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九評編輯部」四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25日訊】第五章 滲透西方（上）

目錄

引言

1. 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2. 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4. 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5. 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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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年美國大選是幾十年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選舉。雖然58%的投票率並不算高，但選戰過程卻一波三折，很不尋常。隨著共和黨候選人勝選，喧囂的選戰暫時落下帷幕，但另一場戰爭隨即開始了。除了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對新當選總統的攻擊，很多城市都爆發了針對選舉結果的抗議遊行。遊行者打出「不是我的總統」等標語口號，稱新選總統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排外主義者」、「納粹黨人」，要求重新清點選票，甚至威脅啟動彈劾程序。

雖然抗議者一再聲稱他們的遊行示威出於自發，調查記者還是發現了關鍵的證據，揭示出其示威活動是有人在背後策劃的。據指證，組織抗議的是左派的「職業革命家」，這些團體和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極權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團體──「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組織」（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別是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組織。根據這一系列調查的結果，新西蘭政論家翠弗‧勞敦（Trevor Loudon）製作了紀錄片《陷於重圍：2017美國內戰》（America under Siege: Civil War 2017）。[1]

勞敦並非危言聳聽，也不是出於衝動說上面一番話的。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共產主義問題，發現共產主義把美國作為滲透和顛覆的主要目標。[2]由於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者掌握了美國的教育、媒體，滲透進政界和企業界，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向左，即共產極權方向遷移。就在世人為自由世界擊敗共產陣營歡呼的時候，共產主義卻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媒體，加緊準備著最後的致命一擊。

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燈塔，肩負著「世界警察」的天賦使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與最後扭轉了戰爭的局面；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當中，美國抵制住了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威脅，最終不負眾望，成功瓦解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二百多年前，富於遠見的美國建國之父們，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體系和哲學理念、經過審慎的思考和討論之後，撰寫了不朽的政治學經典──《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基礎性文件，把天賦人權作為不證自明的真理，確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原則，並且奠定了分權制衡的共和制度。這兩個文件和眾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國人民一道，保證了美國社會的和平、穩定和繁榮達兩百年之久。

共產邪靈當然不會安心於整個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東西方同時布局。為了毀滅人類，邪靈操縱其在人間的代表，先是勾畫了一個大同社會的美好願景，然後選擇不同的人間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說，極其狡詐地實施毀滅人類的計劃。如果說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共產邪靈採用的是奪權、殺戮等方式，破壞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最後達到毀滅人類的目的，那麼在西方所謂的「自由世界」，共產邪靈採用的則是滲透的方式，用千變萬化的欺騙手法，變異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最終也達到敗壞人、毀滅人的目的。

由於在西方國家共產黨暫時沒有取得政權，共產邪靈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滲透進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機構當中。在推進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發揮了作用。

第一，蘇聯的顛覆和滲透。蘇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產國際（史稱第三國際），作為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紀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與西方開始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開始用不同方式對西方進行滲透。

第二，各國共產黨聽命於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積極籌劃顛覆活動。

第三，西方很多國家的政府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時期，病急亂投醫，採納了各種變形的社會主義政策，使西方社會中過去幾十年中呈現不斷向左轉的態勢。

第四，各個國家都有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產黨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為共產邪靈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成為西方國家內部的「第五縱隊」，客觀上起到了破壞傳統文化、敗壞社會道德、支援共產政權、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將從不同角度勾畫出共產主義滲透西方的過程和手法。由於圖景紛繁複雜，這裡難免掛一漏萬。但掌握了基本的線索，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戴著各種假面具的共產邪靈的魔爪。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主要使用了美國的例子，但讀者應該清楚，魔鬼的詭計絕不僅僅局限在美國一國，在其它國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將概述共產主義對歐洲的影響。

1. 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產黨都是和暴力分不開的，這一點事出有因。共產黨從不諱言暴力。事實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叫囂：「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宣言》出籠之後一百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因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產革命都以暴力為主要手段，客觀上使世人忽視了共產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非暴力的共產主義。

暴力革命派的馬克思主義以列寧為代表。列寧從兩個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但列寧認為，在落後的俄國一樣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列寧的另外一個「貢獻」是其「建黨」學說。列寧認為，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階級意識和革命要求，必須從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輸給工人階級。因此就要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嚴格紀律的政黨，這個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列寧「黨建學說」的實質是把黑幫組織和恐怖主義嫁接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之上，設計出一個依靠暴力和欺詐實現共產主義騙局的路徑。

就在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國誕生了一個以漸進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團體「費邊社」。費邊社的名字來源於以「逃避、拖延」戰術著稱的古羅馬將軍費邊‧馬克西姆，費邊社的標誌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在《費邊短評》的第一期刊頭上，登載了這樣一句社銘：「要像費邊與漢尼拔作戰那樣，儘管許多人指責他拖延時日，他還是極其耐心地在等待時機；一旦時機來到，就得像費邊那樣，全力出擊，否則就白等了一場，徒勞無功。」[3]

費邊社宣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此發明了「到處鑽洞」的「滲透」策略。費邊社不僅不限制自己成員的活動，而且鼓勵他們去做內閣大臣、高級行政官員、大工業家、大學校長、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隨從，或直接加入其它同意接受他們的團體，以便通過這些途徑，把其思想灌輸給關鍵的決策人物。費邊社主席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寫道：「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所謂的『滲透政策』──那就是說，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計劃，不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的思想裡，同時也要注入到與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裡──我們不遺餘力地不僅在自由黨人或激進主義者中進行這種宣傳，也在保守黨人中進行這種宣傳；不僅在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中進行宣傳，也在雇主們及金融家們中進行宣傳。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把符合於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進攻。」[4]

費邊社成員中有很多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四處演講，出版書籍、雜誌、小冊子，在社會上影響很大。20世紀之後，費邊社成員開始參加政黨活動。費邊社四巨頭之一的韋伯成了剛剛成立的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中的費邊派代表。他為工黨起草黨章、擬定黨綱草案，指導各項政策，努力使費邊社會主義成為該黨的指導思想。費邊社在美國影響也很大，有不止一個費邊主義團體，費邊思想在著名大學的文科院系中影響也很大。[5]

不管是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還是費邊社的非暴力共產主義，背後都是共產邪靈在操控，其終極目的沒有任何差別，因此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並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列寧嚴厲批評了西歐共產黨拒絕與「反動」的工會合作，或者拒絕加入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舉動。列寧寫道：「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愈來愈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6]他一再強調，共產黨必須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為了奪取政權，可以做出任何許諾和妥協。換句話說，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奪權過程中，他們的確是把暴力和欺騙的兩手發揮得淋漓盡致。

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產主義流派其實也不排斥暴力。英國費邊社代表人物之一、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寫道：「我已經清楚地闡明：沒有收入的平均就沒有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窮是被禁止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會被強制地餵飽、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發現你的操行和勤奮夠不上這樣的待遇，你可能會被溫柔地殺死。」[7]善於偽裝的費邊社選擇了善於辭令的蕭伯納，把非暴力社會主義的真實目的包裝得溫情脈脈，只是在最後才露出凶殘的面目。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時期，共產黨分子和其各種前台組織、被煽動蠱惑的青年，為了壓制不同言論，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不惜採用暴力手段，打、砸、搶、燒、暗殺、爆炸，其行為模式和共產黨如出一轍。

2. 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共產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國家。因此，「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迅速成立「共產國際」，其使命就是輸出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各個國家的合法政權，建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隸屬於第三國際的遠東支部。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全都聽命於共產國際，接受其資助和培訓。蘇聯共產黨也以其龐大帝國為後盾，在世界各國招募激進分子，把他們培養成「職業革命家」，在各自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共產黨組織。在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雖然美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變成一個擁有眾多黨員的大黨，但在美國仍然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採用靈活多變的手法，與美國社會的激進團體和激進分子勾結，滲透進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教會，甚至美國政府。美國反共運動先驅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嘗試從共產黨的人數來判斷其影響力，就像通過比較孔洞面積與完好面積來確定船體是否安全。一個漏洞就足以使整條船沉沒。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有紀律的少數人控制和指揮其他人的理論。一個處於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縱數千人。」[8]

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多蘇聯間諜早已不是祕密。但由於1954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反共努力被打壓，左派媒體、政界、學術界合力掩蓋，相關證據一直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上世紀90年代中，美國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破解的絕密電碼維諾娜文件（Venona Files）。密電碼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至少有三百多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至於他們手下還有多少人則不得而知。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夠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可以利用職權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這些人包括向蘇聯輸送原子彈技術和其它軍事技術祕密、後來被送上電椅的羅森堡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等。

由於維諾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被洩露給蘇聯尚不得而知。但更為重要的是，某些蘇聯間諜身居高位，有機會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決策發揮重大影響力。在二戰結束前舉足輕重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希斯在戰後領土處理、戰俘交換、聯合國憲章的起草等重大決策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懷特作為財政部長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參與制訂了很多關鍵政策，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建人之一。正是這個懷特在1941年促成國民黨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財政部高級官員，後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歷史學家相信，由於蘇聯間諜和親共分子的影響，美國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當中，中斷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是造成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學者強調，「影響政策」才是蘇聯間諜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10] 一度加入美共和蘇聯諜報網，但後來反正並指證其他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寫道：「敵對國家的代理人所占據的位置使他們不但能夠竊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於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不僅體現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而且體現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日常決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尤里‧貝澤門諾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講中披露了蘇聯祕密顛覆西方的手段。貝澤門諾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類的間諜電影影響，認為蘇聯顛覆的手段也是通過間諜竊取情報、炸毀橋梁等，但事實遠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當中只有10%到15%用於傳統的諜報戰，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和顛覆上。貝氏詳細解析了顛覆戰略的過程、領域和手段。一般來說，顛覆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造成敵對國家的文化頹廢、士氣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個階段，造成該國的社會動盪；第三個階段，製造危機，而危機將造成三種可能的局面：內戰、革命或者外敵入侵，這時共產黨將開始第四個階段，即趁機奪權，進而「穩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黨制獨裁國家。

按照貝氏的說法，共產黨滲透的目標主要有三大領域：思想領域，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文化等；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法院、警察、軍隊、外交機構等；社會生活，包括家庭、醫療健康、種族、勞資關係等。貝氏以「平等」觀念為例，解釋了共產黨如何通過文化滲透，一步步造成社會動盪，從而製造革命時機的。諜報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宣傳「絕對平均主義」，讓人們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境遇不滿，不滿加劇後，影響生產力，進而影響勞資關係，造成罷工潮、經濟衰退等，於是社會不穩，越來越多的人激進化，展開權力鬥爭，全面危機爆發後，革命或者外國入侵的機會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羅馬尼亞最高安全官員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對西方發動大規模心理戰、「謠言」戰（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強調，謠言戰的目的是改變民眾看問題的參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後，一個人即使面對真相也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成為「有用的傻瓜」。[13]

貝澤門諾夫說，意識形態顛覆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時間。第二個階段2到5年，第三個階段只要3到6個月。1984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說，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其效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

根據很多前蘇聯間諜、情報官員的自述和對冷戰後解密檔案的研究，前蘇聯的滲透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背後重要的推動力量。

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1950年開始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滲透，但1954年被參議院投票譴責，美國政府內部清理共產主義的努力半途而廢，是美國加速走上下坡路的關鍵。[1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麥卡錫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並沒有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而失去現實意義。麥卡錫多年來被左派政客和媒體妖魔化，「麥卡錫主義」成為「政治迫害」的代名詞，顯示出左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在回顧了麥卡錫等反共英雄在美國被壓制、被醜化的歷史後說：「左派的反美是其整個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由主義者為通姦者、色情業者、鼓吹墮胎權者、罪犯和共產主義者爭取權利。他們本能地支持無政府狀態，反對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發生崩盤。危機從金融財政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主要西方國家無一倖免，失業率達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超過3千萬人，主要工業國除蘇聯外，工業生產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羅斯福就職的一百天內，圍繞著「解困、復甦、改革」的主題，接連出台了很多項法案，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國會制定了《緊急銀行法》、《農業調節法》、《國家產業復興法》、《社會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新政基本結束，但羅斯福新政時期產生的一些制度或機構至今仍發揮著影響。

羅斯福頒發的總統令數量超過他之後20世紀所有總統頒發的總統令數量的總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國的失業率都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自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政府走上了高稅收、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蘇薩（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謊》中指出：「《國家復甦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是羅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這個法案基本上給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敲響了喪鐘。」[17]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以充分的史料證明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與願違的：新政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社會保障法使失業率增高；高稅收破壞了健康的企業經營模式；勞工法造成失業等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稱讚這本著作說：「鮑威爾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新政影響了經濟從蕭條中復甦，延長並加重了失業，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貴的政府準備了條件。」[18]

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後上台的林登‧約翰遜總統發起了「向貧困宣戰」和「偉大社會」運動。在極短時間內，約翰遜就發布了一系列總統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擴大福利計劃，提高稅收，急劇擴大了政府的職權。有趣的是，約翰遜總統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共產黨新綱領》（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幾乎如出一轍。美共書記霍爾（Gus Hall）如此解釋這個綱領：「共產黨對『偉大社會』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老話概括──『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夢想』。我們共產黨人支持『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舉措，因為我們的夢想是社會主義。」霍爾所謂「同一張床」指的是「偉大社會」政策。[19]雖然同樣支持「偉大社會」的舉措，約翰遜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為了把美國一步步引入社會主義。

「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這兩項運動最嚴重的後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對福利的依賴、越來越多青壯年拒絕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由於福利政策照顧單親家庭，實際後果是鼓勵了離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據統計，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兒中為3.8%，這個數字到1965年時是7.7%。「偉大社會」改革之後的25年（1990年），這個數字驟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比如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犯罪率飆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幾代人無法擺脫貧困、不勞而獲的思想變得根深蒂固從而形成自願失業大軍等等。

蘇格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那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裡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2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民眾形成對福利的依賴之後，政府要想減少福利數量和種類，可以說比登天還難。「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上的痼疾，使眾多政治家和學者一籌莫展。

上世紀70年代之後，極左派放棄了令美國民眾警惕的革命話語，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讀者對後者一定不陌生，「進步」一直被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的隱語使用，比如「進步運動」指的是「共產主義運動」，「進步知識分子」指的是「親共分子」或者乾脆就是地下黨員。「自由主義」也好，「進步主義」也罷，其實質並無不同，其內涵都是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傳統、「社會公正」、政治正確、高揚女權、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的權利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已。

我們無意指責哪一個政要或者個人，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變局中，要想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的確很難。在一頁頁歷史翻開之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以來，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下手，東方發生暴力革命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和全社會都受到共產主義影響，逐漸左轉。就美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後，政府採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政策。「福利國家」培養了人民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與此同時，無神論、唯物論迅速侵蝕美國社會的道德肌體，遠離了神、遠離傳統道德的民眾，在花樣百出的共產主義騙術面前，漸漸失去了抵禦能力。

4. 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史的分水嶺。一場史無前例的反文化運動從東方到西方席捲全球。與中共主導發起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不同，西方各國的反文化運動表面上是一個多中心或者說無中心的運動。從60年代到70年代的十多年間，參加這場大規模運動的人（多半是青年人）似乎出於不同的動機，有著不同的訴求。其中有人反對美國的越南戰爭，有人爭取有色人種的民權，有人反對父權、爭取女權，有人爭取同性戀者權利。其間混雜著反對傳統文化、反對權威，追求個性解放和享樂主義，推動使用毒品、搖滾樂等等，令人眼花繚亂。

「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毀掉正統的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傳統文化。這個看似雜亂無章的全球文化現象，根本上來源於共產主義。馬克思、馬爾庫塞、毛澤東（所謂「3M」）是造反青年崇拜的偶像。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

法蘭克福學派是一個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流派。1923年，該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曾經考慮過「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名字，為了遮人耳目，遂命名為中性的「社會研究所」。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格奧爾格‧盧卡奇有一句「名言」：「誰能把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拯救出來？」（Who can save u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馬爾庫塞對這一句話做了如下發揮：「西方針對每一個它所接觸的文明和文化都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美國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排外主義、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自戀的集合地。美國社會是壓迫人的、邪惡的，不值得為其效忠。」顯而易見，法蘭克福學派以西方的傳統文化為其主要敵人，意欲通過毀滅文化最終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

1935年法蘭克福學派遷到美國，掛靠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之下。法蘭克福學派和美國本土的左派知識分子一道，傳播馬克思主義及其變體，腐蝕了其後幾代美國青少年。

馬爾庫塞的理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論思想，主張解放文明對性的壓抑，是性解放潮流的主要推手之一。馬爾庫塞認為，要想獲得自由和解放，必須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本能的過度壓抑，為此，必須反對一切傳統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和權威，把社會變成一個可以無度享樂且不需工作的烏托邦。馬爾庫塞的代表作品《愛慾與文明》在法蘭克福學派的龐大著作群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在這本書裡，馬爾庫塞完成了對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結合，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變成了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批判；第二，這本書成為法蘭克福學派與青年讀者之間的橋梁，把反抗哲學直接轉化為上世紀60年代的反抗運動。[22]

馬爾庫塞說：「（反文化運動）可以稱之為一場文化革命，因為抗議針對的是整個文化體制，包括現存社會的道德……有一點確鑿無疑：傳統的革命觀念和革命策略已經終結。這些概念太過老套……我們必須用分散的方式使這個體系分崩離析。」[23]

能夠讀懂法蘭克福學派晦澀艱深理論的造反青年寥寥無幾，但馬爾庫塞的思想主旨卻簡單明了：反傳統、反權威、反道德，性、毒品、搖滾樂應有盡有，「要做愛，不要戰爭」。只要對一切權威和規範說「不」，就算參加了「高尚的革命事業」，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革命多麼廉價和簡便易行！難怪當時的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雖然很多造反青年出於自發，但最激進、處於運動最前列的很多學生領袖是受國際共產主義培訓操控的，其中包括在古巴受訓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學生領袖；學生抗議活動是共產主義團體直接組織推動的結果。從「爭取社會民主學生組織」分化出去的極左翼團體「氣象員」（Weathermen）1969年發表的聲明宣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推動了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的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二號人物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的話。[24]

正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和社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壞，反文化運動對西方社會文化的顛覆同樣令人觸目驚心。第一，它使很多邊緣文化、底層文化、變異文化成為主流文化。性解放、毒品、搖滾樂迅速侵蝕青少年的道德觀，把他們培養成反神、反傳統、反社會的潛在腐蝕力量。第二，創造了街頭革命的先例，培養了廣泛的反社會、反美國的思維方式，為後來的街頭革命開了先例。第三，60年代的年輕人街頭革命受挫之後，進入大學、研究所，完成博士碩士學業，然後進入美國社會的主流，教育界、媒體、政界、工商界，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帶到體制內，發動了一場席捲美國社會的非暴力革命。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的主要的媒體、高校、好萊塢大多成為左派的大本營。里根總統在位時，在政界稍微扭轉了向左轉的勢頭，但90年代以後，政策再度左轉，到近年達於頂峰。

5. 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有一個重要的部門──和平部，這個部門的職責是發動戰爭。看似諧謔的命名其實大有深意──在實力不如人時，最好的策略是宣稱愛好和平；在意欲發動戰爭時，最好的掩蓋也是高舉橄欖枝。不僅蘇聯和其它共產國家把這套策略運用得十分嫻熟，國際共產主義直到今天仍然不時祭出這面旗幟，作為滲透西方、麻痺和打擊自由世界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

世界和平理事會（World Peace Council）成立於1948年，首任主席約里奧‧居里是法國物理學家、法共黨員。當時二戰剛剛結束，只有美國成功研製出了原子彈，蘇聯大力推廣「世界和平」作為緩解戰爭壓力的韜晦之計。世界和平理事會由蘇聯共產黨下屬的蘇維埃和平委員會直接管控，在世界範圍內，吹噓蘇聯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稱美國是世界上的頭號戰爭販子、和平的大敵。蘇聯扶植了數量眾多的組織團體，如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青年聯合會、國際婦女聯合會、國際新聞記者協會、世界民主青年同盟、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等，與世界和平理事會相呼應，「世界和平」成了共產主義針對自由世界的輿論戰的前沿陣地之一。世界和平理事會其實是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

1961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說：「每天都應該有更多人被捲入要求和平的鬥爭當中……和平的旗幟使我們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高舉這面旗幟，我們會取得更大的勝利。」美共書記霍爾立刻響應：「有必要擴大要求和平的鬥爭，使它升級，涉及更多人，使它成為每個社區、每個人民團體、每個工會、每個教會、每個家庭、每條街道、每個群眾集會地的熱點問題……」[25]

冷戰時期和平反戰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初；第二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60、70年代越戰期間。根據投奔自由的前蘇聯格魯烏（GRU，蘇聯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簡稱）最高階官員斯坦尼斯拉夫‧路涅夫的證詞，越南戰爭中，蘇聯在西方國家的反戰宣傳上投入的金錢是對北越的軍事和經濟支援的兩倍。他說：「格魯烏和克格勃資助了幾乎所有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反戰運動和反戰團體。」[26]

在反越戰運動中曾經很活躍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羅納德‧拉多什（Ronald Radosh）承認，反戰運動的「真實意圖從來就不是結束戰爭，而是利用反戰情緒在美國國內製造一個新的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27]

第三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80年代初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核武器時。歐洲的和平、反核武運動雖然要求蘇聯和美國同時限制核武器，但蘇聯從來沒有信守過任何國際條約。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195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成立後的38年當中，蘇聯與全世界各個國家簽訂了近千項雙邊或多邊條約，而它幾乎違背了所有條約中的承諾。研究報告的作者表示，人類文明史上的大國如此缺乏誠信，蘇聯恐怕屬於首例。[28]因此反核武運動針對的其實只是美國。

翠弗‧勞敦指出，20世紀80年代新西蘭的反核武器運動就是蘇聯通過培訓特工，裡應外合實現的，結果是新西蘭退出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軍事同盟（ANZUS），把人口只有不到四百萬的新西蘭直接暴露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29]

9.11事件之後美國又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遊行和抗議。積極推動這些抗議的同樣是與共產主義組織密切相關的組織。[30]

在很多歷史書上得到正面評價的美國民權運動背後也有共產主義的幢幢鬼影。美國思想家G. 愛德華‧格里芬在比較了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後，發現美國的民權運動具有與以上革命相同的模式。第一個階段，把民眾分成敵對的不同的人群；第二個階段，建立統一戰線，製造一種運動受到普遍支持的假象；第三個階段，打擊反對派；第四個階段，煽動暴力；第五個階段，「上演」一場革命，實際是發動政變，伺機奪權。[31]

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共產主義的美國工人黨（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就發現了黑人革命的巨大潛力。他們號召，在黑人聚居的南方成立蘇維埃黑人共和國。[32]1934年出版的一本共產主義宣傳手冊《蘇維埃美國的黑人》主張把南方黑人的種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33]

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受到了蘇共和中共的支持。一度參加美共並到莫斯科接受培訓的黑人倫納德‧佩特森（Leonard Patterson）退出美共後，舉證黑人的暴動、騷亂受到了蘇共的大力支持，他本人就曾和美共總書記霍爾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訓。[34]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漲也是在中共「輸出革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1957年以後，中共的外交思想漸趨激進，1965年的時候公然打出「世界革命」的旗號，號召「廣大農村」（亞非拉）包圍「世界城市」（西歐、北美）的道路。黑人民權運動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組織，如「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毛主義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都受到中共支持或直接影響。「革命行動運動」主張暴力革命，被主流社會看成是危險的極端主義組織，1969年後解體。黑豹黨從形式到內容全是學習中共，提出的口號是「槍桿子裡出政權」、「所有權力歸人民」，《毛主席語錄》是必讀書。像中共一樣，黑豹黨主張暴力革命。其領導人克利弗在1968年預測說：「大屠殺即將到來。黑人解放的暴力階段來臨了，它將廣泛傳播。在射擊與鮮血中，美國將被染紅。死屍將散堆在大街上……」其他人也鼓吹暴力、游擊戰甚至恐怖主義。在很多黑人集會上，參加者揮舞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會議現場是一片紅的海洋，和同時期的中國「交相輝映」。[35]

民權運動的很多訴求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但激進的黑人革命組織並沒有消失，近年來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重新浮現。[36]

全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和平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濫觴於幾千年以前的古代，20世紀以來也有一些富於遠見和愛心的人物為了消除國家間的誤解和敵意而奔走操勞。由於歷史原因，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存在種族歧視的現象，民眾為消除種族歧視所做的教育、宣傳甚至抗爭都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邪靈利用社會上存在的思想動向和矛盾摩擦，挑撥離間，煽動仇恨、製造暴力，欺騙和裹挾了很多最初並無惡意的民眾。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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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Interview with Trevor Loudon,」 Capital Research Center, . 工人世界黨成立於1959年，致力於「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發起社會主義革命」，近年參與了很多搗毀各地歷史雕像的極端抗議活動。參見： 「Who are the Workers World Party, the group who helped organize the Durham Confederate statue toppling,」 .

[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17。

[4]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17。

[5] 關於費邊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影響，參見Rose L. Martin, Fabian Freeway: High Road to Socialism in the U.S.A., 1884-1966 (Boston: Western Islands Publishers, 1966), Part II 「The United States」 ; 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6]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7]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Garden City,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1928), 470.

[8] 引自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87the Congress, 1^st session, //sites.google.com/site/heavenlybanner/aclu.

[9]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 Venona: 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8-145.

[10] M. Stanton Evans and Herbert Romerstein, Stalin’s Secret Agents: The Subversion of Roosevelt’s Government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12), 「Introduction.」

[11] 同上。

[12]  Thomas Schuman, Love Letter to America (Los Angeles: W.I.N. Almanac Panorama, 1984), 21-46.

[13]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J.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6.

[14] 關於麥卡錫主義，參見 M. Stanton Evans, Blacklisted by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and His Fight against America’s Enemies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15] Ann Coulter, 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3), 292.

[16] 王曾才：《世界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94），頁324-329。

[17] Dinesh D’Souza, 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 (Chicago: Regnery Publishing 2017), Chapter 7.

[18] Jim Powell, FDR’s Follies: How Roosevelt and His New Deal Prolonge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3), back cover.

[19] G. Edward Griffin, More Deadly than War, .

[20] , 「The Great Society at 50」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探討美國高福利政策的後果，還可以參考同一作者的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 (Templeton Press, 2012).

[21] 關於這一段話的作者有不同說法，一說作者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我們引用這句話是因其意思可取。

[22] William L. Lind, Chapter VI 「Further Readings on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William L. Lind, 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ology (Free Congress Foundation, 2004), 5-6.

[23] Raymond V. Raehn, Chapter II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William L. Lind, 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ology (Free Congress Foundation, 2004), 10.

[24] 沈漢、黃鳳祝編著：《反叛的一代──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頁136。

[25] Jeffrey G. Barlow, 「Moscow and the Peace Movement,」 The Backgrounde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82), 5.

[2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8), 74,170.

[27] 引自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389.

[28] Anthony C. Sutton, The Best Enemy You Can Buy (Dauphin Publications, 2014),  「Conclusions.」

[29] Trevor Loudon, The 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 (Las Vegas: Pacific Freedom Foundation, 2013), 5-14.

[30] 「AIM Report: Communists Run Anti-War Movement,」 Accuracy in Media (February 19, 2003), //www.aim.org/aim-report/aim-report-communists-run-anti-war-movement/.

[31] G. Edward Griffin, Anarchy U.S. A.: In the Name of Civil Rights (DVD). John Birch Society.

[32] John Pepper (Joseph Pogani), American Negro Problems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28), .

[33] James W. Ford and James Allen, The Negroes in a Soviet America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4), 24-30.

[34] Leonard Patterson, 「I Trained in Moscow For Black Revolution,」 .

[35] 于展：〈美國民權運動中的中國因素〉，愛思想網，.

[36] Thurston Powers, 「How Black Lives Matter Is Bringing Back Traditional Marxism,」 The Federalist, //thefederalist.com/2016/09/28/black-lives-matter-bringing-back-traditional-marx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