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6月04日訊】沒有婚紗，也沒有戒指，在民政部領了結婚證書，雙方親友聚餐，舉杯祝賀，就算完成了婚禮。

雖不如第一次來得那麼革命，但感到特別親切、溫馨。婚後不久，我分到了兩室一廳的新房，弟妹們都前來祝賀，我和新婚妻子佇立在門前，向來到的妹妹、妹夫、兩位弟弟和弟妹們一一握手，表示歡迎。

妹妹和我們夫婦握完手後，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對我說：「三哥，如果你娶的不是她而是那位長尾巴的姑娘，她和我握手又搖著尾巴歡迎我，你說我該怎麼辦？」

我說：「去去去！今天是大喜日子，還開這個玩笑。」

我親自做了豐盛的晚餐：豆瓣鯽魚、粉蒸牛肉、魚香肉絲、三杯雞、糖醋排骨、回鍋肉、麻婆豆腐、香菇青菜、沙拉等。大家頻頻舉杯，為我們這兩個經歷過坎坷，苦難生活的夫妻祝福。大快朵頤後，盡歡而散。

30 改正

1976 年，在胡耀邦的主導下，全國無數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但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得到的待遇不是平反，而是在歷次運動中從未聽說過的什麼改正。這是因為鄧大人的一句一言九鼎的名言：反右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

說得真是輕鬆，站著腰不疼。所謂的真正的右派，只有章伯鈞、羅龍基、儲安平，還有北大的學生林希翎等五人不予改正，這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擴大化。

五個人所謂的有罪，竟擴大到幾十萬人，世上哪有這樣的擴大？加上親屬幾百萬人，跟著受罪，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身心受到極度的摧殘。事實上這幾位民主人士和北大的學生，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他們是當之無愧的，真心希望中共改正錯誤和缺點的愛國的諫臣。

劇院為右派改正的全院大會上，由當初欽定右派名單的黨委書記負責宣布。每當宣讀一個定為右派的所謂罪狀後，人們竟報以熱烈的鼓掌，弄得黨委書記既尷尬，又下不來臺，因為必需一個一個念完才能下臺。

當輪到最後一名右派，念到我的罪行：

「李科林1957年在黨的整風運動中利用黨的喉舌，黑板報，提供給劇院其它部門以及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右派，作為惡毒向黨進攻的炮彈和陣地。處分：降兩級，留原單位，監督勞動。」

人們聽到這一不三不四的所謂罪行，一片譁然，噓聲四起，黨委書記一改昔日，頤指氣使的威嚴，趕緊收起文件，緊鎖眉頭，灰溜溜地離開了會場。同事們都紛紛來和我握手表示慶賀，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既不是興奮，也不是如釋重負，而是一種上當、受騙、被人出賣了的感覺。

半個世紀以來，由於反右沒有錯——這一黨的堅定不移的政策，既不認錯道歉，又不給予這些蒙冤受屈人們的精神、物質的賠償。宋慶齡基金會和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博士曾有意出資賠償。

據調查，目前全球倖存的右派也只有一萬多人了。大多是古稀、耄耋，垂垂老矣。最後一位不予改正，自己也絕不認錯的右派——林希翎，也於近日在巴黎含冤含恨而去。

最多二十年，中共的這一塊燙手山芋，也會逐漸冷卻，以至於被人遺忘，但這一萬多的右派，在相繼離世後， 必然要去和馬克斯、毛澤東算總帳，討還公道。

31　我和中提琴　

我學音樂的歷史是「業餘／專業／業餘」，我的小提琴是在中學時跟一位學過幾年琴的同學學的。上大學，我想考音樂學院，父親不准，說音樂那玩意兒是女孩子學的，男孩要學理工，我偏偏不爭氣，數、理不及格，為了不使父母傷心，我進了農學院。整天和水稻，麥粒，果樹打交道，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白天上課以應付考試，晚上就練琴，和趙民禮請教，就這樣在大學混了三年半，還有半年，到農場實習後就畢業，拿農學士的文憑了。

這時趙氏夫婦已在北京極力鼓勵我來京考藝術劇院，那時我父親在四川，天高皇帝遠，再加上土改後家裡由資產階級一落千丈成了破落的平民了，經濟拮据，父親自顧不暇。我是和同學晚上辦夜校，半工半讀混了三年半大學的。

我以一個麥苗、韭菜不分的農學院的肄業生，和一個自學了不到八年的業餘提琴愛好者的資歷，竟然稀里糊塗的考上了北京藝術劇院的交響樂團。五七年以前都是拉小提琴，當了右派，不讓拉提琴而是叫我打鑔，還要打掃院子和廁所。

文化大革命，江青說，中國沒有歌劇，中國的歌劇就是京劇，要撤銷歌劇院，由於我們劇院有很多老演員都是延安魯藝，東北歌劇院的老革命，以及美國、蘇聯留學歸國的歌唱家（如張權等），人才濟濟。我們全體被下放到天津郊區鹹水沽，由部隊帶領我們勞動改造。

林彪的事出來後，大家都紛紛回北京，領導不讓我回去並交給我兩個任務：一是看好大家的樂器和行李，二是看守期間改學中提琴，因為拉中提琴的人手少。

看守對我來說沒問題，我單身一人北京也沒什麼牽掛的事，可改中提琴卻讓我苦惱不堪。我的手很小，拉小提琴高難度的八度都很勉強，十度就根本不可能。中提琴比小提琴大一號，手指就更夠不著了，譜號和指法，和小提琴也完全不同。

領導根本不考慮你的條件，也不和你商量，這是命令！只得老老實實的練吧！

我每天除了做兩頓飯，日日夜夜地練，中音譜表也逐漸熟悉了。這樣苦練了三個月，劇院派車來拉行李、樂器，我也隨車回到了北京。不久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所謂政策，領導將我安排擔任中提琴首席，任務就是帶領中提琴全體演奏員按指揮的要求分聲部練習，統一弓法、指法等等技術上的問題。

勞動改造了十幾年，一旦恢復了工作，又委以重任，因此競競業業，認真負責，頗得領導和指揮的贊許。

一次，我們樂團接受了一項重要的國事任務，為一位小提琴家出國參加比賽伴奏芬蘭作曲家西貝柳斯的小提琴協奏曲。其中有一段是中提琴與獨奏者的合奏，指揮讓我好好練練。這是要錄下音出國參加比賽的重要任務，我當然下功夫日夜地練。

練好以後我請指揮先聽一聽，提些意見和要求，指揮聽了，很滿意，說沒問題。當獨奏家來了，排練時，拉到這一段我們一起合奏的段落時，我的手不由自主的抖起來，指揮說，你在下面拉的不是很好嗎？不要緊張，沒事，再試試。

反覆試了兩三遍，我還是無法控制我的手， 我說很抱歉！我不能完成這個任務，請讓坐在我旁邊的小朱來演奏這一段吧！

原來我有一種預感，我肯定會緊張，我同時也將譜子給了小朱練，他剛從音樂學院畢業，拉這 一段毫無問題。不過既然指揮已聽過我拉，我想自己也不妨試試，也許能通過呢！結果不出我所料失敗了。

這件丟人現眼的事過後，指揮和很多關心我的同事都來找我，建議我去看看醫生、針灸或按摩，我謝謝他們的關懐。但我獨自一人靜下來後，思前思後，我認為醫生也治不了我這個病。

無論是五七年右派挨批挨鬥，還是文化大革命挨批鬥，都是在一大群人的眾目睽睽下，又是喊聲又是拳頭。現在一切都變了，悠揚的樂聲代替了喊聲，整齊劃一、上下移動的弓法，代替了上下一致高舉的拳頭。但人群還是那些曾經高喊打倒反黨、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李科林的人。

現在我又是在這群人的眾目睽睽下，不是低頭交代反黨罪行，而是仰頭演奏世界名曲，怎麼我也轉不過彎來，我不是理直氣壯地，而是誠惶誠恐地在繼續用音符來交代我的問題！

我心裡並沒有這麼想，但下意識裡，卻有一種無形的聲音在說：

「你不要以為摘了帽子就完事大吉，帽子在群眾手裡，如不老實，隨時可以給你帶上！」

這件事後，我已接近退休年齡，我向領導和指揮提出為了讓年青人早日接替我的位子，中提琴首席由小朱擔任，我坐在他旁邊，有什麼問題和他一起商量。

領導先是挽留，對我這種讓賢的高姿態表示贊許，以後就作出決定了。樂隊的坐位前後、裡外，都表示某個演奏員的資歷、修養、技術高低。音樂學院剛畢業的學生，技巧不錯，獨奏也不錯，但跟隨指揮、與其它聲部的配合、伴奏歌劇的經驗不足，因此指揮都喜歡用老演奏員。

我這一讓位，還在整個歌劇院傳為美談，都說李某，經過改造，不爭名奪利，不為自己而多為年青人前途考慮。我聽了這些讚美之聲，真是感到欲哭無淚，你們那裡了解我內心的痛苦，和無助，這頂右派的帽子是摘了，可是政治鬥爭、挨批鬥的緊箍咒，還陰魂不散，時刻都伴隨著我。

譬如現在有人大聲叫我的名子，或重重的敲門，我都會心跳、心悸，因為紅衛兵就是那樣一邊重重的敲門、一邊高喊我的名字：李科林！出來勞動！因此我認為我得的是一種醫學病例上也找不出來的我稱之為：政治運動挨批鬥驚恐後遺症。（待續）#

 責任編輯：馬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