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2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馨綜合報導）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全球公認的山寨大國，但其監控維穩技術卻在「引領全球」。12月19日，加拿大電視新聞網（ctvnews）報導，中共的「社會信用體系」不僅是利用高科技來懲罰公民的體系，還用來限制在華外企，以及波及海外華人。

香港「人權觀察」（HRW）資深研究員王松蓮（Maya Wang）認為，有朝一日人們幾乎會自動進入「聯合懲罰系統」，所有這一切都將以非常快速的、系統的方式實現自動化。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信用」還會涉及海外華人，她呼籲西方政府警惕技術出口，加強隱私法律。

噩夢成真 無法擺脫的黑記錄

2016年網飛（Netflix）的反烏托邦系列節目《黑鏡》（Black Mirror）中有一個鏡頭：每個人都使用他們的智能手機以5分的評分標準進行相互評分，雖然這看起來與人們對優步（Uber）出租車的評分方式很類似，但後果遠比優步評分嚴重得多。主人公想要一套更好的公寓，但她沒有達到所需要的4.5等級，所以她就被困在所住的地方。當她的分數降到一定程度時，她甚至無法搭乘飛機、無法租到一輛體面的汽車。試圖遵守評分規定的壓力使她越來越苦惱，最終，她被囚獄中。

這樣的情景可能會讓人覺得完全像科幻小說，但這類的技術懲罰和獎勵在中國日益成為現實。香港「人權觀察」資深研究員王松蓮在接受電話採訪時告訴CTVNews.ca，2016年被中國「社會信用體系」擊中的律師李霄霖就是一個實例。李律師在離家1900公里的地方試圖用身分證購買機票，但屏幕上的信息顯示，他被中共最高法院列入黑名單。李律師從法院官網上查到：他因為2015年未履行一項法院命令而被放進「失信」名單。當地一名法官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將其列入了名單。幾週後，當李律師終於來到法官面前時，他被告知這是因為他多年前被命令作出的道歉並不真誠。理由呢？

王松蓮女士說：「法官說（李）在4月1日道歉，但4月1日是愚人節。最終李霄霖讓律師協會為他進行辯護。法官說，『好吧，如果你再次道歉，我們就把你從黑名單上刪除。』 李霄霖被迫再次道歉，（而後）他在旅行黑名單上才被除名……但當他試圖進行抵押貸款時，他發現他還在抵押貸款黑名單上。」

「社會信用」系統採用「連坐罰」的評分制度

中共的「社會信用」系統將在2020年全面運作，目前已經對大量的人進行了試點。該系統名義上是為了擴大金融服務，但是被外界批評旨在監控公民。

除了個人行為被評分外，該系統還採取「連坐罰」的評分方式。《金融時報》此前曾報導說，你的朋友發布的帖子都可能影響你的信用分數。

澳洲廣播公司9月19日發表的一篇報導說：「如果你最好的朋友或父親說了一些關於政府的負面言論，你也會丟分的。」「你和誰約會並最終成為伴侶也會影響社會信用。」

澳廣在報導中分別引用兩則現實例子來介紹社會信用制度對人民的影響。第一例，獲得「社會信用」高分、被認為是「模範中國公民」的范丹丹（Dandan Fan），她的每一步、每一個行為都可被監控攝像頭追蹤和判斷。

即使她在超市購物，放入手推車的東西也可能影響她的分數。比如，如果她買的酒被系統認為太多，她就會被判斷是有酒癮，從而不知不覺中就會失去幾分。系統不會去管這些酒是給自己用的還是要送給別人的。

報導介紹，丹丹的丈夫張小京（音譯，Xiaojing Zhang）是司法部們的公務員，為「黨的忠實骨幹」。信用分數可能比丹丹還高。他們的兒子也會因父母的高分而受益，可得到最好的住房、學校和醫療保健，前提是他的父母保持信用分數。澳廣說，「黨的規定和保護」都將賦予他這一切。

安裝在手機上的一個應用軟件（app），可以讓擁有高分的她享受很多特權，無需押金即可租車、住酒店或租房，可在酒店和機場獲得貴賓級待遇、低利貸款，並為獲得就讀最好的大學和工作崗位提供一個快速通道。

二等公民寸步難行

Ctvnews的報導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利用技術支持的黑名單來威脅並積極塑造公民的行為，並且利用私營部門的幫助將「違反規定者」變成實際的二等公民。

荷蘭萊頓大學中國法律研究者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對「社會信用」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截至2016年，被法院定義為「慣性作弊」的人員會通過多種方式受到懲罰。他們可能無法在國有企業裡擔任某些職務、成為公務員或參軍。他們也可能在很多事務上受到限制，比如購買房地產、翻新房屋、購買汽車、乘坐高速列車、搭乘飛機、住高檔酒店、住度假勝地、進入高爾夫球場、獲得簽證去外國度假或把孩子送入私立學校。

總之，評分低的人在「社會信用」制度下，會完全被排除在社會之外。而「不聽黨的話」的人往往成為評分低的二等公民。

澳洲廣播公司在報導中所舉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曾實名舉報中共黨內高層腐敗現象的調查記者劉虎。報導指，在國際社會，劉虎會很受歡迎，但在中國不是。劉表示，中共政府把他看成是敵人。

劉被以「造謠」的罪名拘留，並被要求發表道歉和支付罰款，後被釋放。

澳廣說，劉因其言論罪名而在社會信用評級中丟分，被列入社會信用試點計劃的黑名單。他因此被禁止坐飛機、高鐵等，被軟禁在家鄉重慶。

他說，當他用手機應用軟件（app）預訂火車票時，「應用說，預定失敗，我對高鐵的使用受到法律限制。」

劉虎說：「很多人被錯誤地列入了黑名單，但他們無法擺脫它。」

今年3月，中共國家發改委稱，在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下，900多萬張機票和300多萬的火車票被禁止出售。截至4月底，累計限制購買機票1100多萬人次，限制購買高鐵動車票400多萬人次。

社會信用體系的「愛國」分數

NSBO分析師漢密爾頓（Gilliam Collinsworth Hamilton）曾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中國的社會評分體系註定要失敗》一文說，這個社會信用體系可以通過重新調校，產生「愛國」分數——也就是評價一個人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與執政的共產黨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分數。

他說，這就是這項社會信用體系的核心：不僅僅是使用大數據來衡量信用得分，還要量化全體中國公民的政治傾向。

他還說，考慮到中共在這些問題上的記錄，不難想像，那些得分低於「最低愛國標準」的人將會發生什麼。

王松蓮：「社會信用」可以用來侵犯人權

荷蘭萊頓大學中國法律研究者克里默斯發現，遂寧市試行「社會信用」制度後總結出來的一些要素，包括公開違反者的姓名、當眾羞辱他們，並讓他們難以開展業務等等都寫進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中。中共發改委在今年5月稱，已累計簽署36個聯合獎懲備忘錄，在法院執行、稅收徵管、安全生產等多領域裡持續發布更新「紅黑名單」，推進聯合獎懲措施。

王松蓮在接受電話採訪時告訴CTVNews.ca，即使黑名單僅用於執行法院命令，仍然可以用來侵犯人權，因為中共法院經常任意裁決。換句話說，法官不僅可以隨意決定誰在聯合懲罰系統中被列入名單，而且一旦你在黑名單上，就不清楚如何在黑名單上徹底除名，正如發生在李霄霖律師身上的事件一樣。

王松蓮女士的另一個大問號是，未來「社會信用」系統的使用方式會有所不同，特別是如果該系統與中國各地城市激增的安全攝像頭、面部識別技術和安全數據庫相結合。她指出，在中國，公開的政治行為，如參與抗議或公開批評某些官員，一直會受到嚴厲監管，雖然這並不涉及社會信用，但打擊持不同政見者的工作仍然是公安部的職權範圍。她說，這意味著以「社會信用」的名義創造的工具很可能被用來隨意懲罰民眾。

「社會信用」已被用來約束外國公司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員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研究了「社會信用」系統。她指出，「社會信用」已被用來讓外國大公司在政治上站隊。今年早些時候，包括加拿大航空公司在內的航空公司被告知，如果他們沒有在其全球網站上把台灣列為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中共航空當局將把「嚴重不誠實」的記錄列入「社會信用」系統。霍夫曼說：「這將嚴重影響他們（航空公司）在中國的經營能力。」

霍夫曼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信用』所帶來後果的過程將逐漸變得更加自動……更廣泛的民眾會更直接地感受到這一點。」她說，這可能也包括加拿大華人，因為公安部也在為海外華人制定信用代碼。

霍夫曼呼籲，外國政府應阻止出口有助於「社會信用」的技術，或使用像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來懲罰那些從中獲利的人。她還說，「社會信用」應該成為驚醒民主國家的警鐘，以敦促民主國家加強隱私法律。

李善鑑：無信用者掌控信用機制——危險！

在天涯論壇上，一位取名為燕山之石的網民指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就沒有根基，他寫道：「中國社會信用缺失的根源究竟在哪裡？應該說，公權力部門、地方政府無視社會公信力，才是導致中國社會職業底線不斷沉降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政府無視社會公信力，又怎能企望社會守住職業底線？」

如果說中共政府就是社會信用缺失的根源，那麼中共治下的「社會信用體系」無非就是要用來對付民眾的。中國問題專家李善鑑曾告訴大紀元記者，中共政府覺得它掌握著公民的生殺大權，標榜為老百姓服務，實際上是欺騙民眾，目的是用這種信用體系控制公民，「讓沒有信用的權力機構（中共）去主導、掌控這種信用機制，是最大的諷刺」。

李善鑑分析認為，社會信用體系的危險性在於，它（中共）自己沒有被約束，中共作為謊言、不道德的主體可以隨意做屬於或不屬於這個信用範圍的事情，信用機制就會變成加害民眾的另外的手段。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就中共的社會信用系統採訪了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朱教授表示，政府只要求民眾，但是政府卻不受到任何監管。一個由政府單方面評級的社會信用系統可能會變成「信用極權主義」。#

責任編輯：李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