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9月13日訊】

財閥之秋

中國的菁英很清楚這些情況，也預期混亂將來到，對中國金融崩潰的預期心理驅動史上最洶湧的一波資金外流潮。中共的法律禁止人民每年匯出超過五萬美元到國外，但把現金透過合法或非法手段弄出國的技巧很多。一些技巧很直接，就把現金塞進行李箱登上出國的飛機。二○一二年《華爾街日報》報導：「今年六月，一名飛抵溫哥華機場的中國男人擕帶了約十七萬七千五百美元的現金—主要是美元或加幣百元大鈔，塞在他的皮夾、口袋，還有藏在行李箱的襯裡……發現這些現金的加拿大邊境官員說，這名男子告訴他攜帶這些錢準備用來買房子和汽車。他帶著現金離開機場，只支付了罰款。」

另一個例子是，一名中國釀酒業億萬富豪從上海搭機抵達澳洲雪梨，開一小時車到鄉間參觀一座葡萄園，當場出價三千萬美元買下那座酒莊，然後又以同樣匆忙的速度返回上海。其他資金外逃的技術較複雜，但同樣有效。一個廣受喜好的方法是與貪腐的澳門賭場業主打好關係。出手闊綽的中國賭客可憑銀行帳戶擔保獲信用額度。這位賭客可以故意在貴賓室假裝的豪賭牌局中輸掉一筆巨款項。賭債很快透過賭客在中國的銀行帳戶簽帳支付。這種轉移並未被計算在每年匯出外國金融的限制，因它被當作合法的支付。這位「不幸的」賭客日後再從貪腐賭場業主要回現金，並支付洗錢服務的佣金。

更巨額的金錢可透過虛報發票金額的出口和進口而挪移至外國，譬如一位中國家具製造商可在巴拿馬等避險天堂設立空殼經銷公司，假設每件傢俱正常的出口價格是兩百美元，這位製造商可低報發票金額給巴拿馬公司，只收每件一百美元。巴拿馬公司可以把貨物以每件二百美元轉賣給正常的經銷管道，如此可從低報發票金額得到每件一百美元的「利得」，並留在巴拿馬。如果經銷的傢俱有數百萬件，累積在巴拿馬的「假利得」可能高達數億美元，若不用發票造假手段，這些錢應該匯到中國。

中國菁英的資金外逃，只是菁英與平民階級所得不均這個大問題的一部分。在都市地區，頂層百分之一家庭的所得，是所有都市家庭平均的二十四倍。就全國來說，頂層百分之一和平均家庭的所得差距更達三十倍。這麼大的貧富差距還是官方公布的數字，若將隱藏的收入和資金外逃算進去，差距更大。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和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家胡永泰就說，若計算「隱藏所得」（包括以不正當手段獲利的未申報所得），中國最富百分之十家庭的所得，是最貧窮百分之十家庭的六十五倍。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中國專家裴敏欣指出，中共的貪腐、循私舞弊和所得分配如此的不均，以致社會的情況類似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整體的金融、社會和政治不穩定如此嚴重，已對中共的繼續統治構成威脅。

中共官員雖然知道問題嚴重，但堅稱已採取修正措施，且以中國經濟的整體規模和活躍成長來看，這些問題都可控制。不過，已開發和新興市場在過去三十年來發生的崩潰與恐慌歷史斑斑可考，中共領導人對他們避免金融災難的能力不能過於樂觀。國有企業、銀行業、政府和儲蓄的民眾規模如此龐大，且彼此緊密交織，製造出的複雜體系已瀕於臨界狀態，只待一點星火就能觸發燎原火勢。中共領導階層面對的更大問題是，無法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再調整過程中避免成長大幅下滑。此種成長下滑就是大家擔心的硬著陸，是中共和全世界都還沒做好準備的事。

要了解中國面臨的再調整挑戰，必須重新檢討中國對基礎建設的偏愛，中國的過度投資證據不只是報導的巨大火車站和空蕩的新城市。ＩＭＦ曾對中國的投資作了一次嚴格的分析研究，並與三十六個開發中經濟體作比較，其中包括十四個亞洲經濟體，結論是：中國的投資高得離譜，投資占ＧＤＰ的比率，可能比經濟基本面應有的水準高出約十個百分點。

過度投資的責任歸屬很清楚：國銀和國企、親信貸款的貪腐體制，以及處處可見的不良投資。國銀供應低廉的資金給國企，國企則把錢浪擲在過度擴充產能和打造鬼城。更令人不安的是，基礎建設不只浪費，而且無法長期持續。中國現在的每投資一美元產生的經濟產值低於過去，表示邊際報酬率下降，若想在未來幾年保持ＧＤＰ成長率，需占ＧＤＰ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投資，這不只是消費和投資取捨的問題，家庭儲蓄率在融通未來的投資以增進成長、提升未來消費，這是典型健康的發展模式，但前提是：這是自由市場帶動、人民自發決定的，不是由政府強制的。中共的政府投資驅動模式是不健康的，浪費資源且衍生貪腐、過剩供給、鬼城等大問題。中共的不良投資的確是經濟的負擔，無法在未來換得消費，而中共一直都是以這種模式摧毀財富。

家庭承擔了這種不良投資的成本，因為儲蓄者的銀行存款得到的是低於市場水準的利率，讓國企的貸款只需支付低於市場水準的利息。據ＩＭＦ估計，約百分之四ＧＤＰ的財富由家庭轉至大企業，相當於每年三千億美元，這也是財富極度不均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國經濟陷入一個循環中：菁英堅持繼續投資，而投資製造低報酬；家庭收入減少，因為財富移轉給這些菁英。若ＧＤＰ因大量的不良投資而減緩，中共將陷於崩潰的險境，而崩潰已為期不遠。

中國需從投資轉向消費的說法已是陳年老話，美國和中共的決策者多年來已持續討論此問題。重點是：再調整意味著中國的成長率將從近幾年的每年百分之七再減少。可是，中國可能已來不及達成平順的再調整，畢竟中共的「再調整期」早已經過去了。再調整必須結合提高家庭所得、降低儲蓄率，所得提升的方法包括提高利率以獎勵儲蓄者，以及提高薪資以獎勵工人，但利率和薪資的提高卻會降低企業的獲利，不利寡頭壟斷的權貴。過去十年，中國ＧＤＰ可歸於薪資的比率從高於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四十，而美國的比率則維持在穩定的百分之五十五，消費的情況比這個數字還低，因為中國的薪資增加落於高所得階層，他們增加支出的可能性較低。

人口統計懸崖

另一股比財閥更強大的勢力，正在阻礙消費的增加，那是人口結構的趨勢。年輕的勞工和老年的退休者都有較高的消費傾向，中年勞工則是儲蓄的主力。中國的勞動力現以中年人口為主，不論政策如何改變，中國都將因人口結構而陷於高儲蓄率直到二○三○年或以後，中國消費不振的危機已無可避免。無獨有偶地，全球著名的預測家、新事業投資人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在二○一四年出版《二○一四—二○一九經濟大懸崖——如何面對有生之年最嚴重的衰退、最深的低谷》（The Demographic Cliff: How to Survive and Prosper During the Great Deflation of 2014-2019）這本書，也以人口結構的變動剖析現代史上最大的政府驅動型泡沫將崩潰且創下新紀錄，中國房地產市場將崩盤，屆時中國最富裕的百分之十人口也將隨之跌落谷底，由於多數昂貴的房地產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中，而他們更支配著中國百分之六十的消費支出。要消化這個過度投資的惡果，可能得花上十年以上的時間，到時候中國又將掉落人口統計趨勢懸崖，中國可能永遠也都無緣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再由ＧＤＰ的組成因素看，中國在許多方面已被認為瀕臨崩潰。人口結構導致的低薪和高儲蓄已使消費不振；人民幣升值，美元和日圓貶值傷害中國的出口；不良投資和邊際報酬率下滑導致投資減緩。雖然中國經濟暫時獲得投資支撐，但這只是建築在壞帳流沙上的海市蜃樓，中國許多投資的價值十分空虛，正如它製造的空蕩建築。即使這些不良投資的受益者—金融財閥，也像棄船而去的老鼠般慌忙把資金移至國外。

中國應藉提高利率和薪資來提振家庭所得來因應困境，這可協助一般人民，但許多國企將會倒閉，且會遭到金融財閥的頑強抗拒。另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大規模私有化，以釋出創業能量和創造力，但此法不只與財閥利益衝突，也與共黨本身相違背。

瑞卡茲預測，中國未來最多只能達到百分之四的成長率。若對不良投資持續提供補貼和壓抑薪資，將使壞帳和所得不均更惡化，很可能引發導致社會動亂的金融恐慌，甚至導致革命。中國的外匯存底可能不足以撲滅金融恐慌的火勢，因為這些存底大部分是美元，而美國聯準會（Ｆed）決定透過通膨讓美元貶值。在財閥掏空經濟的同時，中國的外匯存底也正被Ｆed掏空，中國的成長奇蹟的結束是毋庸置疑的了！二○一六年四月出爐的「巴拿馬報告」，中國高官財閥海外藏錢已釀政經風暴。

瑞卡茲評論說，中國不是第一個忽視自身歷史的文明，中央集權製造出複雜性，而一個緊密交織的互惠網絡本身就是個複雜系統。任何部分的小失靈會很快擴散到整體，而沒有防火巷或高山可以阻擋火勢。雖然共產黨視集權為優勢，但集權卻是危險的弱點，因為它讓人對即將來臨的崩潰視而不見。中國已成為新金融財閥的犧牲者，他們一手劫掠儲蓄，另一手將掠奪的戰利品輸送到國外，中國的成長故事還未結束，但它正步向崩潰。更糟的是，它的影響不侷限於中國，而會擴及全球，和一九三○年代的情況一樣，蕭條將蔓延全球，所有世人都將身受其害。鄧特二世也不約而同提出相同看法，且指出二○一四～一九年是最嚴重衰退、最深的低谷，台灣所受的衝擊將比世界上多數國家更大，只有南韓受衝擊程度超過台灣。

(五)中共正在毒害全世界

在中國ＧＤＰ的組成（或貢獻）因素中，除投資（Ｉ）和政府支出（Ｇ）外，出口（Ｘ）是另一個關鍵因素。照理說，中國地大物博，各省之間的交易就能促進經濟成長，但在共黨鐵幕鎖國政策下，中國內部幾無購買力，一九七八年底放權讓利、改革開放，初期學習以台灣為主的亞洲四小龍「出口導向」政策，成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從事「廉價產品」出口，用的是「一切為出口」的新重商主義政策，盡量壓低生產生本。根據中國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在二○○四年時對外貿易額占ＧＤＰ的比重已超過百分之七十，二○○五年上半年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九點五中至少有百分之三是靠外貿拉動。

不過，四小龍是所謂的淺碟子經濟，在「比較利益原理」發揮下，自然以外貿為重，而且是在自由經濟市場機能的引導下自然發揮，當然符合「資源有效使用」，但中國卻在共產極權主導下進行出口導向，難免落入上文所引克魯曼評述「亞洲經濟奇蹟」的迷思，不是講求效率，而是像一九五○年代的蘇聯，將人力、資本、自然資源大量投入且無效率使用。

我們知道，中國最著名的是「人海戰術」，在經濟成長上就是剝削勞工、壓低工資。其後果是造成全球「通貨緊縮」（生產過剩、價格低、品質差），由而引發外國不滿，出現抵制、報復甚至發生暴動，如二○○四年九月西班牙火燒中國鞋就是一個顯例。那是西班牙東南部城市埃爾切，於該月十六、二十三及二十四日，接連發生三起民眾上街示威，抗議中國製造的鞋子大舉侵入西班牙市場，而且還曾演變成火燒中國鞋店暴力事件。報導指出，那是西班牙有史以來首次發生的大規模排華暴力事件。

事件的起源就是「中國鞋傾銷」，因為埃爾切是西班牙巴倫西亞自治區第三大城市，也是西班牙和毆洲最著名的鞋城，素有「歐洲第一鞋城」稱謂。早在一九六○年代，美國企業家和商人就利用西班牙的低廉勞動力優勢，在埃爾切生產皮鞋。

可是近十餘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西班牙的一些華僑大量從中國進口便宜的中國鞋類產品，並在埃爾切開設鞋廠和倉儲式批發零售商店，據鞋商表示，一雙不錯的中國鞋用輪船裝運到西班牙後只賣五歐元，而西班牙生產的鞋最低價也要八歐元，這三歐元的價差讓中國鞋在西班牙市場贏得巨大優勢。當時，埃爾切中國鞋商店已發展到數十家，逼使西班牙鞋廠紛紛倒閉，使該市製鞋工人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三十。就在生計遭到阻斷，並在有心人的引導下，示威乃演變成怵目驚心的暴動。

二○一六年五月18日和25日，哥倫比亞首府波哥大（Bogota）爆發抗議中國商人的大規模遊行，當地民眾不僅砸毁許多中國商家，還威脅要將中國商人驅趕出境。衝突原因是中國商人經商手法不當，使本地商家利益受損。中國商人以高於行情2至3倍價碼租下店舖，再切割成4、5個店面，帶動炒房致租金上漲，中國店舖販售廉價商品，快速擴增店家數目且非法引進中國人經商，都使本地店舖生意大受打擊。

雖然是發生在西班牙和哥倫比亞，相信全球不少地區民眾心有悽悽焉，即使連美國這樣的世界第一經濟強權，也都感受到中國「低價」產品的威脅。就在二○○四年九月間，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時已高齡八十九歲的薩繆爾遜（P.A. Samuelson），還在「美國經濟學會」（ＡＥＡ）發行的季刊《經濟觀點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發表論文，以「辯解謊言」（polemical untrutn）指斥當前流行的「外包或委外」（outsourcing）生產方式，而「中國鞋」等廉價商品就是「外包」的成果，對於美國國內的低階勞工造成損傷。

如果中國工人都是在自由意志下，自願在低薪、不良工作環境下為餬口三餐甘願賣命工作，還情有可原，以「剝削勞工或傾銷」罪名指控也大有商榷餘地。但中國是一個威權體制，人治的國家，廣大勞工的被強制剝削所在都有。舉台商林墾一九九二年成立的「蘭州正林農墾食品公司」台資企業為例，遠銷多國的獨家首創ＡＡＡ級手選大片瓜子，竟然是強制約一萬名在押人員，以嘴嗑、手剝的剝削方式生產出來的。這些無酬奴工在冬天露天放風場，手被凍傷、磨破，手上疥瘡淌著膿血滴在瓜子上，牙被嗑掉或嗑壞，指甲整個被剝掉。

血汗工廠奴工製品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中〈整個中國社會像是大型監獄〉一文，指出關於中國利用監獄人犯製造出口產品這件事。自稱是第一個舉發者的中國民運人士陳破空（原名陳勁松），在二○○五年十一月台灣民主基金會舉辦的「中國人權問題座談會」中，說他一九九一年第二次入獄時每天都得勞動超過十四小時，「白天讓我到碼頭作工，晚上則到工廠裡做些人造花之類的產品，日子苦不堪言，我發現這些產品有英文的說明與美金的價格，確定這些產品是要輸出到美國的。」

陳破空利用深夜寫了一封長信，並且附上這個產品的商標，透過碼頭的人轉至香港，從香港轉寄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件事後來被媒體公布，才使得中國監獄奴工的狀況得以曝光。他說：「可見中國害怕外界的壓力，這件事發生之後，獄方罵我是千古罪人，因為讓他們損失了兩百萬美元，但我的獄中環境獲得大大的改善，最後甚至因為不敢收留我，而讓我提前出獄。」

《大紀元時報》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刊登的〈「聖誕老人」長疥瘡〉一文，作者王斌是中國科學院過程工程研究所博士，他將自己在牢裡的親身經歷寫成這篇短文，由於牢中條件極差，犯人們普遍罹患皮膚病，疥瘡、陰瘙、牛皮癬等等五花八門。犯人們如果沒被判死刑，能從看守所死裡逃生者就會被送到監獄服刑，做完完全全的廉價苦力，同時也把他們的性病帶到那裡，而中國巨量的手工製品就從這些監獄、勞教所生產出來。

獄中的手工五花八門，從女人內衣褲外包裝、音像製品、貼各種商標、食品加工、裝訂書刊、出口的釣魚用的浮標和聖誕節的彩燈服飾幾乎無所不包。對於聖誕用品的製造，作者這樣寫著：「每年中國的監獄都要為西方國家加工大量的聖誕用品和服飾，有一次，我所在監區分到做彩燈的任務。犯人們每天要把大量的銅導線拉緊到固定形狀的塑料槽內，把分開的單個彩燈連接起來。犯人的雙手經常拉得血跡斑斑。不言而喻，他們的皮膚病和性病也到了彩燈上。一種裝飾用的小珠子串，我所在的一個監區也生產過。犯人們用針線把帶孔的各種顏色類別的小珠子串成一串，兩頭再接起來，非常漂亮。但我希望不要有小孩子把它含在嘴裡，不要有女人把它戴在脖子上。」

不只中國人現身說法，指責「中國正成為世界血汗工廠」的國際聲音也愈來愈響，二○○五年十二月初，一份由國際自由工會聯盟（ICFTV）撰寫的報告指出，隨著大量中國農業人口和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在城市裡爭搶工作，從而打壓了工資，中國正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該聯盟祕書長蓋‧萊德（Guy Ryder）說：多數人只看到中間的經濟成果，而無視其陰暗面。中國的經濟奇蹟是一個迷思，它是背後隱藏著數百萬受虐工人的悲慘生命換來的，「是什麼奇蹟？」工人在機械房裡做苦工就是所謂的奇蹟，不公平的現實環境不是夢，是噩夢。

二○○八年，就在辛樂克颱風肆虐寶島台灣形成天災的當兒，又驚傳自中國輸入台灣毒奶粉的人禍。一時之間各媒體競相報導，畫面上且有中國中毒嬰兒在醫院接受治療，以及母親們傷心欲絕的鏡頭。據衛生署官員表示，該次輸入台灣的廿五噸毒奶粉分裝成一千包：除了兩包樣品，已封存五六四包，其餘四三○包已流到小型下游加工食品業者。初步估計，其中至少五十包相關製品已被消費者吃掉，其餘三八四包已製成相關成品及半成品。

到二○○七年，中國黑心商品的出口已在全球掀起抵制熱潮，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外電報導，繼輪胎、牙膏與玩具火車後，五種中國人工養殖水產也因被發現含有危害人體健康的抗生素，而被美國列入有毒與問題商品名單。這項措施涵蓋所有中國進口的養殖鯰魚、巴沙魚、蝦、鰷魚和鰻魚，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中國輸出含毒食品和其他各類有毒物品的報導此起彼落，而且不只是某一地方的事件而已，它已經逐漸遍及全球，形成另一類的「全球化」現象。不少西方媒體甚至評論說，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中國，其有毒商品已經構成「另類中國威脅」。

敢講真話而不見容於中國的知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在二○○七年五月十日發表的〈從廠商行為看中國制度信用與道德信用的瓦解〉一文中，就提醒世人說「中國的一些農民為雞蛋注射致癌的工業染料，讓蛋黃看起來更加新鮮；果農為水果注射化學物質，促使芒果早熟，讓草莓和蘋果更加紅潤；漁民用含有致癌物質孔雀石綠的溶液浸泡淡水魚，使它們看上去更加新鮮—這些伎倆當然並非農漁民們的發明，他們都是付出高額費用才得到各類『生化技術』專家的『技術指導』。」言下之意：中國由販夫走卒到高級知識份子，都一起參與泡製有毒物品。

她又感慨說：「不少中國人都知道：那些從事種植業與養殖業的農民，都有為自家專門種養之物，絕對不吃那些他們作為商品銷往市場的產品，只是如今這類行為已經不限於關起門來禍害同胞，而是『環球同此涼熱』，這是經濟倫理正在崩解的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登上全球經濟舞台之後，世界正在為之付出的代價。」

關於中國有毒食品泛濫的禍害，一則在網路上流傳的笑話就一針見血地表明：「有一個農民買了顆粒飽滿的稻種，種下去卻不發芽，原來是被煮熟了的假種子，他氣不過服毒自殺，誰知農藥是假的沒死成。妻子為他死裡逃生買來酒慶賀，結果遇上毒酒雙雙喪命。」

何清漣對於中國將有毒物品大量銷往他國，沉痛地評論說：當今的中國在「國家信用」、「政府與國民間的信用」，以及「社會成員的道德信用」三個層面都已失靈，於是「由制度信用與道德信用構建的社會秩序已經瓦解，犯罪者無須為自己的犯罪付出代價。而一個國家制度信用失靈與道德信用失靈交互作用的結果、就是社會的整體墮落，上層社會是精英流氓化（有人用貪官、奸商與文痞三個辭彙概括中國的政治、經濟、知識精英集團），下層社會則是平民痞子化。這種趨勢如果得不到遏制，對中國人來說，最無可迴避的危害是生態環境將進一步惡化，受污染的食物決不止只來自於那百分之十受到嚴重污染的農田，由生態安全構築的食物供應鏈將充滿安全隱患。」

多年來，「中國經濟崛起」的聲音到處聽聞，而重要指標就是經濟成長率的高檔。眾所周知，近兩位數的中國經濟成長率，如上文所言，「出口」是一項最重要因素，亦即出口數值超高，而在中國出口競爭力係以「低價」促成的情況下，「量多」是必然的。如今出口物品含毒，受害的世人不是滿坑滿谷了嗎？西方傳媒的「另類中國威脅」之評語實在頗為貼切。

關於「中國經濟崛起」及有毒廉價商品傳銷全球毒害人類，記載描述得最詳盡的就屬二○一一年出版的《致命中國：中共赤龍對人類社會的危害》（Death by China）這本書，該書由彼得‧那法若（Peter Navarro）和安一鳴（Greg Autry）兩位美國人所撰。

中國讓人怵目驚心

誠如作者所言，「本書的主旨在於讓全世界睜開眼睛，觀察中共腐敗的領導，正準備以有系統的方式，重新塑造這個地球，沒有任何美國人、中國公民及世界上的任何人與消滅共產黨的這些罪行是無關的。這不只是被中國有毒產品所影響到的少數不幸的病人、嬰兒或寵物的問題而已；這也不只是威脅到白海豚滅絕、或是離我們很遠的少數族群的問題而已，這更不僅限於一些互聯網網站被阻絕，或對一群宗教人士有系統迫害的問題而已；這也不僅與一些我們從未聽說過的，位在越南、中國或菲律賓附近島嶼的人相關而已。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與你我都息息相關。」

作者更提醒我們注意書中標誌黑點標題的議題，在這些議題當中，我們會看到為何中共不是一個經濟成長及政治穩定的典範，而是一個對世界和平及繁榮威脅日益增長的邪黨，我們也會看到在中國共產黨體制下的無道德本質，如何允許自己最大程度地滲透到全球的企業、政府及媒體當中。就好像未被發現的癌細胞一樣，這個腐敗已經從精英商學院和報紙，擴散到華爾街和倫敦銀行的董事會，並進入加拿大議會及美國國會的會議廳。

由於多年慘痛教訓，美國人逐漸揚棄「中國製」產品，二○一二年九月波士頓諮詢公司調研數據顯示，百分之八十美國消費者更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美國製造」的商品，而不是標有「中國製造」的商品。尤其對嬰兒食品、毛絨玩具及少部分電子商品、服裝和家用電器，他們更看重購買本國商品，報告說：「安全和質量，以及為美國人保留工作，是這些消費者著重考慮的因素。」

美國人的覺醒除了身受其害的自覺外，有關中國有毒產品和中國經濟崛起真相的報導、文章書籍的出版，應該助益良多；尤其資料豐富、事實俱在、有憑有據、可信度高的書籍更是重要，這本《致命中國》就是其中佼佼者，該書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是純經濟面的討論，第一部分剖析並大量舉證中國有毒商品的致命威力；第二部分則描述中國經濟崛起的不正當手段，以及對美國製造業和就業機會的戕害。

中國經濟高速成長，除了在經濟面有負面作用外，對非經濟面的危害尤其大。原本自由世界的人民，寄望中國經濟自由化讓經濟崛起之後，能踏著台灣的步伐，進一步達成政治自由。沒想到中國共產黨將販賣低價黑心產品獲得的大筆金錢，建設更強大的軍警特務、網路警察駭客，強化「老大哥就在你身旁」的管控；且以經濟利益收買誘惑各國領袖、政客和商人們，對中國的人權噤聲；更有效封殺言論自由和民主運動。本書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就詳細陳述這些現象。

中國實在讓人怵目驚心，是因為中國生態系統的破壞、是中共的極度腐敗、是中國社會的不公、是人權侵犯、有毒食品、和專制的壓抑，而最嚴重的，是中國人在心靈方面的道德淪喪。

北京大學畢業，赴美普渡大學獲博士學位並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任教的謝田，在《致命中國》的推荐文中寫著：

「『那法若和安一鳴正確的指出，中國經濟成長是拷貝（複製）了台灣的『出口導向』的模式，但以比台灣大六十倍的規模進行，也以比台灣更低價的方式進行。除了豐富的人力和土地資源，中國還有其它台灣所沒有的『優勢』：可以『加碼壓榨』的勞工，勞教所、監獄的免費奴工，摧殘自然環境可以不擔心成本，環境污染怵目驚心但沒有人追究……即使在台灣，廉價的『出口導向』的模式也有使用的極限；按六十倍的規模對模式進行複製，達到極限會更加迅速。這也是中國經濟目前陷於停滯的原因之一。

讓那法若和安一鳴作為外國人，看到後更感到觸目驚心的，是中國除了對中國本地的資源賤用、濫用，為了維持高ＧＤＰ和成長率，還不計代價大量蒐購全球的自然資源，加速掏空地球的資源。這就是在作者看來，中國是『致命的』，在推動世界走向死亡的原因。

中國向世界輸出的大量的有害產品，從破壞骨骼、致癌、易燃、有毒，到其它致命性的產品、食品及藥品，危險的兒童用品、玩具，易燃的睡衣和有毒的幼童連身服，遭到污染的阿斯匹林、假冒的立普妥（Lipitor），及含有馬錢子鹼所偽造的威而鋼（Viagra），和破壞腎臟的肝素以及含砷的維生素，我們都早已知道了。但雖然知道了，我們也麻木了，為了省錢、為了故鄉的小吃、為了東土的風味、在海外的華人，已經默默的把這些毒素和危險，大部分都消化、吞吃下去了。

作者引述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ＦＤＡ）前副局長曾在全國公共廣播電台（ＮＰＲ）節目中描述中國的製茶過程，真讓人心驚肉跳：『製茶業者將茶的葉子鋪在一個巨大倉庫的地上，接著駕駛大卡車碾過茶葉，利用大卡車的排氣……更迅速地烘乾茶葉。』這個描述讓人在頭腦中形成這樣的圖景，不覺感到不寒而慄。

中國媒體報導過的一則令人笑掉大牙的統計，讓海外華人根本笑不出聲來。中國農民每年生產的五常米只有八十萬噸，但在市場上銷售的五常米超過一千萬噸。更令人震驚的是，當騙局的肇事者、毫無悔意的某企業發言人在人贓俱獲、面對質疑時，他僅僅是簡單的說：『由於價格較真米來得便宜，所以假米賣得非常好！』

經濟上，中共邪惡的、共產主義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作者看來，徹底破壞了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原則。中國政府支持『國家冠軍』的政策，加上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步步摧毀美國的產業和工作。這已經不是那法若和安一鳴的觀點，美國東部、中西部的國會議員，已經越來越按捺不住、要有所作為了。

那法若和安一鳴罵美國企業

有趣的是，那法若和安一鳴認為，美國公司諸如卡特彼勒（Caterpillar）、思科（Cisco）、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及微軟（Microsoft）等這些大型企業的高管，已經完全與『先分化美國，再予以征服』的中國政治串通一氣了。

坦率的說，那法若和安一鳴罵中共治下中國經濟的部分，雖然聽起來對某些中國人來說不是很入耳，作者批評美國企業的態度，就更嚴厲了。他們把那些企業稱之為『致命的美國企業叛徒』、『鈔票贏過了美國的國旗』。他們說，這些美國企業沒有愛國精神，奇異、卡特彼勒與長青太陽能（Evergreen Solar）這些公司近來藉由關閉在美國的老舊廠房，並在中國大陸開創閃閃發光、高科技的新廠房時，傳達給美國人民很清楚的訊息。『這些企業叛徒鼠輩出走到中國，不僅驅使自己的國家走向懸崖，他們也為自己的公司簽下未來的處死令。』

為什麼呢，那法若和安一鳴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有『本土創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條件。一旦美國公司交出自治權、最新技術以及開發未來技術的能力，中國企業遲早會『消化』這些技術，再利用這些技術擊敗美國公司，不僅在中國土地上擊敗，而是在全球市場。那法若和安一鳴說，『美國企業以這種痛苦的方式學到，十三億中國消費者的吸引力不過是魅惑的幻覺，並不是真正的美元現金。』（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