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8月18日訊】明年元旦起，基本工資時薪將調整為140元，但仍遠低於韓國，長久低薪已成國家危機，加上台灣企業獲利能力有限，如何拿捏讓勞資雙方共享經濟成長，成為政府另一個兩難。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今天登場，決定明年基本工資調漲4.72%，月薪將從新台幣2萬1009元調漲至2萬2000元，時薪則是133元調漲至140元。

勞方代表、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爵安認為，民國97年時，南韓基本工資比台灣還低，但近幾年陸續調漲，今年就調了16.4%後，目前已是台灣近一倍。

中天生技集團董事長路孔明曾以自己為例表示，1979年他畢業就職時，當時起薪是2萬元，工作兩、三年後就成長到3萬元，但35年後的現在，企業徵新鮮人開出的薪水，依然是26K到30K，「台灣35年薪資幾乎沒有變，這是國家很大的危機。」

但其實GDP呈現的是上揚趨勢，企業賺到了盈餘，基層員工薪資卻難以提升，根據主計總處統計，105年經常性薪資為3萬9238元，扣除物價因素後，實質經常性薪資為3萬7334元，竟然還倒退16年。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對中央社記者表示，「台灣勞工長期低薪，企業不分享利潤是主因」，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台灣勞工的受僱報酬佔GDP比重，從1990年的51%，2014年下滑至43.9%；企業營業盈餘佔GDP比重，則從29.8%提升到34.6%，證實老闆不是沒賺錢，而是不願意分給員工。

也就是說，「企業的獲利沒有向下分配」。貧窮與租稅政策研究室召集人洪敬舒就質疑：「政府政策裡面，有迫使企業分配嗎？」

他分析，當企業把勞動力視為成本的時候，就會設法讓成本越低、獲利越高，「真的是人性」。政策必須迫使企業在法律的架構下修正、規範人性。

以世界各國為例，政府的確很難主導企業加薪。洪敬舒指出，政府可以運用的是租稅手段，透過合理稅賦，從托嬰、托育到社會住宅，降低勞工支出，儲蓄能力提高，勞工可以有餘力投資自己或是下一代，翻轉階級世襲。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約坦言，不見的GDP是分配出了問題。企業、國家經濟成長的結果，勞工分配到的都是很有限的，「誰決定了勞工的績效跟年終獎金」。

像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今年就估計各有近73億元、8.75億元股息入袋，令上班族羨慕；成之約說，一家公司的高階經理人跟企業主分配到的可能是高達幾千萬、幾億的現金股利，就算平均員工分紅可達到100萬以上，但是真正分到基層員工可能更少。

不過，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指出，在全球化下，企業積極追求降低成本，提高利潤，最終導致資本報酬率高於勞動報酬，已成全世界普遍現象。這如同法國知名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著「21世紀資本論」中所提的論述。

她坦言，如何改善此現象是一大難題，但若是轉型成功，成為能創造高價值的企業，例如台積電、大立光等，給的員工待遇並不低，顯見企業仍願意分享利潤給員工。

問題是，台灣98%的企業都是中小企業，多是經營低毛利的代工領域，靠著低廉人力、有效管理來累積財富，不敢或不願投入資源創新，很多禁不起市場風險。

以今年為例，許多企業受惠國際景氣復甦，接單暢旺，但卻因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勁揚約7%，蒙受鉅額匯損，部分業者坦言「第一季做白工」，凸顯出台灣企業體質脆弱，獲利多數來自匯率優勢以及低廉的成本。政府若要強制企業分潤給員工，恐先面臨企業倒閉或出走潮，員工不僅無法加薪，反可能失業。

另外，雖然政府透過調漲基本工資手段來促使企業加薪，但是薪水漲幅可能追趕不上物價上漲的幅度，想透過基本工資調整帶動薪資成長，成之約認為「力道不夠」。

高仙桂認為，若要改善台灣低薪情況，釜底抽薪必須先「把餅做大」，提高國內「高薪」的工作機會，例如利基型製造業、研發類型的工作，還有具備高值化的創新產業，「這也是政府推動前瞻建設的主要目標」。

另一個方向是提升台灣的國際化，1111人力銀行副總經理李大華表示，若想要將台灣整體薪資水準拉上來，政府必須塑造一個吸引外商的環境，鼓勵外商來台，才能創造高薪職缺，並給本土企業競爭壓力，帶動台灣經濟環境走入正向循環。

不過，成之約則傾向政府應先落實法令規定，透過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照顧員工外，勞工也應以集體力量，主張自我權益。

成之約比喻，就像蓋房子一樣，不可能一下就把屋樑、屋頂放上去，這些改善低薪的因素也不可能一次到位，但多面向齊頭並進，有一天水到渠成，低薪環境就可望從薪資結構、分配及權益主張等多面向漸漸改善。（轉自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