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9月14日訊】
三．布拉赫對於百年極權主義世紀的研究
布拉赫對於20世紀、即最近一百年歷史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對於德國30年代——納粹攫取政權的歷史，及對於極權主義和冷戰時期的歷史和思想研究的基礎上的。他的看法當然也包含他自己的學術經歷和在社會現實中的生活經歷。為此，他認為，20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
布拉赫對20世紀的這個看法——極權主義的世紀，起於80年代，而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直接證實了他在這個看法中提出的很多觀點，這使得這個看法在思想界、學界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接受。
如前節所述，布拉赫對於30年代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納粹崛起的研究，是基於他對於民主制及對極權主義思想的認識。而在對於民主制和對極權主義思想的認識和研究中，布拉赫探究了意識形態以及極權主義問題在19世紀時的產生和發展，曾經導致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德國的傳統思想根源在什麼地方，冷戰時期西方流行的各類威脅到西方民主社會的各類觀念思想及社會運動根源又在什麼地方，而這就使得他進一步認識到，為什麼說極權主義貫穿了這一百年。
70年代末期，他首先針對60年代以來的所謂意識形態的結束的各類提法提出，20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並且在1982年推出專著《意識形態的世紀》，具體分析了19世紀以來觀念主義造成的誘惑，以及由此發展出的災難——極權主義。正是在這個思想分析的基礎上，80年代中期，他進一步提出和意識形態問題，即觀念主義問題緊密聯繫的，不僅作為思想，而且是作為現實的極權主義問題：20世紀是一個「極權主義的世紀」，即1917年後的百年，是「意識形態的時代」、「極權主義的世紀」。
80年代初期，布拉赫提出這些看法的時候，正是整個極權主義論受到60年代後的左派思想，70年代初期「緩和」政治的圍剿性的攻擊和排斥後，看來整個極權主義論已經全面退出的時候。但是就在他提出這個看法後不久，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然而，這個歷史性的勝利雖然證實了他的很多看法，使得它在思想界、學界立即受到廣泛的接受，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就在他的這個看法正起步深入廣泛地發展的時候，美國的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借1989年的歷史提出了所謂「歷史終結論」，其後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又提出「文化衝突論」。這樣兩種思潮的廉價效應使得這二者一下子成為社會及思想界的主流。它所製造的迷霧不僅影響了人們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深入關注，而且讓始於19世紀的那些意識形態問題，世俗化教派，即族群問題，黨派團體問題、地域問題、一元文化問題，甚至已經處於式微的、原來的共產黨問題重現生機，繼續發展蔓延。也因此造成了對中共的綏靖，和現在的所謂伊斯蘭問題。為此，在進行這一節介紹的時候，筆者首先要強調的是，布拉赫和福山、和杭亭頓們對於歷史、對於20世紀看法的是根本不同的，而這個不同的原因就在於布拉赫是從西方社會的文化思想歷史，19世紀以來的歷史，即它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究竟是什麼，來進行解析的。
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認為極權主義在過去一百年的發展、變化、傳播，以及復興、繁榮中有很多大的變化轉折點。對此他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時期。這八個時期，又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具有不同特點的階段，它們分別是轉折時期，極權主義制度形成及發展擴張的時期，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
在轉述布拉赫教授的對20世紀的分期時，筆者基本上完全接受布拉赫教授的研究思路和結論，但是筆者與布拉赫教授不同的是，在他的思路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提出，在歐洲文化、基督教文化思想中自身存在的悖謬問題。為此，在本節中筆者對於布拉赫教授的每一個思想及結論都做了一點推進，即筆者不僅是從西方社會內部發展提出問題，而且也從外部、從基督教社會政教分離的歷史中，對19世紀後的後基督教社會提出問題，認為20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但是更準確地說，是「後基督教社會」世紀。為此，筆者認為：
1) 「意識形態的時代」問題：不僅這個術語，ideology，而且ideology——觀念主義都是18世紀末期、19世紀初期在歐洲產生的新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和這個術語只能在歐洲產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所獨有的。因為意識形態填補的是政教分離後，後基督教社會中從社會生活中退出去了的神學的空缺。它實際上是世俗化的「宗教神學」，即「觀念神學」。
2) 極權主義問題，筆者認為這也不是什麼新的問題，而是基督教社會曾經存在過幾百年的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的社會的世俗化再現，也就是政教分離後，基督教社會在世俗狀態下，過去基督教框架的世俗化現象——「觀念論」和「制度及社會」的合一；一個一元化的、世俗教派的社會。為此，筆者就再次重複了弗里德里希等學者的觀點，強調了基督教文化及社會的存在不僅是極權主義產生的必要基礎，而且也是必要條件。
3) 由此，在上述看法的基礎上，時下人們所說的所謂「後極權主義問題」是否意味著20世紀的問題已經解決，並且正在成為過去，就水落石出了。因為20世紀是「後基督教社會」，基督教世俗化的一個必然結果，為此，只要現代國家和現代文化及其思維方式不能夠徹底從過去的基督教框架揚棄、拓寬出去，這個世界就一天不會安寧，就會災難重啟。即現在我們所進入的所謂「現代化」、「西化」，實際進入的是後基督教社會所天生存在著的悖謬瓶頸，人們在總結20世紀尤其是1917年以後的歷史的時候，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其次，在轉述的同時，筆者也提出並且針砭了一些對中國學界來說值得並且必須要進行的對比、思索的現象及問題。
3.1轉折時期
① 第一個時期：形成時期
布拉赫認為，1900年前後思想和形式形成時期，可以稱為第一個時期。他
認為從19世紀80年代到1914年，這段時期是極權主義思想及理論、世界觀，政治上的救世學說發酵、形成的時期。這個時期創造了幾乎所有的運動民眾，朝向一個絕對的設定的目標的技術、經濟和社會心理等的條件，為此，極權主義思想及其理論對於市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具有了不同尋常的誘惑力。這就造成了其後「意識形態的時代」的一個大規模的劇烈的爆發，並且深陷其中難於自拔。
布拉赫認為，19世紀是一個對於社會進步樂觀的世紀。儘管19世紀也有戰爭，包括各種各樣的內部戰爭，國家間的戰爭，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動搖、摧毀人們對於進步及未來的相信，甚至一些民族間的戰爭還增強了人們對於國家與進步的相信。如法國革命帶來的戰爭，傳統帝國解體為民族國家等。但是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大戰帶來的卻恰好是相反的結果。首先它帶來了國家制度的改變，而不只是國家形式的變化。其次是悲觀主義，一種強烈的末世情緒。
為此，19世紀到20世紀的世紀轉折也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這個轉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徹底完成。
如果我們今天回顧並且俯瞰一百年前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19世紀到20世紀交接是一個分水嶺，一個從對於進步的樂觀跌入危機感的分水嶺。此後接連而來的是世界大戰，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造成這些災難的卻不是危機，而是對於這些危機及社會問題認識的不同觀念。而再進一步研究我們則會發現，孕育於19世紀、產生於20世紀初的現代極權主義，影響了其後整整一百年，直到如今。
對此，布拉赫認為，極權主義問題在19世紀就在三方面已經孕育並且存在：
第一，在階級和種族鬥爭的思想中，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產生並且得到持續發展。
第二，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社會的震盪，促進了極權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是大大加速了這個發展。
第三，極權主義統治制度的擴展，佔據了戰後危機所導致的真空，它致使新誕生的民主制度在當時迅速地遭到失敗。
所有這三點，都在19世紀70年代、80年代有了很大發展準備。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及經濟危機，它讓那些觀念和意識形態火熱起來。這一切使得激進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的「反對自由主義的學說」（！）下，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得到廣泛的傳播。而另一方面，在建立在生物學的達爾文主義理論基礎上的所謂社會學說影響下，種族主義加劇了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的發展。階級鬥爭、血統性的、地域性的族群鬥爭、敵友關係、強者的權力，被提高成為政治原則。為此，在達爾文顛覆性的知識論和現代科學上建立的兩個極端的意識形態，種族主義和階級學說，它們一出現就聲稱自己是科學的，絕對正確、沒有錯誤。
這一由左或者右產生的「反自由主義」，在文化批評和悲觀的文明主義者那裡迅速地泛濫爆炸。自由主義的進步和民主思想，在中歐和東歐立腳的同時就被置於疑問。在這種意義上，尼采哲學被廣泛地傳播。無論人們是否接受他的反猶和民族主義思想，他的激烈尖銳的反對自由文化和基督教的箴言式的言辭，在當時都和民主思想一樣很容易地被人們所接受、傳播甚至被濫用。
布拉赫認為，在世紀初期前後以現代形式出現的那些世界觀的思想和基本問題，至今仍然影響著這個世界。這種東西作為那些所謂偉大的運動的發酵粉影響左右著我們。它包括不斷產生、持續不絕的各類聳人聽聞的、時髦的政治思想，或作為我們的準則，或進入我們生活日常用語且不斷再生的政治觀念。它涉及的不僅是最重要的政治方向和潮流，就如同在18世紀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各種激進的思想流派所贏得的那種形式那樣，而且還有專制和極權主義的變種和實驗。這種傾向特別是在一次大戰前後得到迅速發展。如果我們不僅把激進的政治運動看作是20年代、30年代的現象，而且也看作60和70年代的現象，那麼為了理解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意識形態，乃至如何造成可怕的政治現實的，我們就必須回顧世紀交接時的情況。
人們可以肯定，這些思想和目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確立，部分方法至今仍然廣泛地影響著那些繼續存在的形式。列寧和希特勒看到戰爭造成的真空，利用政黨，從內部充分利用了戰爭的精神和心理的影響，以一種社會性的、意識形態運動來運動民眾，從而形成一種強有力的誘惑，來取代那種不完全的君主專制。那個時代的還不很成功、軟弱的民主造成了1917年的俄國，以及其後的發展。
② 第二個時期：1917年到1923年，具體化時期。
布拉赫認為，知識分子作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助產士既影響並且幫助了左派，也影響了右派。對於右派，墨索里尼最早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他在大戰時建立了法西斯主義。德國專門研究納粹法西斯主義問題歷史學家諾爾特 (Ernst Nolte) 認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取自馬克思和尼采。而在另一方面，對於左派來說，則是在對於社會主義的改革性或革命性的理解下，在世紀轉折時期迅速地傳播推行激進的、追求暴力的觀念。這一時期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法國的喬治 • 索雷爾 (Georges Eugène Sorel)，他試圖把馬克思和柏格森結合在一起，認為採用暴力實現目的、實現社會主義是正當的。另外一個代表則是俄國獨裁的「一黨專制」的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列寧。列寧的理論及實踐直接影響了1917年後的世界歷史。
1914到1918年的大戰是直接造成極權主義思想突破和興起，並且具體化的原因。在蘇聯，19世紀就已經存在的共產主義及專政學說，在列寧那裡被進一步擴展，1917年在他的領導下極權主義掌握政權，並且宣佈世界革命到來。在意大利，就在一次大戰中產生並且形成了法西斯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為此，戰爭結束可以說是宣佈了一個新的獨裁時代的開始。
如果這五年帶來的的結果還不能說是完全奠立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制度，那麼則可以說是奠立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原理。在這五年中，就在新的蘇維埃俄國，共產黨單獨統治的確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革命嘗試的失敗刺激下，同時產生了一種對它的反彈——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運動既反對自由主義也反對馬克思主義。1922年，在墨索里尼領導下他們第一次掌權。而與它平行的是，在列寧死後，斯大林接任。斯大林使得極權主義更加完善。
就是在1923年，意大利的獨裁者自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極權主義」這個術語及這個要求。此後，這個影響了其後百年的極權主義這個概念，開始被他的批評者廣泛地研究使用。
在這五年也開始了一個新的周期，「極權主義化」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競爭。在德國，在這一時期有兩次失敗，首先是1919年左派在慕尼黑的革命試圖，然後促發希特勒對於墨索里尼進軍羅馬的模擬，1923年反對魏瑪共和國的卡普政變，在慕尼黑掀起了獨裁浪潮。
③ 第三個時期：極權主義的高峰
在1933到1934年，再次發生了1917年後最嚴重的極權主義攫取政權事件。希特勒納粹在德國上台，從而成為上個世紀前半夜專制浪潮發展的又一個頂點。大多數在一次大戰後新成立的民主社會都還很軟弱，禁不住危機的動搖，為此常常借助於強人，如匈牙利的霍爾蒂 (Miklós Horthy)、波蘭的畢蘇斯基 (Jozef Pilsudski)、葡萄牙的薩拉查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和西班牙的弗朗哥，以及波羅的海沿海和巴爾幹地區，奧地利及希臘（梅塔克薩斯，Ioannis Metaxas）和納粹等 。
在這一期間，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在反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思想下，如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布爾什維主義那樣，在理論和實踐上形成了一個廣泛地攫取政權的潮流。在這一期間還有另外一點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密切相關，那就是他們同時借用了某些形式和口號，如種族主義的目標口號。
如果說在20年代在精神和政治發展的可能上還是未定的，那麼，到30年代世界實際上已經處於這兩個巨大的極權主義集團的陰影下了。儘管這兩個集團在很多方面直接對抗，但是這兩個極權集團，毫無疑問地都是多元主義的民主社會及其價值的敵人。民主社會則是以其自由以及對人權的尊重的成就，來對抗共產黨和納粹各自所締造的神話的誘惑。
在這一期間大多數歐洲的年輕人，由於經濟和國家的危機造成的壓力在二者之間動搖。對很多人來說，歐洲在當時的形勢下，未來的國家的形式似乎只有採用一種希特勒式的個人性的統治。這不僅是斯賓格勒的，而且也是韋伯的預言。
3.2 極權主義制度發展擴張時期：觀念化、族群化國家的擴張戰爭
④ 第四個時期：極權主義的征伐與奧威爾、泰爾蒙的反思
「征伐」，或者說用暴力來消滅不服從者，來實現並且擴張自己的極權的要求，是這種極權主義的典型特點，有它存在就一定有不同性質的征伐戰爭，或者是國際性的，或者是內戰性的，就一定有殘暴的不同形式的鎮壓。它的這個特點更讓人看到，極權主義是一種政治化、世俗化的宗教，它繼承了曾經在宗教中存在的這個極為典型的特點。
20世紀極權主義的第四個轉折點是這種世界性征伐的開始，1939年二次大戰爆發，但是實際上它是從1937年開始，從西班牙戰爭擴展到1939年的世界大戰的。
西班牙內戰的特點，就是一種普遍化的意識形態的內戰。它為其後世界政治決定性的轉變做了準備。其後所有那些特點，極權主義的那種「反人性」、對人類造成的威脅，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已經在西班牙內戰的縮影中顯現了。
對於這個轉折點其後的發展，布拉赫特別提到兩個人，英國的喬治 • 奧威爾 (George Orwell) 和後來的以色列的學者雅各 • 泰爾蒙 (Jacob Talmon)。他們在親自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後，出於對這一段歷史的經驗與反思，對於極權主義的威脅為我們所作出的嚴肅反省及尖銳分析，直到今天對我們仍然非常深刻、有效。而事實上，對筆者來說，這兩個人的思想和經歷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可以說是一面具有直接意義進行對比、分析、反思的鏡子。
英國作家奧威爾1937年參加了西班牙內戰，這造成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轉變。為此，他在1944年做了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至今還是具有非常的意義。他坦率地承認，左派知識分子那時犯下了錯誤，他們屈服於那些謬誤是因為他們只是想要反對法西斯，而不是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隨後在1945年出版了《動物莊園》、1949年出版了《1984》，對斯大林主義、對極權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示。這兩本書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及其統治者的分析，可謂是教科書式的。1950年代的中國直到今天，都在亦步亦趨地沿著這個模式存在。這是兩部到今天為止，同類作品都無法望其項背的作品。
泰爾蒙是波蘭裔的以色列歷史學家。他的三卷本的《極權主義民主的歷史》（也可以譯作《民主集中制的歷史》），是專門對於極權主義的精神和思想起源的研究著述，至今對於認識極權主義依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這些觀點都是他在1937年到1939年間形成的。泰爾蒙自己說，對他起決定性影響的是西班牙內戰、斯大林對政敵的莫斯科審判以及納粹對於猶太人的迫害。
泰爾蒙直到1980年去世時一直反復強調，他的最根本的考慮就是，極權主義思想及其行為的虛偽的民主的特點，而這就是30年代末期的那些混亂，本末倒置出現的原因。他自己作為一個也曾經涉及於此的歷史學家，清楚地看到這一切和18世紀末期在羅伯斯庇爾領導下的法國革命的類似性即這種所謂的Totalitarian Democracy （極權主義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所具有的極端獨裁的可怕的思想及現實。Totalitarian Democracy，這個西文術語，「極權主義的民主」，被中國的共產黨知識精英翻譯成「民主集中制」，對中國人來說，多少年來，比西文更加重了一番欺騙性。單就這一術語的翻譯，我們就可以再次看到奧威爾在《1984》中揭示的，真理部的翻譯及著述都是讓人們忘掉傳統、忘掉這些語言本來的意義，把人們的思想完全鑲嵌、禁錮在共產黨的思維框架中。這個翻譯也使我們看到，中國的共產黨的知識精英們，即于光遠們，自然辯證法界的精英們，在過去利用中文翻譯變本加厲地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服務。
奧威爾和泰爾蒙這兩個人，對中國知識精英有著直接的對比借鑒，及反思意義。與這兩個人的思想經歷、人生經歷類似的就是經歷過四九年前的那一代知識人，也就是李慎之、許良英、顧准等一代人，他們居然只反對國民黨專制，而不反對更為極端的共產黨及極權主義；他們甚至終生如此，在三十年後，依然只反對四人幫，或者反對毛澤東，不反對鄧小平及共產黨。他們從來沒有像奧威爾和泰爾蒙那樣邁出過哪怕是一步對自己的過去的懊悔和反省。所以那種稱讚他們兩頭「真」的說法，實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奧威爾和泰爾蒙，當然也提供給我們一個對於中國80年代包括方勵之們的思想及行為如何認識和評價的參照系。
事實上無論是40年代中期後的顧准、許良英們面對的歷史，還是方勵之們80年代經歷並且面對的歷史，都遠比奧威爾們30年代的歷史更容易看到共產黨的本質。因為他們甚至都經歷了荒誕殘暴，自己也被殘酷整肅的反右和文革，但是，奧威爾在西班牙內戰後立即進行了反省，並且寫出《1984》，而顧准、許良英們，包括方勵之則究其根本，終生也沒有走出自己製造的迷霧，沒有看到自己步入的是歧途。
而事實上，所有這些錯誤和歧途是不難辨別出來的。在30年代末期，到1939年就出現急劇的轉折，希特勒和斯大林簽署了合約，左的和右的獨裁者退回到聯合一致、瓜分世界。但是這個清晰的分界沒有持續很久，由於兩年以後希特勒進攻蘇聯，政治問題和價值問題的交叉糾結使得這種錯誤和混亂再次發生。它們再次引發了一種誤導及對世界政治的錯誤判斷，從而把世界直接帶入到二次大戰後的冷戰。
類似的歷史循環，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中國社會中，在國際社會中，甚至至今還在一再重複。在國際社會中，60年代後的聯中抗蘇，70年代的阿富汗問題，90年代後的伊朗、北韓、以及為了對付各類恐怖集團而採取的「綏靖」；對中國改革的利用，以及在中國國內的不斷地產生的只反所謂貪腐官僚（薄熙來等）、不反共產黨惡性本質統治的迷思。此中最嚴重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居然授給一位典型的「真理部」培育的作家，公然在這個世界上，在民主社會吹響極權主義的號角！在經歷了一百年的殘酷的歷史後，在奧威爾和泰爾蒙的著述前，人們真的要問，是不願意看，還是真的看不清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本質？
3.3 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1945年後的經驗歷史
⑤ 第五個時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40年代和50年代是有所變化的時期，但是也依然可以被看作一個極權主義蔓延擴展的時期。如果說它是20年代戰爭與革命問題政治意識形態，30年代難以停止的獨裁的繼續，那麼也可以說50年代在西方驚人的重建，同時也是又一次自由多元的民主制的富有成果地繁榮發展。這一人類世界發生的歷史性的政治分裂在40年代就顯示出來。在經歷過希特勒的災難之後，1945年後世界很快就更深刻地分裂成獨裁和民主兩個對立的陣營。新出現的極權主義在三個方面和40年代相聯繫。
第一，墨索里尼、希特勒獨裁的發展和展開，在1942-1943年到達最高點，但是同時帶來了另外一面，它對於人類的蔑視和毀滅也把它自己帶向徹底失敗。
第二，同時期在民主時期歐洲的解放和重建也促使了抵抗力量及運動發展，以及一個統一歐洲的思想的產生。
然而，第三，最終在歐洲出現的卻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徹底分裂。伴隨斯大林主義在東歐的極權主義的確立，德國也分裂成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兩個國家。
1835年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過世界兩極化的預言，現在，從上個世紀1910年開始，整個世界秩序的發展應和了這個預言。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現在分別成了自由和奴役的象徵，他們各自按照自己的秘密計劃控制半個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同的是，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尖銳的對立，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先是現代社會自身面臨的毀滅性問題，以及國家之間的矛盾，繼而蘇聯的布爾什維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納粹，以及日本逐漸在世界舞台上擴張。布拉赫認為，他們用一種偽宗教把握了民眾，並且試圖用極端的一體化的統治支配一切。這在意大利是一種復活羅馬帝國，在德國是種族帝國，在蘇聯則是用階級鬥爭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從而到達千年盛世。
在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族群殺戮中，首先是共產黨對於「階級敵人」的毫不留情地屠殺，然後接著出現的是納粹對於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的人類的犧牲比起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都更為嚴重。到1940年，在歐洲大陸只剩下瑞典和瑞士兩個民主國家。為此，戰後人們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也更為強烈。曾經參與過抵抗納粹的人們力圖在戰後重建民主自由制度，但是這個努力只是在歐洲的一半，在西歐，沿著大西洋的部分得以實現。二次世界大戰後，甚至可以說大戰還沒有結束，從1944年蘇聯進軍波蘭時就已經開始了分裂。而邱吉爾在1946年就斷言，在歐洲已經形成了一道切開兩邊的鐵幕。其後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性的事件走向的是完善這個鐵幕分隔，如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權、中共內戰的勝利、柏林空中橋樑事件、韓戰等。二次大戰後的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不再只是一個世界、一個歐洲，乃至一個德國、一個中國、一個韓國等。世界以意識形態和制度為區別，劃分成為兩個——冷戰的原因是「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對立。
為此，二次大戰後的新的民主制度立即被置於陰影之下。
⑥ 第六個時期：極權主義的變通及擴展
布拉赫認為，對於極權主義來說，緊接著上述時期的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階段，1953年到1956年，從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赫魯曉夫表面看來似乎部分地去除斯大林的政治變化——解凍。
斯大林曾經被「部分人」認為是「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但是這一時期同時發生的卻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建立了另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權。儘管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與蘇聯的距離，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在堅持斯大林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問題上從來沒有打過任何折扣，只不過在這一期間他們提出自己的毛澤東思想，用以來繼續本來的斯大林主義。而這在筆者看來，就是後來的鄧小平，乃至今天的政权也都是以一種變通修補、來讓斯大林主義，也就是正統的共產黨思想及主張重新得到鞏固，繼續生存下去。
布拉赫在分析、描述這一時期的歷史現象的時候，指出這一時期在第三世界發生的所謂爭取自由的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獨裁政權的建立而結束。這個現實讓人們看到，所謂「現代社會」在世界的每一處都為那些披著解放運動外衣、區域獨立要求的宣傳煽動家和意識形態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活動舞台。這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卡斯特羅和格瓦拉成為了一個符號，不僅影響了第三世界，而且作為一個具有濫漫主義——觀念「濫蠻」色彩的革命英雄影響了西方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甚至部分教會。首先在新教中，然後是天主教，居然產生了一種革命的神學，讓他們再次沉醉於政治性的宗教中。
筆者以為，這印證了筆者的看法，所謂現代社會及其潮流，不過是幾百年前的宗教社會的世俗化翻版而已。而為此，對於這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從斯大林去世後，就不曾離開過斯大林主義，並且更少民族和傳統的內容？1966年，在斯大林去世13年後甚至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因為它是西化的產物，不過是曾經存在過的教會、教派的世俗翻版。
⑦ 第七個時期：極權主義對世界的腐蝕、滲透及擴張
極權主義對世界的腐蝕、滲透及擴張從第六階段時期發生、變化到1968年到達高峰。
西方的六八年的抗議運動，這是由新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發動的一場新的對於議會民主的攻擊，並且導向對極權主義的政治變化進行重新理解的新的浪潮。然而，儘管如此在這場運動中人們還是可以看到它與當初在法國革命中恐怖階段對於民主的進攻的差別。因為那次革命其後的發展通過流血的巴黎公社，最終造成1917年至1919年的革命及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分裂，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獨裁國家和法治國家的對立，極權主義的、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所謂民主與自由的民主制的分裂與對立。
在1968年的這場運動中，西方國家面臨的已經不是歷史上的對於民主制存在的威脅。六八年運動開始涉及的是一種世代性的矛盾挑戰。這個代溝衝突是在反對極權主義的方向上對於以前的、老的極權主義的質疑。但是六八年的那些代表人物並沒有意識到制度問題的重要性及其根本區別，反而是輕描淡寫甚至掩飾了這些問題。與此同時，他們在關於有關恐怖主義問題的討論中，卻試圖超越暴力的界限，奪取國家政權。這就使得他們的嘗試不再是一種沒有危害的試驗，而成為一種自我損害。而這同時就激發出極權主義概念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危害，從而，使得發生於六八年的這場運動，在70年代成為一種對於民主制度的消弱和危害。
這樣一種氣氛造成了在這一期間共產黨政權居然一直也在試圖用反對極權主義來標榜自己。儘管任何共產黨中的所謂修正主義、改良派從來也沒有觸動過他們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本質及基礎，但是現在他們卻希望借所謂「緩和」和加強合作的名義，來讓人們感到他們似乎在去除極權主義。儘管如此，研究這一段的歷史人們立即就會發現，他們在「一黨極權壟斷權力」上，在「秘密監控」上，以及權貴階層對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壟斷和操縱上，除了一些微小的變化，根本上沒有任何改變。這個現象，居然在2000年以後發生在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認識上，毫無任何變化地再次出現。
⑧ 第八個時期：現代社會惡性腫瘤的擴散
布拉赫認為，70年代的特徵再次是民主制社會自身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帶來的。與極權主義政權及其在社會中的影響和傾向的鬥爭，被「緩和」政策所取代。因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恐怖主義，對西方當代社會批評的各類意識形態和運動的傳播，以及三者的相交在1978年使得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爭論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各類相信能夠在政治與經濟上找出一條替代道路的想法，及和平主義、中立運動一起構成了一種尋求第三條道路的浪潮。為此，對於議會制民主與工業社會的討論再次讓人們嗅到極權主義的氣息。那種計劃設計的政治道德的嚴格性，讓此後的人們對比回憶起20年代的那種自我毀滅的潮流。
但是無論如何，極權主義問題的出現卻是在另外一個情境，完全和20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出現的。人們感到不再是生活在一個不斷有效地解除意識形態的時代，沒有意識形態的時代，而代之以一種不安全的，憂慮、擔心的哲學。人們不再是如六八年運動那樣，對進步充滿樂觀，過高地抬高了自由和社會性的解放，而是關注於反國家——在一種理想的社團意義上的對文化和社會提出批評。對於過分理性化、進步社會的聲討，把他們和一種新的唯心主義或者說理想主義，及非理性主義救助生活的烏托邦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這是在把物質主義或者說唯物主義的意識向後唯物主義或後物質主義的價值的轉移。
這種需要立即被極權主義所利用，他們再次以一種偽宗教的形式出現。它不僅在佔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共產黨國家如此，而且在伊斯蘭國家的新的建立在所謂宗教基礎上的革命中也是如此。在前者，共產黨國家中，共產黨政府始終以一種意識形態的要求和虛構來迫使民眾與政府一致。在後者，伊斯蘭國家中，一些教派的努力，甚至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的一部分派別的活動要求中，再次顯示出很強的極權主義的要求。在世界的世俗化和現代化過程中，它的誘惑力再次上升。上個世紀上半葉，那種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獨裁下，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極權統治下的可能性威脅依然存在。
布拉赫上述對於20世紀的極權主義的分期分析，系統發展形成於80年代中期，但是其後30年的歷史，儘管1989年柏林牆倒塌，歷史卻沒有像福山說的那樣終結——極權主義滅亡，民主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也沒有像杭亭頓說的那樣——東西方文化傳統的衝突支配世界，而是歐、美或者說「西方國家」「製造」的「問題」和「災難」，不但禍及自己，而且依然嚴重地影響威脅著這個世界，如本拉登恐怖集團，如伊拉克問題、伊斯蘭國問題，這些災難甚至比前半個多世紀的災難還要嚴重和複雜，甚至它再次讓西方世界自己陷於難以自拔的局面。而所有這些災難，幾乎都沒有超出布拉赫的研究結論。為此，最近30年的歷史可以說再次證明了布拉赫的研究及憂慮的巨大價值。
3.4 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統治的對比解析
在布拉赫對於20世紀，極權主義的世紀的縱向研究中，有兩個貫穿整個歷史的問題值得單獨提出來介紹。其中一個就是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對比研究。
3.4.1 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90年代後期，力圖徹底清理共產黨罪行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後，再次引起了曾經發生過的關於共產黨是否可以和納粹相提並論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經產生。布拉赫在他1986年出版的關於極權主義的分期討論中，也對此進行過討論。
對於布爾什維克蘇聯、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和德國的納粹，這些個新產生的專制制度究竟有哪些獨特並且根本性的特點呢？
布拉赫認為，首先是它們如何產生的，它們產生於兩次大戰期間的專制潮流中，這也就是說那種對於獨裁呼喚的需求，是這種極權主義出現的前提。其次另外一個使它成為可能的前提是，這是一個能夠技術性地操縱、控制民眾的思想及生活的時代。因為和一切老的專制不同，這個新的極權主義專制要求完全、徹底地統治和對不同聲音的鎮壓，要求群眾及個人與領導人和黨的各種運動完全一致。而這也就僅僅只能使用最嚴厲的控制和恐怖，通過虛構與謊言及對其的壟斷才能夠既把制度合法化，又讓人們感到有義務相信一個絕對的意識形態，從而迫使民眾自願地同意接受這種統治。
布拉赫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都是把民眾分成人民和敵人，而納粹則是以種族區分敵我，他們由此確立了統治觀念，即形成意識形態，並且同時把這些觀念用於統治，以此來為自己的統治辯護。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下，它或者以人民的名義，或者以黨、領袖的意志，或者如其後五、六十年代，以那種偽「民主」、假「法律」的名義，或者以革命的名義救世、實現盛世，如他們所宣揚的無階級社會、工人階級的天堂那種未來神話。
布拉赫在80年代初期的的這個描述，讓人們看到，它不但根本就是對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及社會的精確描述，而且80年代後，包括今天的中國出現的現象也根本不是新的，而是五、六十年代就在東歐就出現過。中國絕對不是沒了意識形態，近年來那種替代階級鬥爭的「民主」、「法律」、「憲政國家」，甚至「儒家」及「中國傳統」的說法，都不過是把這些東西抽去本來的價值基礎，變成意識形態的欺騙做法。事實上，「孔子學院」就是奧威爾筆下的「真理部」的分店，它輸出的根本就是意識形態。
在筆者看來，它和60年代以前的那種直接的個人崇拜、清教式的訴求一樣，同樣是用意識形態來填補一種不斷失去的「傳統價值」造成的真空。由於無論是希特勒還是毛澤東，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操縱民眾。因此，他們都大量地運用了宗教的各種形式，如群眾性的聚會、儀式、符號、口號。實際上最近三十年，乃至到今天為止，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改革口號、形式、思想內容都沒有超越上個世紀30年代以前的內容。如人們曾經高度評價鄧小平的取消階級鬥爭，但是實際上那不過是把共產黨曾經使用過的「階級敵人」，換成法西斯主義所喜歡使用的「人民」還是「人民的敵人」，來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進行族群迫害。最近幾年的所謂恢復法治，所謂憲政，以及以前毛澤東的大民主、大字報、大鳴放，都不過是布拉赫所說的以偽民主、偽法律的名義。為此，關於在德國時下進行的關於共產黨東德是否是個合法國家的討論中，德國總統高克會毫不回避、一針見血地指出東德是個非法國家，在那裡根本就沒有法律，有的只是個人、一黨的肆意而為。
極權主義試圖消除所有以前人們所具有的個人及國家賦予的權利，消除人的個體性。與此同時它告訴人們，對於民眾每個人來說，它是迄今為止的最好、最有效的國家和社會形式，它能為民眾帶來真正的民主和幸福生活。這種誘惑，由於使用了現代技術方法，宣傳和通訊，因此它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徹底地得到貫徹。它甚至可以操縱性地利用西方的施密特這樣的政客，來為它的這種宣傳服務。因此可以說，所有這些要求及做法都是一種宗教世俗化的產物，都不是中國式的，極權主義完全是政教分離後、宗教退出後的後宗教社會在20世紀的一種獨特現象。
3.4.2 為了說明這三個極權主義政權，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類似性，布拉赫指出了他們三個共同的傾向：
1) 一個號稱自己不會犯錯誤，代表真理，要求人們宗教般地崇拜信服他們，組織嚴密的黨是走向和施行極權主義的保障。這個黨攫取政權不僅使用的是傳統的方式，也就是依靠革命和暴力，軍事政變獲得和掌握權力，而且還侵蝕、濫用，公開或暗地操縱民主制度來達到掌握政權的目的。如1933年的納粹上台，利用的就是表面的合法性，再如一般共產黨國家的法律或民主形式。所有代表其他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政黨和社團、群體，要麼被禁止，要麼被徹底消滅，要麼就是通過暴力威脅及強迫導向使他們在假選舉和假議會中成為一種虛假的黨派存在，如共產黨治下中國社會中的所謂人大（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政治協商會議）。
2) 這個一黨制的極權主義國家建立在一個絕對的意識形態基礎上，這個意識形態同時作為一種在政治上排他、壓制任何反對意見的救世學說，一種替代宗教，為其強行使整個社會一體化論證和辯護。它同時利用現代技術壟斷和操縱媒體輿論，用各類秘密警察監視公民，用集中營、勞改等迫害民眾，它不僅要求民眾表面的服從，而且要求改變民眾的內心的要求。
3) 極權主義統治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它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在一個神話，或者更準確說在世俗神學基礎上的假說。它或者宣稱自己代表未來，在這失敗後，它就改而「宣稱自己代表效率與能力」來為自己的極權要求辯護。
這個效率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極權主義的希特勒和共產黨政權都曾經利用過這一點。30年代，希特勒曾經在德國在很短的時間中取得非常有效的經濟成就，但是時下已經沒有人再敢於拿那個經濟成就來為希特勒政權辯護或者緩頰。
對於共產黨政權來說，它的例子則是另外一種類型的。30年代到50年代共產黨是以計劃經濟來證明自己的有效性。西方部分人也曾經在50年代中期歌頌過蘇聯的成就，但是60年代後人們清楚地看到這個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破壞性，共產黨社會也嚐到了它的惡果。70年代後東歐就實行了部分的實用主義，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由於文革的破產，也不得不鬆綁。此後由於1989年殘酷鎮壓民眾而受到全世界的制裁，就更不得不在經濟上更加實用主義。儘管如此，由於共產黨掌握了權力和輿論，因此它永遠不會真正承認錯誤，時過境遷，現在居然用「有效性」，以及所謂「盛世」來為自己的極權辯護，忘記了過去曾經是他們自己宣稱「計劃經濟是最有效的」，而現在卻居然變成，它曾經譴責過的自由經濟、實用主義是有效的。
這種實用主義及謊言帶來的惡果，在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當然不可能去討論它，但是可悲的是，在極權主義外部，國際社會，由於利益關係西方也沒有興趣正視它。在布拉赫提出並且討論過這個問題的四十年後，竟然還有一些西方知識精英，乃至領導人以同樣的語言來為中國共產黨緩頰。為此人們只能懷疑他們的用心。
極權主義固然可以通過其對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強行實施一些事情。但是事實上由於在極權主義統治集團內部，在黨內和領導集團中永遠存在的鬥爭，在黨和國家之間永遠存在的無法解決的二元性問題，權力過分集中在中央將會嚴重影響決策的準確性，嚴重地影響它所鼓吹的效率。更何況通過犧牲自由，一般的法律秩序，安全感，而改用物質收買及暴力威脅來實現這一切，一定會失去更多的東西，並且造成不穩定因素，以及嚴重的對於環境和社會的破壞。
對此，80年代初期的布拉赫堅信，法西斯主義和納粹的結局，以及斯大林死後，毛澤東死後的情況，已經讓人們看到極權主義統治絕對不是一個能夠「正常地」解決危機，並且更有效力的制度。它的強力控制從長遠來說造成的問題與不穩定，對人類及其生存環境的損害，將遠遠多於看起來沒有效率、決策緩慢的民主社會，這種破壞甚至可以說是致命性的。
布拉赫教授35年前的這個論斷，至今仍然擲地有聲。
3.5 意識形態問題
布拉赫大約在提出「極權主義的世紀」的同時，於1982年出版了《意識形態的時代》一書，這本書對於布拉赫來說，可以和《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相提並論，同樣是最為重要的一本書。實際上，在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各類研究中，都一直伴隨著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
意識形態問題，即觀念論問題，如前所述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歷史發展所獨特具有的問題，我們東方人現在必須面對它，是因為全球化、西化。
意識形態問題，從認識論上看，它只會發生在二元框架的文化思想中。各類觀念問題，在人類的各種文化中都存在，但是它發展成為Ideology，卻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這也就是說，它是政教分離後的世俗社會的一個新的現象，即在這個社會，原來在思想和精神領域中佔支配地位的神學退出去之後，世俗的觀念要佔領神學思想的地位，於是才會有「意識形態」之說，絕對化的觀念論之說。而如果說，極權主義是曾經有過的政教合一的社會世俗化的結果，即從一個宗教一統天下，從精神到物質，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到現在由一個世俗的黨派，或者族群來一統天下，壟斷天下，那麼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意識形態問題和極權主義問題的血肉關係。
極權主義的要求決定了它一定會有意識形態的要求，所以有極權主義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意識形態問題、觀念論問題。而反之，在有意識形態問題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滑向極權主義的傾向及可能。為此，意識形態問題，從19世紀中期後到今天，在百年來的極權主義發展變化史中始終處於中心位置。
3.5.1 如前所述看，政教分離後的歐洲社會產生的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是以一種以觀念為核心、為基礎的運動，以及在它們之間產生的鬥爭，它告別和顛覆的首先就是長期以來存在的價值和道德秩序。為此，它帶來的就一定是，進一步的新的、明確的、廣泛的和政治及社會聯繫在一起的極權主義的要求。
極權主義必然要求在國家和社會，經濟和文化中相應的意識形態化的變化及操控，極權主義的擴張首先是意識形態的擴張，為此，它就帶來了20世紀初期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獨裁統治的急劇傳播和擴展。承擔這些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族群和政黨聲稱他們代表了絕對合乎規律，代表真理的思想，毫不留情、毫不寬容地以一種極端強硬和迅速的方法要求實現他們的要求。無論是出於保守的、還是民主的，或是社會主義的根源，無論是進步主義還是濫漫主義的反動的衝動力量所帶來的左派或者右派的激進主義，它構成了一種燦爛的混合現象。舊的政治觀念和政治現實的關係的意義問題，重新更為尖銳地回到焦點問題。
對於「意識形態」，也就是觀念論這個概念的爭論，還包括了為政治統治做意識形態的論證，而這就牽扯到意識形態的決定性及根本性的作用，也就是爭論中所涉及的正確的世紀性的世界觀問題。大部分意識形態，即觀念論同時要求的是他們代表了歷史的進步，正在推動進步。但是，正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與「推動進步」卻都是需要進一步弄清楚是否真的如此。為此，意識形態問題，代替神學思想的觀念論，就面臨了基督教社會後期的情況，需要一種啟蒙、一種釐清，即曾經在宗教社會中需要的啟蒙，現在成為世俗的宗教社會中的需要，甚至可以說更加迫切需要啟蒙和弄清楚。所以實在地說，極權主義帶來了一種比歷史上的啟蒙更為迫切的啟蒙。
在意識形態的時代，尤其是「完全意識形態化」，「真理部」統治的社會中，「啟蒙」是一個極為迫切和重要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那種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中所意味著的對於「啟蒙」的理解，那種去給共產黨政治局「啟蒙」中的對所謂「啟蒙」的理解，和西方近代的「啟蒙」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
3.5.2 自政教分離後，從19世紀以來，我們就生活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但是，一些樂觀主義者們卻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聲稱，很快意識形態的時代就會結束。對此，布拉赫在70年代末期說：現在發現這是一種欺騙。事實上，二次大戰後，那些舊的政治觀念，意識形態不僅沒有衰竭和沒落，而是重新再次充實了意識形態的能量，依然在知識領域，對新一代知識分子充滿誘惑，並且致使他們重蹈覆轍。這尤其是表現在那些在現代化過程中，在所謂「後現代」的危機中的各類觀念思想及觀念論者中。在上個世紀60年代產生了新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運動，這些運動是否「新」是非常有疑問的，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對於意識形態的需要，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傾向卻是毫無疑問的。
為此，布拉赫強調，60年代重新開始的這個意識形態的衝動，同樣不僅是在歐洲，而且也存在於美國和第三世界，存在於學生和年輕的反叛者中，反越戰運動及「緩和」政治中，以及人權和對於新保守主義的更新衝動中。與此同時，這個新的意識形態潮流同時在模糊人們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警惕和關注。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的所謂「解凍」，以及西方社會暫時的經濟繁榮和新的社會文化問題，使得那些認為意識形態的思想問題正在消失的觀點盛行起來。針對西方社會自身存在的問題，和東歐的某些表面變化，他們不再看價值問題，而對於國際社會存在的東、西或者南、北對立問題提出質疑。在這樣一種基礎上，在非共產黨國家，西方乃至德國發生的討論中，任何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稍有誤判或者爭議，都會立即被認為是過分強調了意識形態的對立，並且被進一步認為是在消弱「緩和」、製造衝突。
在這種氣氛中，「極權主義」理論及思想在60年代末期後居然在西方知識界及社會中成為了一個禁忌。很多討論用反法西斯代替反對極權主義，從而造成了法西斯主義概念在70年代後的一個繁榮。但是法西斯概念的廣泛使用，一方面它應該是建立在人們對於極權主義的結構和傾向的理解上，另一方面，孤立地使用就可能使得對於獨裁制度的認識成為片面的，只反對右派和資本主義，甚至使得左的一方面的極權主義，所謂社會主義，共產黨專制成為了反對法西斯的積極力量。
對此，布拉赫在70年代末期就指出，事實上，從60年代末期出現的那種強調所謂化解意識形態問題，它的直接效果就是不假思索地完全解除了此前對於極權主義理論和概念的探究，及對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反對。這使得過去那種「反共是我們時代的愚蠢」的觀點，乃至20年代、30年代的那些左派知識分子讚揚及支持共產黨專制的觀點重新又回到了歐洲。
布拉赫認為，的確，人們期待緩和，但是在東西方衝突中的「緩和」概念中，卻更多的是一種被意識形態化。「緩和」不過是一種誤人子弟的、誘惑性預言。它把人們從希望和平的思想徹底地引誘到一種群眾性的和平運動。在人的操縱下導致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對立。而在這種對立下，共產黨及其思想增加了進攻性，民主社會及其思想卻遭到削弱。
布拉赫的這個看法在四十年後的今天聽起來依然發聾振聵，因為「通過接近而轉變」的提法，這個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曾經出現過現在依然不斷出現的提法，但是卻從來沒有發生過。對此，不僅布拉赫，而且1983年，克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和夏皮洛 (Leonard Schapiro) 與布拉赫一樣，幾乎同時用不同的形式做了類似的表達。對於共產黨，他們診斷和預言說：在共產黨國家，「意識形態儘管看起來似乎是死了，但是卻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它對於黨掌握權力的合法化問題是必不可少的。這就像以前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口號對於共產黨國家對外關係的作用一樣。
為此，布拉赫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問題，現在依然有效而且非常現實。那些認為共產黨已經不是以前的共產黨了，意識形態已經死亡了，它的問題其實是：這個意識形態是一種什麼樣的死亡，因為人們甚至可以說在1956年和1968年它就已經死了。但是絕對毋須爭論的卻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依然是作為極權的一黨專制的合法化基礎的前提！絕對毋須爭辯的還有：他們在西方社會遇到問題時，依然是在作為一種和所謂社會主義，也就是和社會正義相聯繫的政治宗教對抗西方社會，並且對西方社會內部的一些政客、商人和知識精英來說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誤導及誘惑力。
3.5.3 布拉赫認為，在70年代東西方緩和年代，有三方面的問題值得、並且必須注意：
第一，在外交政治中的自己國家的孤立安全問題被過分強調了。
第二，在外交政治中，對於對方國內的政治問題，人們卻又忽視了對立的極權專制的政治制度問題。
第三，在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中，人們必須注意到，但是卻被忽視了的，它所涉及的根本的自由問題，開放和封閉社會中的對立的根本原因。
因此，布拉赫特別強調說，這三方面問題告訴人們，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繫的：誰談論外交政治問題，誰就必須涉及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及「意識形態」問題！
因為在具體地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它涉及到的是，對兩類社會的矛盾和衝突的認識，也就是這兩個社會的「不同」究竟在什麼地方；緩和涉及的是如何在不同中保持它不再被激化到極端，也就是不過是減少威懾問題，以及如何不斷地進行調整，即保持平衡問題。對此，必須看到的是絕對不能夠存在有一個最終解決的幻想。西方必須明白：利益和安全的前提是他們必須聯合、團結，堅持自己的價值。在民主和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之間，第三條道路、第三種世界的存在，永遠只會是一個烏托邦、一個幻想。
布拉赫認為，「在東西方問題上的這三方面問題上，我們，政治學家和政治家都要為70年代所犯下的錯誤、疏忽或者低估悔過贖罪！如果說遭到忽視的主要的是民主和獨裁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及它所涉及的我們對於解除意識形態化及緩和所寄予的價值性的目的的希望，那麼接著而來陷入危險的就是我們學術研究的基礎，也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制度中的自由及多元的批評的可能性。通過一拉一壓的誘惑和要脅，儘管它還不過是獨裁者們的準備性的工作，但是不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學術思想上、演講和寫作中，他們在這上面的投入卻已經很久了。這尤其是在德國，而且同樣在歐洲作為一個痛苦的歷史經驗已經足夠明瞭了。」
布拉赫的這段論述真的可謂是警世名言！
3.5.4 布拉赫認為當代極權主義政治存在的三個問題，我們必須明確清楚地認識到：
一、我們生活的進一步技術化也更加完善了監視及更進一步操控民眾的能力：在計算機時代的大眾媒體和信息技術，同時也危害到「建立在官僚機制」上的福利國家的自由，它永遠不停地導致對此的更大期待及由此而來的競爭力。
二、在共產黨制度中的後極權主義，儘管對於它的意識形態是否依然足夠強有力產生了不同看法，但是誰都不能夠否認的是，如果它想要達到目的，還是能夠扼殺掉異議人士中的任何一個反對派。
一個新的對於蘇聯法律和蘇聯現實的研究清楚明確地顯示，儘管已經制訂了經濟，尤其是社會的法律，但是在理論和實際之間依然是分裂的。這對於政治法來說是一個既成事實。嚴格限制的言論自由，法律案件的保密，每個人對黨的忠誠及義務，永恆地替代守法的要求：代替選舉的壓迫性的鼓掌，對個人人權的輕描淡寫，沒有邊界的國家權力卻有對它的讚美，對宗教的嚴格限制，沒有人身保護法卻有對不同思想的人設置的精神病院，沒有公正的法律審理卻有古拉格流放勞教的威脅，在特權階級與被恐怖所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之間存在的獨斷專行和極端不平等，——簡言之，沒有公民權只有順從權。
對此和以前一樣，完全是黨對於真理的全面壟斷。以及要求制度徹底地服從於黨。人們經常期待、希望的自由化，即便把它變的精美了一些，還是永遠可以隨時消除。但是已經沒有一種意識形態如同對列寧主義的崇拜那樣能進一步廣泛傳播，能那樣再次統治人類很大一部分人，影響到各個洲際的革命的青年運動和解放運動。
三、只要他們由於目標而把方法神聖化，並由此傳播這種信仰——他們已經找到了解決地球上存在的一切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法，那麼，就可以說所有那些建立在絕對的、片面的目標之上的思想和運動至今依然是一種潛在可能的極權主義。通過單方面的瘋狂的使命信仰和社會烏托邦的暴力實現的主張，就一定會損害到我們的多元民主，互相的寬容，以及建立在這之上的自由和議會制。民主是一種自我限制和約束，但是意識形態卻是一種自我膨脹，永遠企圖達到壓倒別人的目的，並且它總是用一種所謂真正的民主的觀念，也就是意識形態，用自由解放的口號，而實際上走向的卻是專制主義。
布拉赫認為，對於人及社會的存在來說，最根本的需要懷疑的問題是，人是否具有一種對自由的渴望與衝動，這種對自由的認識與追求不斷地在成長，還是他總是在不斷地尋找領袖、制度和意識形態，犧牲掉自己的自由，而為之服務。這也就是說在三百年前政教分離後，歐洲社會或者說現代社會擺脫了一種神的宗教後，卻總是有一部分知識精英在尋求一種所謂新的「政治宗教」、世俗化宗教，或者說「替代宗教」，而這就使得善和惡，有意義還是無意義，都再次成為不確定的了。從而這也就使得進步和迷信、科學崇拜和對生命的恐懼再次不可思議地被混合在一起。
如果是極權主義的方式贏得了統治，其結果，我們所經歷過的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和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就是一個很好的事證。這也就是說，如果某個群體的觀念思想，如階級、種族，或者某個地區的人高於其他人，高於我們對人權的尊重，就一定有發生這種極權主義的可能。
為此，布拉赫教授在80年代初期指出，對於死於左派或者右派極端主義分子的極權主義瘋狂罪惡下的千百萬犧牲者的回憶，迫使我們得到一個永遠有效的經驗教訓：
如果一個政權說它必須用鎮壓和恐怖手段來實現公正和民主，必須通過獨裁來實現民主，那麼很快它就會變成只剩下鎮壓、恐怖和獨裁。
對此，筆者以為，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此類政權的謊言和欺騙，在今天的世界上還是到處存在，這尤其是在殘存的共產黨國家中國。然而讓人唏噓的是，那些希望和極權主義者分享一杯羹的國際社會的資本家、政客為了利益，寧願睜眼不看這個謊言以及每天在中國發生的恐怖鎮壓和迫害。因為對那些沒有在專制下的人來說，從極權主義統治者手中換來利益，遠比在正常社會的競爭下，用勞動和智力取得成功容易得多。（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