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6月03日訊】近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未成年人權益司法保護和犯罪特點司法數據分析報告」。這份報告顯示，「2009年至2017年，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連續9年下降」；「近5年平均降幅超過12%」；「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未成年人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連續下降」、「降幅超過」、「世界最低」，一直都是中國大大小小的官方報告中的關鍵詞。然而，有意思的是，如此積極、樂觀的統計結果，卻無法讓中國人樂觀起來。不少網民反問道，「先看看中國未成年人少了多少」。意即，不是犯罪少了，而是人少了。還有人質問，「不給立案的，算進去了嗎？」更有戲謔、調侃的，稱「再改下法規、會下降更多」。僅這三條不起眼的評論就足以折射出，今時今日的中國人算是把極權治下的司法制度看的透透的了。

在「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連續9年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國人仍不感到樂觀的原因其實還在於另一些有具體指向的數據。比如，未成年人犯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案件有所上升；盜竊罪位居犯罪首位；初中生成犯罪高發群體，占比68.08%；農村地區占比82.06%，占比超過城市數倍；網吧成為案件發生數量最多的場所。

這些都與孩子所在的學校以及當地政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有關，也與中國孩子甚少有機會接受普法教育有關。要知道，在「唯分數論」的鞭策下，在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這幾座大山的壓迫下，孩子們除了要應對「題海戰術」、學校的洗腦教育之外，哪還有時間、精力和興趣接受普法教育？

此外，在那些不樂觀的數據中，下面兩項尤為惹眼。其一、流動式家庭的未成年人犯罪排名第一，遠超離異、單親家庭；其二、浙江、上海、北京為外來未成年人犯罪高發地區。也就是說，中國在最近20年，因「打工潮」而產生的大規模流動人口，其子女如果跟隨父母，也極有可能在外地城市引發事端、加劇不安。上述第二點就足以印證這一點。

不難發現，中國之大，天南海北之間的文化融合絕非易事。位於珠三角的廣、深地區，由於是新興城市，並由外來人口所組成，因此，所具有的包容性應該遠勝習慣了將自己束之高閣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說到底，在這樣一個奇葩的存在著戶籍差異的國度，如果還要加劇人口外流，讓他們在僅有的幾個城市扎堆、生活，那實在不是什麼能促進和諧的好事。

赴外地務工的父母，即便把孩子帶在身邊，也很難顧得過來；但要把孩子留在家裡，就成了留守兒童。儘管此次報告統計得出「農村地區未成年人犯罪率超八成」的結果，但去年那張「防性侵教育重點」的圖解卻也指出，「76%的性侵案發生在農村」。實際上，有人犯罪，就有人受害。這兩項比例相當的數據都足以表明，農村孩子的人身安全，似乎很難得到保障。孩子被父母帶去外地，可能成為犯罪者；留在沒人監護的老家，又可能成為受害者。總之，在哪兒呆著都不安全。

更值得一提的是，從犯罪者變成受害者，並不僅限於農村的孩子。要知道，孩子本就是社會群體中的弱勢。儘管最高法把未成年人的受害案與犯罪案雜糅在一起，但我們仍能從中看到中國孩子的受害情況。

比如，「2013至2017年，我國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案件呈總體上升趨勢，其中利用網絡空間毒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刑事案件顯著增長」。又比如，「拐賣兒童、猥褻兒童、嫖宿幼女、組織兒童乞討等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刑事案件」的數量變化趨勢是，從2013到2014年，呈直線增長，兩年之後又降回到原來的水平，從2016到2017年，再次呈現出緩慢增長趨勢。可見，這類案件的數量並沒有真正的下降，不僅屢禁不止，甚至仍在增長。

此外，製作、複製、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毒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案件也一直在呈現著「曲折增長」的趨勢。有報告顯示，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網絡上遇到過色情信息的騷擾。除了色情，中國孩子在網絡上遇到詐騙信息以及網絡欺凌的比例也分別高達35.76%和71.11%。

儘管青少年受到傷害的比例如此之高，被加害的方式如此之多，但最高法卻仍在報告中無比積極、樂觀的表示，「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不斷加大，（因為受理）相關案件每年增長10.46%」。儘管涉及拐賣、性侵等刑事案呈總體上升的趨勢，但最高法卻說，「打擊和預防雙管齊下，刑事案件的上升勢頭得到有效遏制」。

就這樣，中國孩子犯罪和受害的案件數量被去棱去角、亂和一頓稀泥的算下來，不降也降了。難怪中國人都對這些「大數據」心生疑竇。如今看來，這哪兒是在晒數據啊，這分明就是在粉飾數據、聚焦政府的政績嘛！

就拿農民工走到哪兒都無法保障孩子的安全來說，這根本就不是孩子的犯罪所促成，而是將農民趕進城、趕上樓，卻沒有公平對待他們的政府決策所致。積極看待這類問題，只能說明政府不想面對問題、更無意解決問題。如此，再好看的數據在暗黑的體制與現實面前，也會變得黯然失色，根本無法讓人樂觀。#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