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27日訊】只要是在大陸長大的中國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逃脫共產黨的洗腦教育。這種教育從你懂事那天起就開始了，從此日復一日無休無止，而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讓你反復學習所謂「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蹟」。

這種洗腦教育的力度之大影響之深，以至於時至今日我還能清楚的記得他們中許多人的名字與「事蹟」，其中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因被抓時身無分文震驚了國民黨士兵，在獄中寫下日後被選入大陸中小學課本的《清貧》和《可愛的中國》，被中共封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的方志敏，以一首「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的《就義詩》著稱的中共早期農運領袖夏明翰，被捕後寫過「浪跡江湖憶舊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獄中詩》，之後在雨花台被國民政府槍決的中共廣州起義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

照共產黨的說法，這些「革命先烈」都是為了共產主義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犧牲的，這一事業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也是世界上最「光榮偉大正確」的事業。

許多年裡，我對共產黨的這種宣傳一直都信以為真，直到後來因為現實的慘痛教育，也因為接觸到了越來越多有關所謂中共革命史的真實資料，才漸漸醒悟到這一切其實都是精心編造的謊言。事實上，方志敏、夏明翰、惲代英等一大批所謂 「革命先烈」投身的共產主義革命，壓根就不是什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是地地道道的將中國人民推向苦難深淵的一場大劫難。以方志敏、夏明翰、惲代英等人為代表的所謂「革命先烈」的所作所為，也根本不像他們自以為的那樣是在救國救民，實際上完全是在禍國殃民。也就是說，是在作惡！

當然，我不否認，在共產黨的隊伍中，有相當一部分像方志敏、夏明翰、惲代英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投身共產主義革命的初衷確實是為了救國救民；而且，在把共產主義這股禍水引入中國，以暴力手段顛覆當時的合法政府，直至最後為此搭上自己性命的整個過程中，他們自始至終都堅信不疑的認為自己的信仰是人世間最正確的信仰，自己所獻身的事業是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最偉大的事業，無論是方志敏的《清貧》、夏明翰的《就義詩》和惲代英的《獄中詩》，我想都足以充分表明他們對自己的信仰和事業的忠心不二。也就是說，在作惡時，他們是很虔誠的。

不過在我看來，這正是事情的可怕之處，也正是值得後人深思並吸取教訓的地方。

說到惡，我們都知道西方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概念：「平庸之惡」。

什麼是平庸之惡？簡單地講，就是在強權和體制之下，放棄道德責任和獨立思考，無條件服從權力所犯下的罪惡。這樣幹的人並不以為自己是在做惡，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在忠實的履行自己應盡的職責，是在恪盡職守。

除了這種惡，還有一種惡我稱之為「功利之惡」。

與平庸之惡不同，在功利之惡中，作惡的人並非不知道自己是在作惡，他們知道的其實很清楚，但是照舊作惡。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贊同惡，而是因為作惡能夠給他們帶來利益，且不需要為此付出代價，即使有代價也比收益要小得多。換句話說，他們才不在乎什麼善惡不善惡呢，只要有利可圖就行。今天作惡有利，他們就作惡；明天作惡無利可圖，行善有利可圖了，他們就會棄惡行善。這種人可以說是十足的投機者，眼裡只有利益二字。

那麼以方志敏、夏明翰、惲代英為代表的所謂「革命先烈」作的又是何種惡呢？我以為既不是平庸之惡也不是功利之惡，而是另一種惡，我稱之為「理想之惡」。

如果說平庸之惡是因為放棄道德責任和獨立思考盲從權力而作惡，功利之惡是因為追求個人私利無視善惡而作惡，那麼理想之惡則是因為被喬裝成真理和正義的邪惡所矇騙，誤將其當成造福人類的美好理想去追求，甚至為之獻身所犯下的罪惡。換個角度講，如果說平庸之惡是對善惡的回避或者懸置，功利之惡是善惡不分，那麼理想之惡則是對善惡的顛倒，把惡當成了善，當成了美好的理想在追求。

拿以方志敏、夏明翰、惲代英為代表的所謂「革命先烈」來說，他們追求的理想是什麼？是共產主義。而他們之所以要追求共產主義理想？那是因為他們相信，只有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徹底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讓勞苦大眾獲得「解放」，讓中國變得獨立富強自由。

那麼事實究竟如何呢？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業已證明，共產主義運動帶給中國人民的並不是它曾經信誓旦旦許諾的什麼美好生活，而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和浩劫，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對無辜生命的虐殺，其慘烈程度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盤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從二千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他們中許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據專家估算，從1949年至今，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國人在6千萬至8千萬人左右，差不多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大超過了之前近三十年的戰爭時期，也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是希特勒納粹所屠殺的猶太人總數的13倍。

就說方志敏、夏明翰、惲代英吧，哪一個人沒有欠下血債？

以方志敏為例。據《轟動全球大事件 方志敏綁票砍頭外國傳教士夫婦》一文披露，1930年7月，面對財政上實在揭不開鍋的困局，方志敏所部偽裝成國軍，兩天之內奪取只有一個營守衛的景德鎮。這次行動可謂斬獲頗豐，景德鎮富甲一方、也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家產被哄搶一空，本人也被方志敏無情的砍了腦袋。

1932年6月，方志敏故技重施，屬下的廣豐獨立團帶著大批「挑夫」，奔襲二八都，紅軍除了掠走大量食鹽、布匹、現洋等數萬元的財物，還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屬共兩百多人綁回根據地，同時將抓獲的保長謝世仔放歸，讓其通知這兩百多人的家人速將足額的「革命經費」送往蘇區，根據《衢州文史資料》中的《紅軍攻打廿八都見聞》記載，事後謝盛仔帶領本地一群青壯年，每人挑著八百塊大洋去紅軍駐地贖人。但有些人贖回來了，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被撕了票。最悲慘的是，兩個月後，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劫驚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綁架地主和富紳三十多人為「肉票」。

可見，事情的可悲之處就在於，夏明翰、方志敏、惲代英們把喬裝打扮的罪惡錯當成了美好的理想，自以為是在救國救民，是在為理想獻身，哪裡知道自己其實是在禍國殃民，是在為邪惡賣命。

在共產主義為禍中華將近一百年的歷史裡，這樣的「革命者」豈止於夏明翰、方志敏、惲代英，說有成千上萬恐怕都少了。

與平庸之惡和功利之惡截然不同的是，雖然方志敏、夏明翰、惲代英們實則是在禍國殃民，但卻無一不自認為是在為真理和正義獻身。這就決定了在「砸爛舊世界」的所謂「共產主義革命」中，他們既不是在機械的履行職責，更不是在看風使舵的進行投機，而是在全身心的投入，在滿懷激情的進行著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因而他們的「革命」意志、熱情、能量和效率都不可避免的遠遠超過了共產黨隊伍中那些平庸或投機的人。換句話說，共產黨燃起的邪惡的「星星之火」之所以最終能夠變成「燎原之勢」，中共之所以能夠從國民黨手中奪得江山，起主要作用的既不是跟著共產黨隨大流走的人，也不是共產黨裡的投機份子，而是像方志敏、夏明翰、惲代英這樣心甘情願把性命豁出去的虔誠的理想主義者。用共產黨自己的話說，他們的江山是由無數這樣的「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不過也正因為如此，理想之惡的罪惡要遠遠大於平庸之惡和功利之惡。

不僅如此。理想之惡還是一朵名副其實的「惡之花」， 一朵用受騙者和被害者的鮮血染紅的豔麗迷人的「惡之花」。儘管它對社會的危害尤為巨大慘烈，不是小惡，而是大惡，但由於古往今來人們對寧死不屈捨生取義的理想主義者總是抱有敬意，卻使得它對那些天真善良缺乏足夠識別能力的熱血青年格外具有吸引力和迷惑力。一代代的中國青年之所以被共產黨成功洗腦，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因為被其所宣揚和渲染的方志敏的「清貧」、夏明翰的「大義凜然」和惲代英的「豪情」等等所打動進而心生敬意直至上當受騙嗎？可歎的是，這樣的劇情至今仍在上演。

善良的人們啊，請千萬記住，並不是所有理想都是美好的，也並不是所有邪惡都是赤裸裸的。邪惡有時候是非常狡猾的，往往會千方百計喬裝成美好的理想，甚至比理想更像理想。換句話說，理想的外衣之下也可能隱藏著十足的邪惡。如果你把邪惡當成了美好的理想去追求和獻身，不管你有多大的豪情，如何清貧，怎麼慷慨赴死，你也是在作惡害人。

方志敏、夏明翰和惲代英們不就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例子嗎？！#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