獲得維持，市場組織經濟活動的核心特徵就是，在個人大部分的經濟活動上，市場阻止任何人干擾他人。消費者得到保護免於某個賣者的強迫，因為有他可以與其交易的其他賣者存在。賣者也可以得到保護免於某個消費者的強迫，因為他可以賣給其他消費者。受僱者得到保護免於某個雇主的強迫，因為他可以為其他雇主工作。而且市場這麼做，完全不問個人的身分、地位、關係、好壞，也毋需中央集權指揮。

事實上，反對自由經濟的一個主要理由，正是市場把這個工作做得太好，它給人們他們想要的，而不是某個特定團體認為他們應該要的。大部分反對市場的理由，背後隱藏著對自由本身缺乏信心。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不會消除我們對政府的需要，相反的，作為決定「遊戲規則」的論壇，以及作為解釋與執行既定規則的裁判，政府是必需的。市場的作用是大幅減少必須用政治手段解決的議題範圍，從而極小化需要政府直接參與遊戲的幅度。通過政治途徑採取的作為，往往要求或執行很大程度的全體一致同意。相反的，市場的好處是允許廣泛的多樣性，每個人都能投票選他想要的領帶顏色且得到它，他不用看多數派想要什麼顏色，若他是少數派就得委曲自己。當我們說市場提供經濟自由時，指的就是市場的這項特徵，此項特徵的意涵，遠超過狹隘的經濟範疇。政治自由的意義在於個人不受國人同胞的強迫。強迫的力量不論是握在帝王、獨裁者、寡頭獨裁者，或一時的多數派手中，對自由都是根本的威脅。自由的保全，要求盡可能消除權力如此集中，以及分散任何不能被消除的權力，亦即要求有一套權力制衡的制度。藉由將組織經濟活動的工作移出政府控制的範圍，市場消除了政治當局的強迫力量，它使經濟力得以制衡而非增強政治力。

經濟權力能被廣泛分散，沒有什麼定律迫使新經濟權力中心的成長必須犧牲既有的權力中心，而政治權力則較難以分散。世上可能有為數眾多的小型獨立政府同時存在，但要在某一個大型政府裡維持多個同等有力的小型政治中心，就遠比某個經濟裡有許多個經濟權力中心難得多。一個大型的經濟裡，可能有多個百萬富翁，但一個國家裡，真正傑出、匯聚國人能量與狂熱的政治領袖，可能會有一個以上嗎？若中央政府的權力增加，各地方政府的權力很可能被犧牲削弱。要被分配的政治權力，似乎有一個固定總量。如果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連結一起，權力的集中幾乎不可避免。若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分離，前者就能牽制或抵抗後者。

自由社會的一個特徵，是個人有提倡與公開鼓吹根本改革社會結構的自由。人們能公開提倡與推動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政治自由的標誌。同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裡的政治自由，隱含著人們有提倡引進資本主義的自由。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提倡資本主義的自由怎樣才能獲保全呢？若要人們提倡什麼，首先要讓人們能夠賺錢養家活口，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就是個大問題，因為所有工作都直接受政府機關控制。要一個社會主義政府容許它的僱員提倡直接忤逆官方教條的政策，需要該政府確實做到自我克制，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讓我們假定社會主義政府確實做到了自我克制，然而提倡資本主義若要有任何意義，提倡者必須能為他們的主張供應資金，以舉辦公聽會、出版小冊子文宣、購買電台電視台時段、發行報紙雜誌等等。他們如何募得資金呢？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可能有些人有很高的收入，但這些人必然是政府高官。我們還可能想像有這麼一位低層的社會主義政府官員，雖公開提倡資本主義，卻仍保有工作，但，再怎麼輕信的人，也很難想像會有社會主義政府的高官資助這些「顛覆」活動。

唯一籌措資金的辦法也許是，向大量的低階官員募集小額捐款，但要能做到，需先假定許多人已被洗腦了，但問題是，怎樣啟動和資助宣傳活動去說服很多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激進的社會運動從來不是這樣的獲得資助的，只需說服少數幾個有錢人，便可得到資金來啟動任何理念的宣傳，不管這理念有多怪異，而且這樣的人或獨立的贊助中心，為數還很多。事實上，甚至於毋需說服有大筆資金的人或金融機構相信被傳播的理念正確妥當，只消說服他們相信這傳播事業能在財務上成功。說服他們相信，所發行的報紙、雜誌或書籍，或所舉辦的其他宣傳事業，有利可圖。

市場就這樣打破惡性循環，終於可能讓許多民眾掏出小額款項，贊助這種宣傳事業而毋需先說服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就沒有這種可能性，那裡只有全能的政府。在自由市場社會裡，有資金就夠了。紙張的供應者將紙賣給任何一家報紙的意願一樣高；但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光有資金是不夠的，我們想像的那個資本主義提倡者，必須說服政府的某一工廠造紙賣給他，說服政府的某一印刷廠打印他的文宣小冊子，說服政府的某個郵局把它們給民眾，說服某個政府機關租給他某間會議廳，等等不一而足。

或許有某個辦法可以克服這些困難，保全社會主義社會裡的自由，這不能說完全不可能。但是，要建立體制有效保全提出異議的可能性，確實有許多真實困難。在一向贊成社會主義但也支持自由的人士中，從來沒有哪位真正面對過這個問題，或還算認真地著手詳述在社會主義之下允許自由的一些制度安排。對照之下，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市場促進政治自由，是毫無疑義的。二次大戰前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個人遭遇是個顯例，從一九三三年起到二戰爆發，邱吉爾不被允許透過英國的無線電波發聲，這電波是英國政府的獨占權利，由英國廣播公司管理。我們知道，邱吉爾是英國一個很有地位的公民，一個國會議員，一個前內閣閣員，一個拼命想盡辦法企圖說服他的國人同胞採取步驟防備納粹德國威脅的人，他卻不被允許透過無線電波向英國人民發聲，因為英國廣播公司是政府獨占事業，而邱吉爾的立場太有「爭議性」。

美國麥卡錫主義事件

另一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實例，見諸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出刊的《時代》雜誌。故事是這樣的：「奧斯卡頒獎典禮是好萊塢最大的名氣造勢活動，但兩年前名氣卻遭殃。當某位羅伯‧李奇（Robert Rich）被宣布以《勇者》（The Brave One）獲最佳編輯時，他未曾現身。羅伯‧李奇是個假名，掩飾某位被美國電影業懷疑為共產黨員或同路人……而從一九四七年起被列入黑名單的劇作家；列入這份黑名單的劇作者為數約一百五十人。這事件特別令人難堪，因為美國電影學院向來禁止任何共產黨員或第五修正案的申辯者角逐奧斯卡金像獎。上週，有關共產黨的那條規則，以及關於李奇真實身分的謎底，突然都被改寫了。

結果李奇的真身被認出是達爾頓‧特朗伯（Dalton Trumbo），《強尼上戰場》（Johnny Got His Gun）的編導，最初拒絕在一九四七年國會所舉行的聽證會就電影業的共產主義風作證的十個劇作家，即所謂『好萊塢十君子』（Hollywood Ten）之一。製片家法蘭克‧金（Frank King）曾經頑強地堅持，羅伯‧李奇是『西班牙一個留鬍子的年輕人』。他現在改口說：「盡可能買最好的印刷本，是我們對我們的股東該負的一項責任。特朗伯帶《勇者》的劇本來見我們，然後我們把它買下來」……

事實上，這是好萊塢黑名單的正式結束。對被禁的劇作家來說，非正式的結束早就發生。目前好萊塢製作中的電影至少有百分之十五的劇本，據傳是黑名單上的劇作家寫的。製片家法蘭克‧金說：「好萊塢的幽靈，比林茵紀念公園（Forest Lawn）裡的還多。在好萊塢，每家公司都採用黑名單上的劇作家的作品，每個人都知道這回事。我們只不過率先承認罷了。」

人們可以認為共產主義會摧毀我們的一切自由，可以竭盡所能堅定與強烈地反共，但同時也都認為，自由社會應當無法容忍某個人被阻止和其他人達成兩願且互利的安排，只因他相信或企圖促進共產主義。他的自由包含他促進共產主義的自由。自由也包含他人不和他在那種情況下交易的自由。好萊塢的黑名單是一項破壞自由的非自由作為，因為它是一項共謀串通的安排，企圖使用強迫手段阻止兩願交易。它之所以沒產生作用，是因為市場使堅持黑名單的人付出昂貴的代價。商人重利，經營企業的人有盡可能賺錢的動機，保護了黑名單上的那些人的自由；因為商人重利，所以那些人有別的就業機會，而商人們也有僱用那些人的動機。

若好萊塢電影業是政府的企業，就很難相信「好萊塢十君子」或其他同類人找得到工作。同樣也很難相信，強烈擁護自由主義與私人企業精神的人，乃至強烈擁護任何有異於現狀之見解的人，能找得到工作。

關於市場在保全政治自由上所扮演的角色，這個美國在麥卡錫主義時的經驗可作顯例。撇開所涉及的實質問題不談，也姑且不論所指控的罪名是否有事實根據，要問的是：有什麼可以保護人們、特別是政府雇員，對抗不負責任的指控，免於忍受要如實回答就會違背良心的審訊探查？他們的根本保護，在於有個他們可以於其中工作謀生的民間市場經濟。不過，這種保護不是絕對的，許多民間雇主，不管對錯，不願僱用那些被當眾羞辱過的人。代價通常讓提倡不受歡迎之主張的那些人承擔固然沒道理，但相比之下，代價讓許多被牽連到的人承擔也許真的更沒道理。然而，這些代價卻是有限的，不像當政府僱用是唯一的可能時，那樣高得嚇人。

有意思的是，在受牽連的人當中，有一大部分後來加入最競爭的經濟部門，如小生意貿易、農業，那些市場是最接近理想的自由市場。買麵包者不知道做麵包的小麥是產自某個共產黨或共和黨或憲政主義者或是法西斯主義者，或是某個黑人或白人。此例說明了一個不問個人身分的市場，怎樣隔開經濟活動與政治見解，從而保護人們免於因為一些和他們的生產力無關的理由，而在經濟活動上遭到歧視，不管那些理由是基於他們的政治見解或基於他們的膚色。

自由市場保護受歧視者

在像美國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裡，在競爭性資本主義的保全與強化上，有最大利益輸贏的群體，是那些最容易被多數族群懷疑與歧視的少數族群，如黑人、猶太人、外國移民等等。有夠矛盾的是，自由市場的敵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有不成比例的一大部分新血，卻是一向來自這些少數族群。他們不但沒看出市場的存在一直在保護他們免受多數美國同胞的傷害，反而誤將殘餘的歧視歸咎於市場。

弗利曼很清楚地道出自由經濟或私產或市場經濟在打破政府管制和歧視等等不自由、不公平環境的威力。一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應是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前者是自由經濟或經濟自由體制下的寫照，後者是政治自由或自由民主社會下之情況。由一九八０年代蘇聯、東歐共產倒向自由市場經濟，以及中共經改放權讓利可以印證前者，即使在政治獨裁下開放經濟管制，讓市場自由運作，也能改善及增進人民的經濟生活。

其實，弗利曼自己在一九七五年向智利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的軍政府推銷自由經濟，被皮諾契特採納而由「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進行經改，在皮諾契特在位的十七年間，致力推動市場自由化政策，締造了生氣蓬勃的經濟成長，讓智利迅速躍升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國家。由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五年，每人平均實質所得增加一倍半以上，通貨膨脹率由每年百分之五百降到百分之八，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六十六降為千分之十三，平均壽命由六十四歲上升到七十三歲。令人意外的是，皮諾契特將軍接受人民的裁決，安排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進行總統大選，將政權交給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讓智利恢復真正的政治自由，而皮諾契特下台後流亡海外。

智利的經驗標示著：在軍事高壓統治下，是可進行經濟自由化，當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提升之後，就衝擊政治民主化。台灣也是一個例子，在戒嚴高壓統治的一九六０年代進行經濟自由化之後，經濟起飛成就經濟奇蹟，爭取自由的社會運動就逐漸出現，經歷野百合學生運動等等抗爭活動後，於一九九六年進行總統直選，開啟了民主政治的大門。

智利經改V.S.中共經改

弗利曼的理論在智利得到印證，即便讓他在一九七六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受到抗議，且被批判成「為虎作倀」，幫凶狠極權者鞏固權力，但他仍不計毀譽，堅持經濟自由化的威力，且不計個人的利害還是很樂意向獨裁專政的政府領導人推銷自由經濟理念，並助其轉化為政策付諸實施。他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次「中國行」就與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對談兩小時，推銷自由經濟。中國是在一九七八年底由鄧小平發起放權讓利經改，開小門允許鄉鎮企業自由，而一九八０年小幅度的自由市場出現，絕大部分都在食品方面，一九八八年弗利曼到訪時，除了食品外，衣服及日常用品方面都出現了自由市場。在上海，有一家批發市場銷售鈕扣給生產成衣的小型私人企業。同樣地，許多村莊的收入由全部仰仗農業，轉變到大部分依賴當地小型製造業。知識分子也較為開放了，演講會上討論的範圍較廣。但是，人們願意自由講話的意願還是不高，有位弗利曼一九八０年在上海認識，後來有聯絡的教授，一九八八年時不願意到弗利曼下塌的旅館房間碰面，因為他認為房間內有竊聽器。

弗利曼一九八八年第二次中國行與當年的總書記趙紫陽對談，長達兩小時的兩人談話頗不尋常，因為趙紫陽見訪客時間通常只有約半小時，而且會談結束後，趙紫陽親自送弗利曼出來並容許拍照，這是史無前例的。弗利曼覺得會談本身很有意義，弗利曼一直相信，經濟的概念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學來的，許多極聰明甚至受過訓練的專業經濟學家，雖然懂經濟學，但無法體會其中奧祕。而有些沒有受過什麼經濟學教育的人，反而對它很有概念，能得其精髓，趙紫陽給弗利曼的印象就屬於後者。趙紫陽對經濟情勢、市場運作的了解在弗利曼看來是十分深入廣泛，更重要的是，趙紫陽認為重大改革確有必要，並表示出對改變的開放態度。

趙紫陽先將他所看到的中國經濟情勢、面臨的問題，以及他想要採取的解決辦法，以條理分明、簡單易懂的方式加以說明。他說的重要之處是：「本黨十三次代表大會，確定我們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弗利曼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國家是由上到下組成的，而市場是由下面開始運作的，這兩套系統不可能相提並論。國家可以控管到部分的經濟及市場，但趙紫陽所說的組合是不可行的。」

弗利曼在上海會見江澤民時，以及五年後江接替趙紫陽，他們在北京再見到江時也聽到類似的說法，但其中確有很大的差異。趙紫陽接下來的談話，以及他回應弗利曼的話都顯示出，他知道這兩個機制在先天上是有矛盾存在的，而江澤民卻沒有這種認識，趙紫陽真正了解到開放市場的意義何在，江澤民則未必。

沒有人能夠否認趙紫陽是個共產黨員，他也不是要以總書記的身分來顛覆共產黨，他是真的相信妥善利用市場機能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共產黨的權力及穩定，不只要讓黨細密的控制經濟發展，而是要去促進人民的福祉及繁榮。弗利曼不同意趙紫陽的理念，但弗利曼絕不懷疑他的誠意。

弗利曼後來發現他們會談之所以特別的部分原因，是趙紫陽陷入嚴重的困境中。趙紫陽是經改八年來解除價格管制最主要的擁護者，也對經濟擴展方案給予熱烈支持。當中國銀行為了應付擴展，發行過多貨幣，因而導致通貨膨脹後，趙紫陽受到指責並被嚴重批判在市場改革走過了頭，其實市場改革是降低而非增加通膨壓力。在該年夏天共黨高層會議後，兩大派系已然形成，一是以趙紫陽為首的加速改革派，一是以李鵬為首的停止或暫停改革派，謠傳說趙紫陽已失勢。

弗利曼和趙紫陽的會面，由於有《人民日報》人員出席，讓趙紫陽有機會公開他的想法，還讓外界知道他還在掌權。趙紫陽仔細準備會談的開場白，主要不是為弗利曼，而是為了廣大的中國民眾，以及為即將召開討論相同問題的高峰會議暖身。弗利曼覺得會談最後的一些談話聽起來像是夜行人吹口哨，為自己壯膽而已：「我們的方向不會改變」、「香港的報紙……認為中國領導階層發生分歧，事實並非如此。」

兩人的會談在中國和香港的報紙上吸引了很大注意。趙紫陽送弗利曼離開的照片被登出來。事情的真相一直到八個月後天安門事件才浮現出來，雖然該段期間，趙紫陽的權力已逐漸被移轉到李鵬。事件爆發後，趙紫陽非常清楚不鎮壓會失去權力，但仍然拒絕對示威者給予強力鎮壓。當他和李鵬直接走出來在天安門廣場和學生講話時，很感性的說，將不會再見到大家了。聽到趙紫陽最後講話的弗利曼中國朋友，許多人當場掉下了眼淚。在領導階層同意用武力鎮壓後，趙紫陽就被軟禁在家，直到二００五年一月十七日去世。

中共領導階層試圖將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歸於趙紫陽將市場自由化以及使市場大幅開放的政策，弗利曼也常在報導上被引述為對趙紫陽有不良的影響。這對弗利曼沒有影響，但在趙紫陽身邊的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中國兩次政治民主契機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學生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其實是符合弗利曼的「經濟自由先行」，接著會出現政治自由的理念，並衝擊現有舊體制而出現抗爭運動，終而走入自由民主體制。這在智利和台灣都成功實現了。如果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見抗議學生時，能夠勇敢的站在學生這一邊，共同呼求自由民主，在現場眾多國際媒體的見證和報導及傳播下，或許血腥鎮壓不幸事件就不會發生，而共產專制解體，民主體制就會出現，可惜事情不是這麼發展，或許是趙紫陽受中共黨文化沉浸太久，無法拋開「共黨專政，由黨中央主導」這種中心思想，此由上文引述弗利曼的論評可見端倪，也可由一九八八年，在場陪弗利曼與趙紫陽對談的張五常教授之評述得到印證。

張五常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發表的〈大同小異——評趙紫陽與佛利民（弗利曼）的歷史性會談〉文中，將兩人的言論水準評為大同小異，而趙紫陽只中學畢業，弗利曼是名滿全球的大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說趙紫陽不但懂經濟，而且有深度。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趙紫陽與佛利民（弗利曼）的對話〉一文中，透露出弗利曼夫婦見過趙紫陽之後返美，就聯名寫了一封他們十多年來沒有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那封信很長，其中大部分是關於中國之行。信中對趙紫陽的評述是這樣的：「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這已非常明確的認為，在維護共黨最高權力下是不可能再進一步開放，而以該聖誕信作為歷史檔案「存證」。

事實的演變印證弗利曼的先見之明，趙紫陽被削權、軟禁，所謂漸進式且以維護共黨最高權力的經改路線仍被執行，矛盾於焉產生，於是張五常擔心的「體制性貪腐」及「後發劣勢」局面赤裸裸出現，著實令人遺憾！「六四學生運動」其實是實現民主政治體制的一個轉捩契機，可惜趙紫陽迷信「（共黨）體制內改革」，不敢像兩年之後俄羅斯的葉爾欽一樣站在示威學生這一邊「登高一呼」讓解放軍砲口轉向，卻讓坦克輾壓學生，自己也從此被軟禁至死，而中國的民主化終究功虧一簣！

「六四事件」血腥鎮壓激起全球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中國經濟乃陷入困境，下崗失業激增。由於兩種因素的作用，讓中國經濟在一九九三年弗利曼第三次造訪中國時，已感受到蓬勃發展，一是台商大舉西進，填補了資本的空缺，二是一九九二年法輪功開始在中國洪傳，其以「真善忍」要求修習者凡事找自己、不怨天尤人、教人做好人、把「吃苦當成樂」，讓大量下崗失業者能平和過日。而短期間近一億人學習，讓失業沒成為問題，而勤勞不計較得失的工作心態，不但讓社會安定，生產力也提升。但到一九九九年由於法輪功傳布太快太廣，引發其他氣功門派的反彈打壓，法輪功學員遭到莫明的欺壓、抓捕，學員們乃向公安部門反映並作澄清，終而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萬法輪功學員「上訪」中南海。這批學員由中國各地自發前來，所用的請願方式異於一般，他們以寧靜祥和的心態，以及對政府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展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規模的，為了「人權」的請願活動。

隊伍雖然很長，但很安靜，非常祥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接見了法輪功請願代表，合理回應了申訴。二十分鐘內，法輪功學員們就秩序井然的解散回家，現場且清理乾淨，沒有留下一張紙屑，連公安的煙蒂都清理乾淨。這種神奇的事讓當時在場的國際媒體如CNN等均指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群眾事件後，中國第一次的大規模群眾請願活動，並一致肯定這場和平的上訪活動，且對中國的民主寄予厚望。許多外國政府領導人和觀察家們都認為此一事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訴和政府回應的良好模式。可是，往後的發展卻令人詫異且深深痛惜和遺憾，因為事件被反轉抹黑為「上萬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

中共在江澤民一聲令下，於該年七月二十日展開鋪天蓋地的「血腥鎮壓法輪功」，其殘酷程度千百倍於六四事件。原本誇下海口以為傾舉國資源，在三個月內就可消滅法輪功，沒想到迄二０一八年，二十年來法輪功不但傳遍全世界，而且中國境內的法輪功修煉者也挺了過來，學員們靠著一股不懼怕流氓手段，也不屈服於邪惡的正信正念力量，心存善念向世人講清真相，使得中共的欺騙與謊言逐一被揭穿、敗露，更激發一波波退出共產黨的浪潮。

「六四事件」和「四二五中南海上訪」兩個事件都是「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契機」。第一次的民主契機就在趙紫陽拋不開共產黨桎梏下稍縱即逝，換來的是一片腥風血雨。第二次則在一小撮人的「私念、嫉妒、貪心」的一念之間風雲變色，「第二次的民主化契機」，又被硬生生的扼殺。中國經濟在政府驅動型投資促成的世紀大泡沫下瀕臨崩潰，千禧年起中國經濟崩潰、甚至是「中國即將崩潰」就傳了開來，中共極權專制的瓦解可說在旦夕之間。如果自由世界人士不受中共威逼利誘，反而能大力聲援中國人的反共爭自由、人權，中國「民主」應可期待的。智利和台灣已經走在前頭了，也印證了弗利曼的理論，中國也不可能例外，畢竟中國人民已覺醒了啊！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共的經濟改革在共產黨掌控之下開放市場、實施所謂的市場經濟，是中共聲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黨國資本主義」下的經濟，在此種制度下的經濟成長或經濟發展是如何呢？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