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煥發在中國》一文，不僅讓中國夢與美國夢大PK，還將美國報業的百年老店《紐約時報》作為PK場地，不能不讓中文推特圈大掉眼鏡。但仔細讀了該文之後，發現該文作者的思考角度，其實承載了一個對美國人來說相當沉重的話題——全球化對「美國夢」的衝擊。

中國社會向上流動早就成為昨日黃花

《紐約時報》官方推號11月19日發表如下推文：「試想你面前有兩個18歲的孩子，一個在中國，另一個在美國，他們都既貧窮又沒有前途，你要選出一個更有可能向上流動的人。你可能會不假思索地選美國孩子，因為似乎『美國夢』更能為人提供機會。但在如今，中國崛起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在中國改善生活的機會遠遠超過美國。」

這段話取自於《「美國夢」煥發在中國》一文，關鍵詞就是「向上流動」。這一點正是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美國夢」的主要特質。對「美國夢」的解釋有多種版本，獲得普遍公認的信念就是：無論是什麼出身，都可以靠自己的決心和努力，在社會階梯上更上一步。如果要用一句話簡要概括「美國夢」的核心，那就是：依靠個人奮鬥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因為生活在美國，我發現這篇文章觀照的角度很有意思：

這篇文章雖然列舉了一個浙江、廣東、福建等省沿海地區隨處可見的由貧窮農民躋身於中等富裕家庭的人物——49歲的徐麗婭，但其重心其實不在這類故事，而在這一點：「特別是在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之中，子女比父輩的收入要高。」

這確實是中國近40年來的事實，尤其是1940-1950年代生人，經歷了中國由極度貧困到世界第二經濟體這一巨大變化，除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大批下崗的國企工人之外，中國大多數人的收入確實在不斷提高，社會地位也有程度不同的提升，後半生收入也遠高於前半生。但中國這一向上流動的過程極為短暫，從1978年到2004年左右就基本結束，前後不過二十多年。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以在全國範圍招生的高校之畢業生為調查對象，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列一節分析「家庭背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其它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

該調查表明，僅就薪資而言，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親為農民者比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400元和300元。

這一調查揭示了中國階層正在趨於固化這一殘酷現實。以後，幾乎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調查，證明沒有人脈的農家子弟與城市平民子弟在求職一途上的艱難跋涉。

70後與80後的中國人未經歷過文革，他們的工資雖然比父輩高多了，但住房、子女教育等各種支出的漲幅，遠遠超出工資漲幅。特別是80後出生的人，就算大學畢業，也深感社會上升管道變得極為狹窄。只要不拿周小平這種「欽定網紅」的個別存在來證明中國社會上升管道通暢，就會承認「階層固化」這個詞早就成為中國現實，缺乏上升機會的中國社會，積聚著越來越多的暴戾之氣。

中產階級的擴大早就停止，這一階級最輝煌的擴張曾在10年前達到占人口23%這一比例，此後一直在縮小。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在2017年公布的最新調查數據是：中產層為19.12%。這些中產的「幸福生活」，有一篇最近在中國瘋傳的文章為證：《2億新中產 正在變成「心中慘」》，該文據網絡調查得出結論，新中產正被房貸、子女教育、父母老病壓迫得喘不過氣，心中焦慮，因而被稱為「椒綠人群」。

《「美國夢」煥發在中國》的作者似乎對這些最新情況比較隔膜。

「美國夢」褪色，青年人嚮往社會主義

《紐約時報》之所以這樣比較，是因為近二十多年以來，美國青年一代的收入、工作機會、上升機會都不如父輩。哈佛大學教授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以及布朗大學教授John Friedman，共同建立了一項以「機會的平等（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Project）」為題的系列研究計劃，旨在探析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代際流動性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背後的社會因素。

研究者們收集了1996年到2012年的所得稅申報表數據，對1980至1981年間出生的630萬美國公民進行研究。通過表單上申報的家庭親屬關係，他們成功「匹配」了5%的公民與其父母的數據。

他們的研究顯示，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下降明顯，在1940年左右出生的人群，收入水平高於父母的比例大約為90%，而對於1980年生人，這一比例僅有50%。對於美國大眾而言，「過上比父輩更好的生活」這個最簡單的美國夢，已經越來越遙不可及。

2017年1月，美國青年組織「年輕無敵」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與二戰後「嬰兒潮」期間出生的父輩相比，儘管受教育水平整體更高，但約在1980～1995年間出生的「千禧一代」（又稱「Ｙ世代」）在收入和房產方面均不敵父輩。

報告使用美聯儲的數據，綜合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將2013年時25歲至34歲年齡段的「千禧一代」和1989年時與之同齡的「嬰兒潮」一代進行比較，發現「千禧一代」年收入中位數4萬581美元，比同年齡段的父輩少20%；「千禧一代」淨資產中位數為1萬90美元，比「嬰兒潮」一代少56%；「千禧一代」的房屋擁有率為43%，也低於父輩的46%。美聯社評論說，報告揭示出兩代人之間「令人苦惱的差距」。

了解這些差距有助於理解美國千禧世代為何有52%的人希望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6%的年輕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最佳選擇。其原因就是美國夢嚴重褪色。

中國向上流動機會比美國多的錯覺如何造成？

這是中國近40年的社會劇變導致的錯覺。從1980年代至今，在以權錢交易為特色的政商關係下，中國產生了不少白手起家的世界級超級富翁，就在2018年，中國以819位億萬富豪，連續第三年把美國的571位億萬富豪遠遠甩在身後。

對於中國之外的世界來說，中國式政商關係的黑幕有多暗黑似乎並不重要，這張富豪榜上中國富豪的數量就足以證明中國的發展機會多、上升空間大。

由於「進步派」的意識形態居於主流地位，而且處於不可冒犯的主流地位，因此有個明顯的事實很難被承認：美國青年一代收入的下降、失業的增多，其實與199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同步。

2016年5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E.羅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經濟學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個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卻在不斷擴大。

從1988年到2011年，發達國家中下層家庭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增長速度相當緩慢。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像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內貧富差距在加劇。

全球化進程始於1990年代克林頓任美國總統之後。那時的美國開始張開雙臂迎接全世界移民，奧巴馬時期更是敞開大門，無論長幼，只要想來，幾乎都能進來。這種慷慨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獲得了改善處境的機會，但美國也從「大熔爐」（Melting pot）變成了「沙拉盆」（Salad bowl）。

一個美國社會始料未及的問題是：美國青年因此要與全世界涌往美國的優秀青年競爭，從而導致找工作難度大為增加。這不僅是移民與藍領在競爭工作機會，還造成精英大學持續生產「學術難民」。

據《紐約時報》2013年12月一篇報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1年的一項針對精英大學的調查表明，35%的博士學位獲得者——43%的人文學科博士，在完成學業時沒有簽下就業意向書。有望走上追求終身教職這條路的博士預期不到一半。

《「美國夢」煥發在中國》一文，無視中美兩國社會政治制度及開放程度的極大差別，將中國曇花一現的二十餘年向上流動，與美國長期向上流動過程中短暫出現的流動性下降比較，這種取其一點——少數人致富速度的比較，既失之於偏頗，得出的結論也近於謬誤，無異於痴人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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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