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19日訊】              

   20，1949年

中共的解放軍進城了！我們在楊家二樓的窗戶裡，懷著一顆又怕又好奇的心情，從窗簾縫裡注視著這批聽說專門殺人放火的軍隊。可看到的卻是一批批身穿灰色棉衣，腳穿草鞋，農民一樣的年青面孔。他們沿街慢慢走著，有的坐在街沿喝著軍用壺中的水，有的在貼布告，沒有一個士兵進入民宅，沒有一個人進入大門緊閉的商店裡搶東西的。第一批過去了，我們幾個膽大同學就到街上去看布告，標題是幾個紅色醒目的大字：三大紀律   八項注意。其中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躲在家裡的人們，逐漸上街了，商店也開始營業，學校也通知準備複課。開始複課，並不是恢復大學裡的功課，而是由共產黨的幹部到各個學校上大課作報告。說「共產黨是為人民打天下，為窮人翻身，解放了在萬惡的舊社會受苦受難的廣大工人和農民」。還講了一些聽起來很新奇的什麼「從猿到人的進化論」。當時什麼都冠以人民，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人民日報，人民廣場，人民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同學也異常興奮地說著解放軍給老百姓挑水，種地，掃街等好事，都感到來了一個可能是真正為老百姓的全新的政府，全新的軍隊，我們今後的日子「好過了」。

在這個大日子裡，我卻生了一場大病，差點送了命。我得的是一種病毒性的急性喉炎，發高燒，咽喉膿腫，無法下咽食物。當時剛建政，公立醫院還在修繕恢復中，醫生，護士大都還沒有正式上班。我的好友趙民禮夫婦，知道我孤身一人，又沒有親人在青島，當機立斷，將我送到她父親開的私人醫院，她父親是留學日本的醫生，醫術精湛。我住在這位醫生的家裡，白天醫生為我精心的治療，晚上民禮和婉聖打地鋪就睡在我的床邊，以便有什麼動靜好立即叫醫生。婉聖在他爸爸的薰陶下也學會了打針，每天按時為我打針，餵藥。在他們全家精心的治療和護理下，我的病情轉危為安，從死神手裡奪回了我的生命。

趙氏夫婦的好朋友李鐸權在北京文藝團體任指揮，他很希望他們能去北京一起工作。不久我也收到民禮的信，他說「革命的文藝隊伍」是如何如何好，「領導同志是多麼平易近人」，「第一次聽到人們互叫同志，而不叫先生」，關心群眾的生活。因為他們是從香港來的音樂家，特別受到尊重和照顧，給他們分了過去是王爺住的四合院中的一套兩間的房子。他們深知我學農只不過是奉父母之命，真正熱愛的還是音樂，勸我來北京報考北京藝術劇院。

我呢，還下不了這個決心，因為我在農學院已念了三年半，還有半年去大連實習回來後，就拿農學士的大學文憑了。是做一個整天在農場或農村和泥土打交道的農業家？還是去首都北京做一個「革命的文藝戰士」？我仔細權衡和分析了我這三年半的學業，可以說僅僅是為了應付考試，勉強及格，真正的農業知識仍是一竅不通。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練小提琴，四重奏和交響樂的活動中去了。我不能雖然拿到一張紙的文憑，卻以麥苗，韭菜不分的農學家的身分去誤導農民或去研究什麼改良品種。

在音樂方面，我只是一個業餘的愛好者，沒有經過嚴格的音樂學院科班出身的訓練，是否能應付專業文藝團體的要求還沒有把握。我將我的猶豫和擔心告訴了民禮，他認為經過這幾年對我在音樂知識和演奏技術上的了解，他竭力鼓勵我應該來北京試試。

1950年初，我懷著一顆既惶恐又興奮的心情，來到了首都北京。經過藝術劇院指揮的考試，通過了，我被錄取為管弦樂團的小提琴演奏員。這麼輕易而順利地就錄取了，我想一來是指揮看老朋友介紹來的人的面子，二來是當時各單位都急需人手工作，我也是就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魚龍混雜地「鑽到革命隊伍」裡來了。

「革命隊伍」這個新名詞，真是名副其實。什麼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領導幹部和我們同住，同吃，一起演奏，休息時一起打球。我是個玩球迷，為了保護我們演奏員的手不至因打球而受傷，我發明了一種「軟排球」，即用排球的內膽，包上布，當排球用，打法與排球一樣，又不會傷手指。每當工作完，甚至在排練中間二十分鐘的休息時，湊幾個人就賽起來。同事們那種興奮，熱鬧，生龍活虎的勁頭，比起我在當學生時的表現，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同屋共四人，兩位拉小提琴，一位彈鋼琴(我未來的妹夫)一位大提琴演奏員，也是我們的頂頭上司，黨委書記。他為人正直，和藹可親，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離開了香港舒適的生活，去了延安。作為我們的領導，又有在香港生活過的經歷，他深知我們這些「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毛病」，因此，他和我們聊天，什麼都侃，交友，戀愛，結婚，生孩子，一點沒有什麼呆板，嚴肅，教條的感覺。有時我們去演出，他留在家裡，晚上我們從外面回來天氣很冷，當我們鑽進自己的被窩時，感到暖暖和和，原來他將熱水灌在玻璃瓶裡並包上毛巾，把我們的被窩事先都捂熱了。有時也放把毛刷藏在我的被裡，當我伸腳進去，嚇我一大跳，以為是條毛毛蟲呢，樂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們也把他當作我們的知心朋友，有什麼想不通的心裡話，很願意和他推心置腹。（待續）#

責任編輯：馬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