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1月05日訊】編者按：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執行董事、澳洲前國防部戰略副次長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近日就澳洲維州政府簽署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一事，在《澳洲人報》週末版發表評論文章，並向澳洲聯邦政府提出建議。詹寧斯授權大紀元時報刊登其文章，以下為原文翻譯摘要。
堪培拉必須掌控對中關係
近期發生的三件事威脅到了澳洲聯邦政府在對中政策走向問題上的控制權，而這個戰略政策是澳洲目前面臨的最為艱難的挑戰。當堪培拉還在擔心其發布的與中國有關的聲明會否引起北京不滿時，澳洲的州和領地、企業及大學卻在迅速推動各自與中方的互動。
澳洲的聯邦政府需要更好地向各級政府及機構清楚地解釋國家安全存在的風險，否則澳洲與中國的關係將會被那些只對經濟感興趣，而不關心國家安全的群體所推動。
最近這樣的例子有三個。第一個就是，維州州長10月25日在堪培拉與中共大使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支持中共所謂的「一帶一路」倡議。
第二個，我們看到布魯米奇（Malcolm Broomhead）10月26日帶領一個大型的澳洲商界代表團抵達中國。布魯米奇是爆炸物製造公司澳瑞凱（Orica）的董事長，也是澳中「一帶一路」倡議顧問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是一個私有實體機構，旨在促進更多「一帶一路」商業關係，維州州長簽下的諒解備忘錄正是由該委員會推動的。
還有一個例子是，一個名為澳洲大學技術網絡（Australian Technology Network of Universities）的團體，10月16日與九所中國的科技大學簽署了一份澳中工程合作夥伴關係協議，聲稱是為促進兩國學生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學科中進行更多、更深入地交流，並鼓勵「兩國之間的以工業為中心的研究合作」。這三件事都令人擔憂。
州政府成軟目標
維州簽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是匆忙達成的一個國際性協議，但州政府卻並不了解其中的國家安全問題，也沒有經過由憲法授權處理潛在的國家安全隱患的過程。
根據維州州長安德魯斯（Daniel Andrews）的說法，諒解備忘錄將使「維州成為第一個、也是澳洲唯一一個與中共政府在『一帶一路』倡議上達成協議的州。」事實上備忘錄本身還沒有對外公布（維州已表態拒絕公布），因此外界並不清楚真正簽署了什麼內容。
維州州長安德魯斯的說辭是言過其實、不準確的。2015年，當時的北領地政府作出一個聲明，坦承其將達爾文港租給一間中國公司99年的目的是，讓北領地在「一帶一路」的資金流中得到一些投資資金。（達爾文港有美國海軍陸戰隊駐紮，是澳洲通向有爭議的南海的最近路線。此外，該中國公司被曝有中共軍方背景，所以達爾文港99年租約有戰略上的安全風險。）所以，永遠都不該讓州或領地與中共的金錢扯上關係。
坦率地說，維州簽下的「一帶一路」讓人不安，為什麼維州會有一個對外公布的對中政策，而堪培拉聯邦卻沒有？答案當然就是州或領地在國家安全問題上不用負任何責任，並且他們也幾乎沒有途徑獲得情報信息去了解北京的戰略性目標，了解澳洲聯邦一級政府的對中政策細節是什麼。
在過去幾年裡，聯邦政府開始反擊中共隱蔽或公開地對澳洲公共生活的影響，而州政府沒有，所以北京能得出，州政府是（滲透的）軟目標的結論，這並不令人驚訝。
澳聯邦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態度
我們看到的是，一些州政府對中國的資金無任歡迎。但問題是，負有處理中共間諜活動、網絡黑客攻擊、顛覆破壞活動及不當的干預活動責任的是聯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不僅如此，只有聯邦國防部、內政部和情報機構才能追蹤中共在澳洲國內的行動，以及追踪這些行動對我們的盟國及亞太地區的安全會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
因此，如何平衡中共帶來的風險和機遇，聯邦和州政府所持的不同觀點間的差距需要得到填補。
對於「一帶一路」，澳洲聯邦在兩黨廣泛支持下的立場是，澳洲將逐案審議投資提案，但不會對該倡議提供全面的認可。聯邦政府對是否全面支持「一帶一路」一直未表態，因為越來越顯而易見的是「一帶一路」倡議並不單純在經濟層面。那麼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為什麼要被告知去簽署另一個國家的政治議程？「一帶一路」實際推進的是中共的戰略目標，即讓那些較弱的國家更加依賴於北京，幫中共排除競爭對手，並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盟。
前總理特恩布爾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個月推動了一項計劃，澳洲與日本和美國共同投資融資，為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發展提供了替代「一帶一路」的方案。時任外交部長畢曉普則表達了公眾擔憂「一帶一路」鎖定小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經濟體的風險，這會讓小國陷入債務陷阱，就像斯里蘭卡把自己國家的基礎設施交給了北京，以支付建設時欠下的債務。
商界代表團訪中
不僅州政府，許多澳洲企業對「一帶一路」也存在類似問題。10月26日，布魯米奇帶領的大型商業代表團訪問北京，代表團中包括必和必拓、力拓集團、唐納集團、澳瑞凱（Orica）、麥德龍礦業、畢馬威、麥肯錫、農企艾德士（Elders）、西農集團、澳新銀行、銘德律師事務所（Minter Ellison）、Resource Capital Funds，以及澳洲礦業委員會和維州及西澳政府的代表，他們想要討論如何快速促進（與中方的）商業協議。
《澳洲人報》一篇報導曾披露，澳瑞凱的中國合作夥伴是中共國企保利集團，這是一家起家於國防工業背景的不透明企業集團，被北京媒體財新國際（Caixin Global）描述為「軍事巨頭」。2013年，美國曾因該集團的保利科技公司違反了美國的「禁止向伊朗、朝鮮和敘利亞擴散法案」而對其實施制裁，雖然保利對此提出了異議。該制裁於2015年2月到期。
與保利集團的合作否能為澳洲企業提供機遇還有待觀察，但從更廣泛的北京國防和安全議程上去理解這種合作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中共在亞太地區更具攻擊性的軍事態勢、快速增加的高科技武器，以及對澳洲私營和公共領域的持續性網絡間諜活動，無疑都是澳洲公司不應與中國國有企業的關係過於緊密的原因。
莫里森的首個外交政策公開演講
州和領地、企業和大學在某種程度上，有理由要求聯邦政府必須建立正確的框架來指導他們與中方的合作往來。作為情報和安全問題的主要守護者，聯邦政府應該明白無誤的告訴公眾，對一個專注於成為（全球）主要軍事力量的專制國家，澳洲為什麼應該降低對其在經濟上的依賴。
務實的澳洲部長避免與中方有不必要的外交爭議，但只強調合作的前景卻是在掩蓋一種趨勢——越來越傾向於違背澳洲利益的戰略方向。因而必須清楚闡明風險所在。
澳洲總理莫里森上週在悉尼舉行的亞洲簡報會議上發表演講，在這個被認為是莫里森上任後首個重大外交政策的公開演講中，他表達了堪培拉對於公開發表有關中國的言論感到苦惱。但莫里森的演講強有力地宣稱，他的外交政策定位來自「我們（澳洲）的特點，我們的價值觀」，而不僅僅是做交易。他闡述了澳洲的基本目標：開放的市場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和平的自由民主體制。
如果提出這些價值觀有所意指，那麼很顯然這是與中共政權的現實狀況相悖的。對於中共，莫里森是警惕的，他說「必須保有對話與合作的空間」，但他擔心北京「正在施加前所未有的影響力」。
現在，莫里森應該對州、領地、企業和大學明確界定一個與中方進行開放式往來的合理的限制框架。如果不這樣做，那麼聯邦政府就會失去對中共政策的控制力，而變成由那些不是將國家安全作為優先考慮事項的人所掌控。
責任編輯：宗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