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1月30日訊】在一個社會裡，希望本身死掉了會產生什麼後果呢？有些人去信佛，還有些人去自殺，更多的人是過得像行屍走肉，精神不正常，心理疾患一堆。也有人去末日狂歡的。筆者所就讀的中學裡，有一些學習很好人很溫順的同學因為疑心重重而變得脾氣古怪神經兮兮，並有人因懷疑同學背後害人而在鬥毆中將他人打成重傷的。
仇恨和懷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發酵，人們會因此變得非常敏感、神經質和暴戾，有些人甚至能感知到他人的仇恨並預測其行為。在德國著名導演漢內克的《白絲帶》電影中，Erna做了一個夢，夢到寡婦的孩子Karli要有禍，結果不久以後Karli果然出大禍了，被人綁到麻袋裡打得半死丟到了黑森林裡。《白絲帶》裡面的小孩子是異常聰明的，他們知道偽善的面具下成人們犯下的罪行。他們暗中報復並且高度組織化——在牧師的女兒Clara的領導下。
實際上，願意暴力反抗或暗中復仇的人要強過完全對罪惡體制屈服的人。筆者所在的中學裡，也是有相當數量的人直接或間接反抗這個邪惡體制的，雖然這麼做很容易讓他們被排擠到低等級的位置上。然而在中國大陸社會上，多數人在表面上還是最終選擇順應這個體制的，並成為其中的一個身體器官。
而這正是中共想要的國民。當大陸大量的遊客和被洗腦的留學生走到海外時，他們看到前所未有的真相。即便他們選擇拒絕真相，但真相的真實性和感染力有時過於強大，讓他們不得不動容。但是，又該怎麼辦呢？他們覺得自己也沒有回頭路可走了，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和任何卑鄙的中共黨員一樣可鄙，自卑，而他們已經被中共綁定到同一條船上，不得不以愛國主義的旗號捍衛中共。真正把海外為中共站台的留學生與中共綁定起來的，並非共同利益或賄賂，而是心理上的共同自卑感和自鄙感。
儘管中共總是用它的體制召喚出一個又一個惡魔來折磨老百姓，再時不時地搞兩下唱紅打黑或反腐倡廉來清掉幾個替罪羊以體現黨的英明，但是中共真正費盡心思試圖植入到老百姓意識當中的是這樣一個可以用一句話表達的觀念——「中國人天生就是卑鄙無恥下賤的，我們的文化我們的人種就是這樣的。」為此，中共在海內外都重金安插很多寫手和共特來散播這個理念（民間有，海外華人圈有，自媒體上有，推特上有）。與此同時，中共又在國際公開場合宣揚中國人如何勤勞善良，中國文化如何博大精深。這一陰一陽的宣傳攻勢，不僅完美地體現了中共變異的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自相矛盾，更是玩了一個花招——好的東西讓「有頭有臉」的中共來代表，壞的東西讓「見不得人」的普通老百姓來承擔；這又是玩了一次身體化集體——黨來做臉，人民來做必須要被遮住的屁股和排泄器官。對於這種變態的心理，筆者在後文章節中「肛門期控制」和「辯證謊言」中有更詳細的敘述分析。
「中國人天生卑賤」這種思想最初源於魯迅，而共產黨利用了這個思想發明出一個調節性理念來治理老百姓。因為大多數普通中國老百姓幾乎每天都能遇到不公而成為受害者，這樣一個「中國人天生卑賤」的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他們放棄尋求公義或報復作惡者。而他們當中更沒有骨氣更加懦弱的則會自欺性地說中國人壞，中國人種有問題。再下一步，他可能也就去害人了。共產黨想要的理想結果就是這樣的，但實際不一定能達到。因為大多數中國老百姓骨子裡還是善良的，所以可能會自我放棄但不去主動害人。在這一點上，中共並沒有取得完滿勝利。
阿倫特有一篇論文是論暴力的。她認為權力來自集體意志，而並不需要暴力為手段來實現其目標，因為集體中每個成員會自願行使這個意志。她認為只有當政府喪失合法性的時候，權力失蹤了，這時候政府才會引進暴力。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總是花大氣力來鑄造集體意志，試圖獲取涵蓋一切的權力，但它並非總是成功。比如當中共暴力逮捕維權律師的時候，那正是權力已經從中共手上喪失了，並為維權律師所有。
中國大陸的知名作家韓寒曾在2016年的時候在博客上寫過他本人用假警燈駕車獲取公路特權的經歷，然後自評道：「我們總是在擁有特權時，祕密享受特權帶來的快感，而在沒有特權時譴責那些用特權壓迫我們的人。」韓寒寫出如此共特才會說出的話著實是一則醜聞。這就是共產黨想要人們信仰的「大家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都是狗咬狗，你倒楣的話你活該，只能證明你是失敗者，因為你早就認可狗咬狗的規則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社會近年商業廣告充滿了「享受特權」「獲取特權」這樣的字眼。他們不談權力卻談特權，就是為了讓擁有特權的人來向其他人炫耀，讓沒有特權的人來嫉妒擁有特權的人。這種思維讓所有的人都顯得不真實不存在，只有特權本身存在並隨時更換它的代理人。還有一種典型的商業廣告是「快來搶！再不搶就沒了！」這些用語雖然表面上存在於商業廣告中，但反映的是深層次的社會生態和社會認可的價值觀。社會文化氛圍鼓勵人們犯罪，鼓勵人們作惡，是因為既得利益者財富來得太快太容易，並且不合法，因此他們開動宣傳機器向社會渲染土匪強盜的價值觀，希望每個人都來擁護和實踐這套價值觀。正如筆者前文所述，一旦每個人都認可這一套了，那麼既得利益的土匪集團就把自己洗白了，或換句話說，是把所有人都洗黑了。共匪的土匪特性，在它炮製的這一整套土匪文化裡體現得淋漓盡致。有人還會反駁我說那一套東西是社會上自發搞的跟共產黨無關，我只能說這種想法太幼稚了。以共產黨的過濾管控能力，哪些詞哪些文化它想不讓他們在社會上明目張膽的蔚然成風，實在是太容易了。共產黨認可這套土匪文化和拜金文化，客觀上對維持它的房地產經濟也有好處。大家都想著不擇手段賺錢買房，直接可以緩解地方政府的地方債。同樣有中共背景做支撐的社會文化，比如稱無權無勢又沒錢的人為「屌絲」，稱有權有勢的人為「高富帥」和「白富美」，同樣是為了推廣共匪的土匪文化，並再一次佐證了筆者的「身體化集體」理論——稱排名等級低的人為陰毛。被定義為「屌絲」的人甚至是被剝奪性權利的，共產黨黑社會集團會用掃黃打非等各種手段禁止「屌絲」行使性愛權力，而另一方面又會縱容有權有勢的人擁有嫖娼、包二奶和強姦的特權。而關於「高富帥」和「白富美」的造詞邏輯，筆者在後文「要素思維」一節會有專述。
事實上，整個中國大陸社會都是由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身體化集體、身體化極權體構成的——學校、政府、公司、工廠、醫院、部隊、公安、「愛國團體」、黨組織。筆者之前所揭示的身體化集體結構也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且程度也有大有小——取決於不同實體的性質。比如，上海某個外資表面上並看不出來這種身體化集體，但只要裡面中國員工過半，就一定有這個結構。外國人很難發覺或很難理解，即便他們每天和中國人呆在一個辦公室裡工作。
年輕的官二代往往非常清楚共產黨的邪惡，不清楚也是裝的。當他們去歐美留學時，往往面臨著內心的自我分裂，讓他們很痛苦。然而他們愛用兩個調節性觀念來緩解他們的精神分裂——一是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中共是勝利者；二是政治本身就是骯髒邪惡的，全球都一樣。這第一個觀念明顯是假，因為世界上有太多「勝利者」的政權不造假歷史，也允許言論自由。而且「勝利者」政權的邏輯漏洞在於，它等於承認了如果後面有新的政權把中共推翻，那麼那個政權就是「勝利者」。第二個觀念同樣為假，因為歷史上的漢唐都是有名的治世，並不邪惡，而當下歐美政治也並不骯髒邪惡，雖有醜聞但掩蓋不了文明的大背景。否則，我們就不需要政治了。這些官二代如果讀過一點柏拉圖或孔子的話，就不會說出那麼無知的話。
在所有的實體組織中，毫無疑問黨以及黨的隸屬機關自身是具備「身體化極權體」程度最深的。在中國，黨是和政府、公安司法系統綁定的。熟悉共產黨內部體制的人都知道，在一個體制內小集體中，越壞的人越有可能當「頭」，老實的只能被邊緣化，不被「犧牲」掉就算萬幸了。這裡就牽涉到筆者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罪惡競爭，或者更通俗的話說，叫「看誰更壞」。追求邪惡本身成了終極目的，為壞而壞，而不是為了追求利益的時候順帶犯下了罪惡，（中共的追求利益僅僅是犯罪的附帶）這是中共的身體化極權體的邪惡與美式資本主義的附庸性衍生性邪惡最大的區別和本質性的區別。
在美國電影《蝙蝠俠：暗黑騎士》裡，小丑極端鄙視那些為錢和利益而犯罪的人。小丑是為犯罪而犯罪，為讓世界本身置身於混亂與火海之中，並且享受把普通人一個一個敗壞，讓所有人都變得壞和瘋狂的過程。在共產黨內，一個奇特的機制總是讓最壞的人最先上去掌握實權，而最不壞的人往往則是第一個被清洗掉的。中共體制的設計者當然沒有智慧到有意設計這個機制和這套系統的地步。（毛澤東借鑒斯大林的智慧，首創了延安整風模式，但他不可能預測到這個系統最終演化到今天的「看誰更壞」模式。毛澤東更關心的是圍繞他自己的權鬥，並沒有想過在他死後這個極權體制會朝什麼方向演化。）而可怕的現實是，沒有人能控制住這個脫韁的系統——這個權力高度集中化和總體化（totalized）的系統。黨內的人都有罪，但並非所有的人都是罪大惡極。共產黨系統的內在需求決定了它總是要時不時拋一些人出去的（一方面是黨內的秩序本身需要靠恐怖來維持，另一方面找一些替罪羊演給老百姓看也消一下民怨）。如果在一個官員小集體中，還有那麼一個多少有些良心的人的話，那麼他/她一定是第一個被拋出去的。但是，假如所有人罪行程度都差不多，也沒哪個明顯「更好」或「更壞」，那麼誰該被拋出去或者誰該被第一個拋出去就很難決定了。中央反腐對地方都是有指標的，如果你這麼一個地方官員集體不能自行決斷誰來犧牲的話，那麼中央極有可能把這個集體一鍋端。（這種事情並非沒發生過，因此共產黨系統內想搞地方幫派很困難。上海可以有上海幫，是因為格局已經大到一定程度，但也不安全。但如果比如梅州想搞梅州幫，潮汕想搞潮汕幫那就是找死。廣東這些幫派喜歡搞兄弟義氣，但共產黨模式就是逼你兄弟互相出賣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能做的就是，要麼就努力避免成為最先被排擠掉的人，要麼就努力成為最有權的人從而可以決定將其他哪個人給排擠出去。當多人做出第二個選擇的時候，也就出現了筆者說的「罪惡競爭」。
因為大家都是有罪的，所以小集體的整個氛圍都被「你他媽也不要裝乾淨」這朵陰雲所籠罩。如果是互相指責對方壞事幹得更多的話，結果會是沒完沒了，每個人都能給對方列舉得罄竹難書。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整個現場的道德氛圍會迅速敗壞，大家最終會認同自己和在場所有人都是惡魔。一旦達成了這種認同，並且死命令決定了必須要推一個人做犧牲品的話，那麼接下來的競爭必然是比哪個更壞，而不是比哪個更無辜。（比哪個壞，比完之後把最不壞的那個人給犧牲掉。）這就是中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多數人消滅少數人的行為模式在一個全體人都是有罪的小集體內做出的奇妙發酵。
當這個「比誰更壞」發生的時候，一些令人髮指的事情就發生了：比如，一個警官會有意下令其手下逮捕和瘋狂毆打工人，以體現他比別的警官更狠更壞更賣力；一群警察會去強姦虐待一個法輪功學員——參與人的首要目的並非為了「享受」，而是向在場其他人證明「老子更狠」，從而搶奪領導權；一個政府官員會跟地方黑勢力勾結，有意幹一些沒必要的殺人越貨、魚肉百姓的事，首要目的不是利益，而是向其他同級別官員宣誓「老子有手腕」。這個過程部分體現了共產黨政府黑社會化的特徵，在某些地方比如東北、重慶、河南和皖北，這個特徵體現得尤為明顯，而另一些地區表面上不是那麼赤裸裸的。這也是為什麼共產黨有些中低層官僚木訥了多少年，有一天忽然「恍然大悟」，但已經為時已晚了。共產黨越往高層，越往體制深處，這種「罪惡競爭」體現得越白熱化越明目張膽，正好與很多不明就裡的普通老百姓認為的「下面人壞，上面是好的」相反。當一個小集體開始有人挑頭犯罪的時候，剩下的人不得不迅速跟進，或幫忙輔助，或打掩護，這在公安系統裡體現得尤為直接，因為大家都在「一條船上」，萬一出事的話「誰也跑不掉」。如果有人一開始就拒絕參與怎麼辦？那麼他即便不是被當場清除的話，也一定會在未來成為「集體偽證」的靶子。中共系統最詭異的地方就在於，它的「審判系統」和「公正觀」不是基於證據，而是基於「投票」。只要多數人「選舉」少數人是有罪的，那麼少數人就是有罪的，無視證據。在集體犯罪的過程中，一個緊密的「身體化集體」就形成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的內在系統是極端邪惡的並充滿了邪教特徵。
平民出身進共產黨體制的，最初是為了好的待遇和「撈錢」，很多也確實撈到錢了——實際上，整個國家的財富都幾乎全部集中在共產黨手中。但一旦他們深入體制，有一天感受到共產黨體制的刻骨邪惡，並被逼要參與作惡的時候，想退出就沒門了。有些實在受不了邪惡的人，會在被揹鍋前主動選擇自殺，或者「被自殺」。官媒對於這種被自殺的報導往往也充滿了流氓式的黑色幽默——「墜樓身亡」，意思就是，不是跳下去的，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讓讀者看了都覺得寒。
身體化集體的思維深入中共的大腦。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官方安排林妙可在台前假唱，而楊沛宜在後台真唱，中共在這麼做的時候沒有感覺到有任何不妥或思維障礙。他們甚至都未曾去想這個事件未來可能會成為醜聞，可以說是已經完全喪失正常人的常識思維了。當中共剝奪民眾言論自由和建立互聯網防火長城的時候，並沒有覺得有任何不妥。對中共來說，中國億萬老百姓可以是一個巨人身體的任何部位，但絕對不能是頭、臉、眼睛、耳朵和喉舌。只有「耳朵」才有資格聽，「嘴」才有資格說話，「眼睛」才有資格看。這就是為什麼Facebook和twitter在中國大陸被禁的同時，中共卻自己在兩個社交媒體建官方帳號。中國的LAN大型局域網就相當於巨人身體裡的神經系統和血管系統，把身體各個不同部位給連結起來，並遵守「頭腦」的發號施令。中共有時候自己犯下了什麼紕漏也往往把危機轉移到民間去「消化」，讓老百姓承擔「肝」、「胃」或「脾」的功能。因此，中國（大陸）「巨人」絕不僅僅是一個比喻，而是實體化物理性的存在的。
為什麼共產黨絕對不能容忍基本人權的理念？因為，一旦一個低等級的人擁有基本人權的話，那麼就不能造成足夠的對所有人的恐嚇，黨組織和一個個集體就會因此喪失活力，身體化的等級結構就會因其關節鎖定力的削弱而散掉。並且，處於等級鏈鏈條中個體的「心理平衡」也會因此受損，讓黨喪失威信。因此共產黨必須要不斷地對被推向低等級的個體羞辱和迫害，殺一儆百，讓恐怖的力量不斷推動所有人不惜一切代價，拼了命的也要往高等級的口子上爬，避免掉下去。這種恐怖，和中外古代暴君的殺一儆百還不太一樣。古代的暴君殺一儆百，是為了讓人們看到，只要反對我或做了我禁止的事，那麼我就讓他死，目的是維護既定的統治秩序。而共產黨的殺一儆百，是「搶椅子」式的。（註：一種小孩玩的遊戲，一群小孩圍著一簇椅子繞著走，椅子的數量比人的數量少1個，當裁判喊停的時候，所有人都設法搶一個椅子坐，但有一個人會因為沒搶到椅子而出局。）意味著，一旦我開會開始搞政治運動的時候，那麼10個人或更多人的集體裡，一定要選一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出來殺一儆百，即便所有人都效忠我而沒有違反我的章程。而共產黨不能容忍獨立司法，正是因為基於證據宣判的獨立司法違背了共產黨的「投票決定誰是敵人」的人民民主專政原則。
再舉個例子，為什麼東莞原來發達的性服務產業要被取締掉？（東莞原來發達的性服務業因為管理規範、成熟、完善，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準，也因此保證了從業者和嫖客的健康和安全，受到性工作者一致好評。）因為它破壞了中共的身體化集體的等級規矩，而並非因為中共需要取締黃色產業。如果所有人包括「屌絲」都可以嫖娼的話，那麼「有頭有臉」的人的身體化等級特權又如何體現呢？如果規範管理做到文明嫖娼的話，那麼又如何滿足「需要發洩」的特權人士為惡而惡的「罪惡競爭」機制呢？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的掃黃註定是越掃越黃，它不僅讓黃色產業轉入地下並大規模氾濫成災，還變相鼓勵讓反人類的性虐待行為得以盛行。比如2018年網路上爆出來的湖北某桑拿中心提供「子宮洗腳，灌屎尿」等性虐待服務，導致賣淫女感染死亡。此外，中共「閘門式」的思維決定了色情行業只能被公安壟斷，有公安背景的老闆才能做，「鹽鐵官營」以牟取暴利。
因此，綜上所述，與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沒有人在犯罪」的恐怖不同，中共極權主義的身體化集體造出來的是「每一個人都在犯罪」的恐怖。（註：阿倫特說的「沒有人在犯罪」是形容納粹頭目艾希曼的。艾希曼接到上級的指令將百萬猶太人遣送到波蘭毒氣室，而後來艾希曼受審時卻聲稱他什麼都不知道，只是執行命令而已，壓根沒有意識到他把猶太人送去的地方是毒氣室。阿倫特藉此例來闡述她提出的概念「罪惡的平庸」，來形容千千萬萬像艾希曼一樣的德國人，只管像機器人一樣執行命令，而不去思考其所作所為是對是錯會有什麼後果。但中共製造出來的集體犯罪，卻是每一個個體都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並主動參與的。）
中共的極權主義產生的「身體化集體」與中國歷史上因中央集權產生的狗腿子文化最大的區別是，前者發源於西方現代性的「多數人的罪惡」，而後者則是當有暴君或狗官濫用權力時「少數人的罪惡」。君有昏君也有明君，出現的概率差不多，百姓也可能有福有禍。而共產黨的官僚只要想做好官的，會無一例外立馬被官集體內其他官僚迫害，「天下烏鴉一般黑，你裝什麼正經」。黨制度的死癌就在這裡。胡錦濤如果不「裸退」的話，一定是被別人弄死。習近平不搞個人崇拜的話對他自己也沒有第二條出路。極權主義產生於西方，最初能追溯到啟蒙思想裡面激進平等主義思潮（radicalegalitarianism），強調每個個體的絕對平等，然後再少數服從多數。這麼一來，一旦一個群體裡蠢人和壞人加起來過了半數，那麼好人和智者的末日就到了，智者被搞死完之後那就是蠢人的地獄。西方啟蒙之後的歷史發展一直有平等壓倒自由的危機，在法國體現得最強烈，「左派」和「右派」政治也是發源於那裡。而英國哲學家密爾的自由觀則是歐陸激進平等主義的解毒劑。筆者在此不過多發散西方近代史的各種思潮，只想讓讀者記住，中共的體制是舶來的，與中國歷史無關。（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