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月蔣碩傑抵達英國，但開學時間已過，要入學還要考試通過，蔣碩傑利用這段時間進補習學校準備第二年的考試。隔年春天，他如願考取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在求學期間，戰爭持續進行。一九四一年完成大學學業，因戰事影響無法回國，蔣碩傑必須找工作籌措財源。他到利物浦的中國領事館打工，當一名小小的主事，其中一項工作是幫離家在外的船員翻譯，負責為中國船員寫文件，解決困難。

在這段期間，影響蔣碩傑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協助船員時，體會了「五鬼搬運」的可惡和可恨。他的工作包括協助船員將薪水兌換成在戰亂時代比較強勢的貨幣。當時的船員根據一些老船員的經驗之談，普遍認為在第一次大戰時，英鎊貶值很多，但中國未參戰，又走銀本位制度，加上戰後美國為救經濟不景氣，收購白銀，致白銀大漲，因而中國貨幣也大為值錢。

這個經驗讓老船員有著「歐洲國家的貨幣靠不住」的根深柢固觀念，認為應兌換成中國貨幣才行。二次大戰期間，這種觀念也使其他船員認為中國貨幣會升值，英鎊會貶值。一九三五年起，中國發行新貨幣「法幣」，船員相信法幣會像一次大戰時的中國貨幣一樣強勢，多要求船公司改發中國貨幣，但船公司只管發英鎊，拒絕幫船員換錢。船員乃向中國領事館求助，希望至少換成中國當時通用的法幣。

其實，二次大戰的情況已與一次大戰時大不相同。國民政府發行國家信用法定貨幣，使貨幣和貴金屬脫鉤，結束長達近百年的銀本位幣制。蔣碩傑以其專業判斷，發現在戰爭期間，中國法幣因過度發行，已經快速貶值，將英鎊換成法幣一定吃虧，很替船員覺得不值。但船員們堅持要兌換，蔣碩傑只好將這項請求轉告給倫敦大使館，由大使館委託倫敦中國銀行協助船員換錢。中國銀行馬上派人來辦理，結果生意大好，中國銀行一天中就收兌一萬多英鎊的工資，當晚開心辦慶功宴，但蔣碩傑看在眼裡，覺得十分痛心，不忍心吃那頓飯。

不久後，蔣碩傑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船員，船員表達希望蔣碩傑將他僅有的遺產，想辦法送回他家裡。蔣碩傑感嘆：「這時你的錢已經不值錢了！」英鎊的貶值不如法幣貶值快，船員們將英鎊換成法幣是太不划算的做法。

這件事衝擊蔣碩傑極大，他認為收購這些船員的英鎊，兌換為法幣是件極不道德的事情，把值錢的貨幣換成很快就要貶值的貨幣，是不道德的行為！他當時希望未來有機會寫文章批評這種偷竊行為，而凱因斯正是建議法國財長狂發貨幣讓其貶值來還戰費的人，當然是蔣碩傑要大力批評的了！一九八二年「蔣王論戰」時，蔣碩傑終於將「五鬼搬運法」這個詞在通俗文章中寫了出來，之後就被人們琅琅上口。

蔣碩傑很不適應工作的狀況，一九四二年海耶克幫他找到獎學金，讓他得以辭掉工作重回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開始研究生的生活。蔣碩傑從未正式上過凱因斯的課，因為當時凱因斯一直擔任公職，但聽過一次凱因斯的公開演講，講題是「如何籌措戰爭經費」。至於凱因斯的經典之作《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是蔣碩傑在一九四零年大二暑假時到威爾斯（Wales）逃避轟炸時看的，起先對書中低利率、創造需求以刺激景氣的新穎看法，覺得很有興趣且相當認同，而且也對凱因斯很仰慕。當蔣碩傑再回到學校上課時，又聽了許多關於凱因斯理論的課，因而有一度對海耶克的主張產生懷疑，但鬼使神差，在那段等待返回研究生的打工生涯，貨幣貶值造成財產縮水，銀行利用匯兌換利，卻絕不對船員提到這種危機，讓他有所感觸，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反而認為是凱因斯理論很有問題。

蔣碩傑認為凱因斯是個聰明人，總是為了支持辯護他心中的某種政策上的信念而構造出一套理論。《一般理論》是為了替擴大多少支出以挽救經濟衰退的政策撐腰而產生的；為了籌措戰費，凱因斯又即刻創造出另一套理論來，即「如何籌措戰爭經費」中提出的「強制儲蓄」的辦法。在《一般理論》中，凱因斯將儲蓄指斥為有害無益的自私行為，但在後者中卻又將儲蓄視為愛國有益的行為。蔣碩傑感慨說，聰明人往往可以翻雲覆雨地變來變去，但其信徒就只知固執一端！

重回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當研究生的蔣碩傑，對自己開始有了信心，其表現突飛猛進。他觀察經濟局勢，加上海耶克引領他進入自由經濟，體認到凱因斯學說並非經濟學界的蜜糖，反而可能是毒藥，就開始對凱因斯學派提出批評，他對凱因斯的第一篇批評文章，就在這時完成。

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研究院有兩個研討會，一個由海耶克主持，蔣碩傑參加的則是由三位凱因斯學派的年輕教授主持的研討會，分別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羅賓遜夫人（Mrs. Robinson），以及意大利人史拉法（Piero Sraffa）。開學第一天，誰都不想當第一個報告的學生，蔣碩傑卻被分到首位。

凱因斯那時在一本優生學雜誌，發表一篇討論人口增長影響經濟景氣的文章，認為人口成長率和經濟繁華有關。英國因為人口成長很慢，使得對住屋的投資減少，而投資不足致使經濟不景氣，而在人口成長快速的國家，對經濟產生刺激，容易繁華，不容易失業。

這篇文章獲得凱因斯學派學者的肯定，認為是了不起的理論，甚至還有學者以此為基礎，寫了《人口漸減之經濟學》專書。蔣碩傑被指派報告，並批評這篇文章。年輕氣盛的蔣碩傑一看文章，就覺得有問題，因為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反例。中國人口成長快速，卻沒能見到繁華，於是蔣碩傑對該文批了一頓。心裡有數的蔣碩傑，認為三位老師一定會把他修理一番，因為聽說這批凱因斯學派的老師對於批評凱因斯的人都很不客氣，沒想到，報告時的情況正相反。三位老師沒打斷他的報告，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竟然順利平安過關。

信心大增的蔣碩傑，就將該報告拿給海耶克，請他批評。海耶克很認同蔣碩傑的觀點，又拿給另一位學者Barlett Whale看，他們兩位都是《經濟學刊》（Economica）的編輯，就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刊登了蔣碩傑的文章，篇名為「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General level of Employment and Activity」。研究生第二年，蔣碩傑再對卡爾多於一九三九年發表的「Speculation and Economic Stability」這篇文章提出批評，該文將凱因斯的乘數理論做了新解釋，當時很出鋒頭，但蔣碩傑頗不以為然，於是在一九四三年寫了一篇批評文。卡爾多對該文不置可否，也不打算修正自己看法，蔣碩傑乃將該文投到《經濟學刊》，獲得更好的迴響。不但獲得海耶克採用刊登，還稱讚蔣碩傑對經濟學做了重大貢獻。

蔣碩傑再接再厲，第三次為文重批劍橋大學的資深學者庇古（A.C.Pigou）。庇古是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年僅三十一歲時就擔任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是歷來最年輕的講座教授，在當時是學生的蔣碩傑眼中，大師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而凱因斯在那時還只是劍橋大學的副教授。不過，蔣碩傑看到庇古《就業與均衡》（Employment and Equlibrium）書中的問題，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並在凱因斯主編的英國皇家學會旗下的《經濟期刊》(Economic Journal)中登出來。該文讓庇古臉面不好看，但最終在第二版中更正了蔣碩傑指出的錯誤。其實，《就業與均衡》出版時，不少英、美年輕學者都寫過書評，也提出批評與建議，但庇古一條也沒有接受，第二版時，卻接受蔣碩傑的意見，修改了兩個章節。蔣碩傑批評庇古的文章，是《經濟期刊》第一次刊登中國人的文章，凱因斯是當時的主編，還寫了親筆簽名信給蔣碩傑。

一九四五年，蔣碩傑自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畢業，隔年，在海耶克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景氣循環和邊際利潤的波動》，獲最佳博士論文赫其遜銀牌獎」（Hutchinson Silver Medal）。終其一生，蔣碩傑奉獻心力發揚自由經濟，講清凱因斯理論的錯誤及其可怕後果，他公開指出凱因斯充斥著「野狐禪」（即妖魔鬼怪）的氣息，時刻對凱因斯理論充滿戒心。不過，海耶克和蔣碩傑師徒倆的高瞻遠矚，還是阻擋不了凱因斯理論的席捲全球並荼毒人類，怎不令人浩嘆！#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