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8月21日訊】編者按：劉華，一個普通中國農民，曾因上訪被關押在馬三家勞教所中，期間想盡辦法偷偷記下《勞教日記》，後用各種方式包括用女性身體將日記祕密帶出，這些高牆內原生態的散亂信息，拼湊出來的內容震驚中外，揭開了勞教所的黑幕一角，成為當年推動勞教制度廢除的關鍵案例之一。

（接前文）

三、住橋洞太有趣了！

剛到北京上訪住旅館要20塊錢，還能住得起，來來走走20塊錢就覺得貴了，半年以後就住10塊錢店，再半年以後就住3塊錢店，後來3塊錢的也住不起了。2003年8月，我背上家裡的被褥坐火車到了北京，就住進了陶然亭大廈下的橋洞子。

住橋洞不花錢，省下3塊錢夠吃飯了。我住橋洞時孩子正在天津上大學。

住橋洞太有趣了！我揀了三個舊門板，釘了個床，把揀的碎海綿用針縫縫，再用碎布縫個單子包上，成了一個大床墊，又弄個大三葉板搭個小蒙古包，前面我還擱兩個小窗，擱鐵絲勒上，弄個小門，還弄個鎖頭鼻子。早上出去上訪我就把它鎖上。

一個姓張的新疆老頭、廣東韶關老朱倆口子，還有一個韶關的，共五個住我的床墊，韶關那女的挨著我，她家男的挨著她。橋洞裡面人多了就熱乎，一個擠一個，一個橋洞能住二百多人。一早上我就喊：「上班了！上班了！」喊上班就是上訪。一天上訪下來，累得傻子一樣，躺那兒囫圇著就睡著了。下雪時，風颼颼的，下黑去撒尿，找個下水窟窿眼，蹲下就尿，完事都提不上褲子，因為手一時都暖和不過來。早上風一颳都熏鼻子，可騷了，味可大了。

我們洗臉、洗衣服，都從橋洞上的公共廁所弄水。喝廁所裡的大涼水，還得跟看廁所的說好話。想喝熱水就上老南站打。

韶關老朱跟我說：「大姐我們住你這個床，就省錢了，你也別花錢買菜買米了，我們買回來，你就燒飯、燒菜給我們吃就行了。」我就給他們燒飯。

我到收垃圾的地方用一塊錢買個大勺，用三塊小磚支起來，燒撿來的劈柴。有時到北京接濟站領饅頭，回來拿雪糕棍把饅頭切開，沾點油，饅頭炸得焦黃，他們愛吃。還熬粥，有時打個雞蛋炒韭菜，要不黃瓜拌小鹹菜，還做過雞肉燉蘑菇，我還在橋洞裡包過餃子呢，誰都說我會過日子。

凍得睡不著，我就坐在橋燈底下織毛衣，我織了兩件毛衣，還是細線的。

在橋洞那會兒，我們村老百姓來了一百多人看我，都哭了。最大的老人85歲，兒女不讓老人來，老人騙兒女「去上澡堂子洗澡」就跑來了，還有6歲的小孩，跟到北京來上訪，為我抱打不平。一百多人分四批，我領他們先去中紀委、國家信訪局一幫人，農業部、公安部一幫人，上天安門去一幫人、中南海去一幫人。然後我給他們買好麵包、飲料，就給他們送進地鐵，一天全在地下坐地鐵咣當，坐到晚上幾點他們才回來。截訪的在地皮上找一天，溜死他們了，也沒找到人。晚上，他們就2、3塊一晚上，睡上訪村。在北京待了一個禮拜，回家我們村的地就要回來了。

2004年2月17號，我和村民又到北京上訪，舉報村幹部貪污水電費及書記對我打擊報復的事。區裡派出所來了兩個公安，說給我回去解決，坐公安車我就從北京回到區裡。他們先拿錄音機給我錄音，拿攝像機拍攝，讓我舉報村裡的貪腐現象，我還講了書記與公安權錢交易的事。說完了，六個公安把我按倒就送進了看守所，關了我22天。我們村小輩都說：「憑什麼拘留我二嬸，我二嬸那麼好的人，為整個村村民維權！」

以前村裡一度電1塊，一年澆一畝水稻的水電費就是200塊，丈夫當村長時，一畝地才50多塊錢，村民都擁護他。2004年4月，村委會換屆選舉，書記劉家安主持，連蘇家屯組織部都出面了，用公款賄賂村民，還用威脅、恫嚇和偽造選票等手段，讓一個有犯罪前科的人當上了村長，連死人都有選票，把我丈夫弄下去了。

我們將他們暗箱操作選舉的情況上訴到省裡，無果。人家拿錢送禮呀，貪污公款的書記照樣當書記，風風光光的一點事都沒有，從村裡被保護到省裡。我們只好繼續到北京上訪。

四、我開了個訪民小旅館

開始上訪的大多住北京豐台上訪村，一個小屋三十多人，裡面三層睡鋪，第一層鋪5塊錢，第二層3塊錢，最沒有錢的，就鑽到床底下貼地皮睡，1塊錢，躺底下沒有空氣，夏天悶熱悶熱的。那屋裡老髒老髒的，一股味，都是撿的破被子，直往外跑棉花。還在裡面做飯呢，撿木頭條燒火做飯，平時糊里八塗地揀點菜，上新發地農貿市場揀豬皮、雞腸子，揀人家扔的肥油，再上久敬莊、馬家樓要點饅頭，也對付了。

後來我在北京南站鐵路公寓裡頭開了個旅館。一方面為了謀生，一方面也給訪民提供方便。

我接待的訪民也有上萬了。那時家裡每天都滿滿的，好幾次回家我都沒地方睡，床都賣給上訪的了。訪民說：「我就願意在你家，在你家有保證，他們來抓，你能護著，上別人家他們都可能會把我們賣了，在你家不會賣俺們。」

看到誰揭發他們、抓他們，我就偷偷搶過來，掩到我家小旅館。截訪的來，我就說：「你們在北京橫行霸道，想抓誰抓誰，就像抓豬似的，把人按倒，回去就給圈起來，多沒有人性？為了掙點錢，你說你們幹了多少損事？你要到這裡截人，站著進來，躺著出去！你敢進來就行。」截訪的就瞅著我，不敢。

我家可好了，上下兩張床，四張大床睡十六個人，加上那邊的床，正好就睡二十人。底下鋪是女的，上頭鋪是男的。誰也不打架、不吵，到家就睡覺。我對他們說：「誰也不能大聲說話，大聲說話影響人家是吧？要說的話，就上大街樹下面嘮去。」

訪民來了就要等一兩個月，就住我這，住別的地方貴啊。他們說：「劉姐，今天不想去上訪了，我去買點魚，一會您給我們燉魚。」那我就給他們燉魚。也挺可憐的，在外面飢一頓飽一頓的。

2006年黃曆新年，上訪的都走光了，就剩一個四川小媳婦，不到1.5米的小個，領三個孩子，她自己的兩個，還有她哥哥的一個，肚裡還懷著一個。她弟弟被殺，哥哥去打官司，把她哥哥抓起來了，她丈夫又接著去打官司，她丈夫也給抓起來了。

我還收留過一個湖北王大媽。她兒子是稅務局會計，領導讓他造假帳，王大媽說：「兒呀，別做，咱不能做，作假帳害人。」她兒子就沒做，後來他們就給他兒子弄到地下室，灌毒藥把他藥死了。這王大媽打官司，沒錢，家裡還有個殘疾兒子呢。年三十那天我包餃子給她們吃。

初一，四川小媳婦自己去天安門上訪，沒想到孩子就生在天安門了，好心人幫她絞了臍帶，孩子裹了圍脖就抱回來了。她回來也沒說，我聽見小孩叫，一找，她棉襖裡一個小孩！孩子才三斤多。抱回來你說這怎麼弄？我去買點小米、買點雞蛋，大家都吃一些。有人說：「劉華你膽真大，你讓她在你家坐月子，人家都犯忌諱。」我說：「那大風大雪的，多可憐。咱也是女人，咱生孩子遇到這情況怎麼辦？抬頭三尺有神靈，心正就得了，不想那麼多。」我家成了幼兒園了，她領著三個，又生了一個，四個都放小床上。沒辦法，我和我家那位說：「你上鋪上去吧。」

還收留一個上訪的，他上哪住都不要他。第二天早上我給他疊被子，哎呀媽呀！什麼黢黑的在被子上亂動？一看：媽呀！虱子！趕緊把被子拿外面掃。後來我說，下黑我給你燒兩壺水，你就在廚房那小屋洗洗澡吧。

這個小旅館給訪民一個家的感覺。走投無路的、精神不好的、殘疾人、找旅館找不著的，我都給接我家去了。

五、上訪到北京，我就感覺這國家完了

我家出門就是高法，訪民天天看那大屏幕排號，上訪還要排號，高法那號要一兩個月才能排上。我說他們：「你們天天望眼欲穿吧！騙死你們！」那時我就跟他們主張：別上法院，法院和檢察院是一家。一審、二審、三審都走完了，沒程序了，就逼你去闖，上天安門、上中南海，你去了，當地政府就來了，來拿錢（交錢的意思）。中共上邊罰下邊，下邊政績受影響，就關你了。你的思想還不覺醒啊，你沒看明白這社會呀？還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

上訪的現場，人都排得滿滿的，那隊老長了，能有二里路，擠柵欄裡像關大籠子一樣。每天都有上萬人，有多少個部門呀？不是一個部門，很多部門。就是有錢的，上訪也會把你上窮了，它老不解決，你老來，老來它老收拾你呀，你不服，你還要來，它再整你！上訪的幾乎沒有成功的。

所有上訪人最後付出的是什麼？是生命。每天都是用生命抗爭，從黑髮給你拖到白髮，給你從白髮拖到全身枯竭，讓你自動退出，你不退出就耗著你，它就要你的命。你能耗得起政府哇？最後把你拖死。長期上訪的人被害得精神上都承受不了了。現在這麼冷了，還有人住在高法附近橋洞子的下水道裡，白天攆，下黑回去住，平時上車站、飯店，把人家吃剩下的餃子、米飯撿回去吃，就這樣還要上訪，大冷天趴在橋邊的石頭上寫訴狀！回當地就往死了整他們啊，沒有出路啊。

當初我丈夫咽不下這口氣，以為離開我們村，上北京就能改變命運。上訪到北京，我就感覺這國家完了。你來上訪，它去截訪，它就是要禁止你說話啊，你要說真話，它就一次次把你關起來！我不把希望寄託它身上，別指望它給你解決問題。傻子都應該看清了，可惜現在大夥都不覺醒，被洗腦了。

到北京我就接觸媒體。我一直走媒體，隨時拿手機拍照上網，給它曝光，我不怕，這體制就是老百姓給它慣的。我走的媒體多了，我和家裡的訪民說，禮拜天就別瞎跑了，在家待著。待著也是這個媒體、那個媒體打電話，有大紀元、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什麼的。

我領著馬三家十幾個人上司法部打橫幅，司法部門口全是監控，我不怕。拉完橫幅我就寫材料，寫完材料填完表，我把我們的身分證一個個擺在材料上，拍照、上網。你們登記不登記無所謂，我自己上網，它就受不了了。他們說：「劉華來上訪就是走形式，上網是真的。」（待續）#

責任編輯：李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