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9月10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常春、蕭律生採訪報導)中共建政以來,越是和平時期,死人越多。從1959年到1962年四年和平時期就讓4000萬中國人活活餓死。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裴毅然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從五個方面分析產生這場人禍的原因。此篇著重講前兩大原因。
合作化製造懶漢、降低生產力
裴毅然教授認為,中共從1953年推行的農業合作化給大飢荒埋下了伏筆。所謂的合作化不僅沒有讓農民富足,反而在毛澤東想要證明自己「革命」的價值和意義中滋生懈怠刁賴的人,使得農業生產積極性大幅度下跌,只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和共產黨本身的歪斜邏輯,就是那樣,要公有制,再加上毛澤東想要鞏固其政治地位,所以不合理的合作化還是在往前走」。
不過,「農民憑直覺就認為合作化是走不通的」,還存在巨大危害。裴毅然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講述了多種合作化的缺點。
「有一個生產大隊(沒合作化前)有生豬300多口,但是合作化以後只剩下9口,因為它不屬於自己的,誰都殺、搶、吃。全國的牲畜也銳減200萬頭之多。所以出現『船漂出去三十多裡沒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裡沒人找』,整個農業生產被大破壞,全國遍布懶漢。」
當時的合作社是由生產隊隊長安排每個人每天的勞動,個人的積極性激發不出來,又沒辦法合理安排自己的時間和勞動,只能變成像鄉諺所說的:「秋天分配來了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嘆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
裴毅然還舉到在魚米之鄉江浙的某個生產隊,一個壯漢一天的工作價值還不如一隻母雞,因為一天的工資只有3毛多,而一隻母雞下的一個雞蛋就值5毛。「在合作化中的勞動力,其身價完全被壓到無法想像的地步,嚴重挫傷了生產積極性最大的富裕中農。」據裴毅然估計,在1957年全國有一億以上的富裕中農積極性受到挫傷。雖然中共高層也知道一些消息,也有數據證明農村合作化後果嚴重,但是「毛澤東一定要往前走,這是沒有辦法,政治暴力就這樣干涉了農民,使得整個農村生產力被大大地破壞」。
反右派打垮了理性過濾層,反右傾失去了糾錯機會
裴毅然表示,中共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打掉了150萬精英,把敢說話的知識分子群迫害下去了,「社會失去了理性過濾層,讓公開造假的大躍進得以肆虐橫行」,使得大饑荒前的虛謊蔓延。社會的脊梁——知識分子不再站出來說真話,大饑荒的真相也一再被掩蓋。
在反右派中,裴毅然舉了一個例子說,河北省省委有一個叫薛迅的女書記,因當時替農民叫苦,反對統購統銷,反對合作化,被毛澤東批評為「社會主義這一關過不去」後被撤職。
而1959年的反右傾源於當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真話(反對毛的大躍進),「毛澤東認為危急到他個人政治威望,一夜之間,決定把彭德懷摁下去,維護自己在黨內的威信」。這樣,僅有的糾正希望也破滅了,「承認(先前的)不夠左,還要繼續左」。
裴毅然說:「毛澤東糊塗啊,這個人真是個惡魔,為了自己的威望……當時連黨內排名老五的陳雲都不敢說話。什麼他為人民服務,都是他自己叫人民為他服務。沒辦法,那時中國在他手裡握著,現實就變成──共產黨、毛澤東是不能動的,而人民是可以死的。」
1960年陳毅到南方轉了一圈,回京也感歎:「我在下面跑了幾個省,誰都不敢說老實話。」因為能認清點事情的人都被打下去了,剩下的就是互相吹牛。裴教授舉了一件1959年發生在甘肅的事情。
「在中央會議上,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張仲良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以支援。其實甘肅已經出現大饑荒了。被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時,甘肅另一個書記何承華說,『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
以至於當河南信陽出現餓死人時,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安徽鳳陽縣規定,死人後的「四不准」:「一不准淺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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