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黑暗源頭（中）
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奠定了共產主義發展的基礎。其所推動的「自由」思想是建立在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基礎上，這種制度企圖通過規範個人的信仰與觀念來實現「社會公益」，反而逐漸摧毀了自由意志。
（接前文）
共產主義通過暴力壓制一切異見來維持自身存在。獨裁者們認為他們的理念是烏托邦式的——是人類進步的大結局，所有與之相左的觀點都遭到扼殺。
在巴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成立祕密組織「平等會」想要推翻政府之前，在其思想又孕育出「流亡者同盟」前，巴貝夫是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雅各賓俱樂部的一員。羅伯斯庇爾正是法國大革命最恐怖階段——「恐怖統治」時期的幕後人物。
1789至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緊跟著美國獨立戰爭（1775至1783年）的滾滾車輪而來。獨立戰爭屬於美國革命的一部分，這場革命，是基於其中的個體對同一思想理念的認同，以及圍繞一個共同目標團結協力，而法國大革命中的許多俱樂部和社團，在意識形態和目標上卻是南轅北轍。
「他們不只與國王作戰，也反抗一切現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傳統道德。」
美國革命的領導者們反抗殖民統治、爭取獨立，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其敵人卻全然不同：他們不只與國王作戰，也反抗一切現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傳統道德。
他們犯下的錯誤，也將由在世界其它地區興起的共產政權重演。
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為了追求他們痴迷的「解放」，把立法的觸角伸向方方面面，每一部新頒布的法律都會把新出現的社團定作「革命」的敵人。同樣，共產政權獨裁者們也以「個人即政治」的名義制定新法令，所有新法令都會釐定一套新的「敵人」。
據法國歷史學家亞伯特‧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巴黎撰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雅各賓主義》（Le Bolchevisme et le Jacobinisme，1920）一書，弗拉基米爾‧列寧在借1917年十月革命奪取俄羅斯政權後不久，就為羅伯斯庇爾豎了一尊雕像。[註：該書英譯本由共產主義網站馬克思主義文庫（MIA）翻譯。]
這很有象徵意味，馬迪厄寫道，因為「列寧像所有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者一樣，受到我們偉大的（法國）革命歷史的滋養、受到榜樣的鼓舞，並在根據國情進行改良同時，將其付諸實踐」。
他寫道，羅伯斯庇爾的雅各賓主義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以同樣的方式——恐怖、強行徵用和徵稅來實施的階級專政，且最終目標是一致的——社會轉型，不僅是俄羅斯或法國社會，而是全社會的轉型」。
羅布斯庇爾屬於激進的革命團體「雅各賓俱樂部」，俱樂部成員中包括兩個突出的議會派系——自由派（吉倫特派）和激進派（山嶽派），羅布斯庇爾是山嶽派領袖。
溫和的吉倫特派與極端的山嶽派之間的分歧，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為後人周知的多次動亂。羅伯斯庇爾1793年7月上台時，公共安全委員會剛剛通過三日暴動（5月31日—6月2日）驅逐了吉倫特派，結束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議會民主；「雅各賓專政恐怖統治」從9月間開始實施。
「雅各賓派的許多代表已經得出結論，挽救革命需要無情的措施。」威廉‧科馬克（William S. Cormack）在其《法國大革命與海軍政治衝突 1789—1794》（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一書中寫道，羅伯斯庇爾認為，「我們（法國）需要的是一個單一意志。」
這種國家恐怖主義可以用其主要參與者安東萬‧路易‧德‧聖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在國民公會演講時的一段發言來概括：
「只要最後一個自由之敵人還在呼吸，你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你不僅要懲罰叛徒，也要懲罰中立的人；……既然法國人民已經宣布了他們的意願，那麼每個反對者都『自外』於最高權力機構；在最高權力機構之外的人，全部都是敵人。」
「恐怖統治」時期大規模使用暴力始於1793年9月初，當時激進的巴黎市民武裝入侵國民公會，要求公會接受其集體主義（計劃經濟）方案。與山嶽派結盟的法國低層平民「無套褲漢」（Sans-culottes，又譯無褲黨）將食物供給不足歸罪於農民，認爲農民在爲自己囤積食物，繼而要求雅各賓黨人對其施行恐怖政策，用刺刀將食品頂出倉庫。
這場運動就像一面鏡子，映射了列寧、毛澤東等多位共產政權魁首日後所發起的運動，這些運動從農民手裡攫取種子、莊稼乃至農具，引發更爲嚴重的飢荒。
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員會發布「嫌疑犯法令」，任何有反對政權嫌疑的人都可能被定罪，違法行為包括行爲可疑、有不當的社會聯繫，以及發表不當的言辭和著作。違反這項新法令的人都被送上了斷頭台。
羅伯斯庇爾這樣解釋這一理念：「災厄會降臨在那些在此譴責我們的人身上。」
共產政權的獨裁統治也有類似的政策，反對各種各樣暴力革命的人，也都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同樣遭到譴責或殺害。這可說是毛澤東發起的文革的基本政策。
依照「嫌疑犯法令」最先被斬首者中，有22個吉倫特人；他們在此前一週受到「革命法庭」的審判，裁決是早已定好的。吉倫特派在法國大革命中的影響力就此結束，山嶽派從此掌權。
「在人民和敵人之間，除去寶劍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在「清洗」法國萊昂市之前，聖鞠斯特如是說。
「法國大革命領導人宣揚「集體利益」，以證明廣泛使用暴力的正當性。」列寧後來在「黨派」的觀念下推出類似的概念：民眾中有支持革命的，也有未支持革命的人，後者被定爲消滅對象。在今天的政治衝突中仍然可以看到這種思想，即社會民眾只分兩派，沒有中間派。
如拉爾夫‧漢考克（Lalph C. Hancock）和加里‧蘭伯特（L. Gary Lambert）在《法國大革命的遺產》（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中指出的，「革命者要向公衆施行暴力，會不斷請『人民』政府賦予其正當性。」
這些革命獨裁者所說的「人民」（the People）不是指國民，而是他們想締造的共產體制中人。對革命所創造出的這些人而言，滔天大罪沒什麼了不起，殘暴惡行也沒什麼可怕的。
「法國大革命領導人宣揚「集體利益」，以證明廣泛使用暴力的正當性。」
法國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爲口號，而用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修士在80年代美國電視節目《天主教徒的信條》（What Catholics Believe）中的話來說，他們提出的「完全自由」的理念，說是「無政府狀態」最爲合適。
詹金斯說，在恐怖統治期間，羅伯斯庇爾及其革命同黨基於極端主義的邏輯，屠殺了許多法國農民；「這裡的人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暴力），這裡的人們也從來沒有犯過罪，他們卻必須死，好讓法國變成社會主義社會。」
在這場新運動中，山嶽派內部一個更極端的小團體——科德利埃俱樂部（Cordeliers Club）扮演了關鍵角色。
該俱樂部創建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在1789—1795年法國革命期間成為巴黎執政府。巴黎公社發動了一系列旨在消滅基督教的暴力行動，僅在1792年的「九月屠殺」中就有1,200多名教士和其他囚犯一起遭到殺戮，可被視作最早執行現代國家恐怖主義的機構之一。
科德利埃俱樂部的創始人包括喬治‧丹東（Georges Danton）——攻占巴士底獄的關鍵人物，還有卡米爾‧B‧德穆蘭（Camille B.Desmoulins）——羅伯斯庇爾的兒時好友、法國革命的另一個重要人物。
這個極端派別中，還有一個極端激進的成員——雅克‧R‧埃貝爾（Jacques R. Hébert），他創立埃貝爾派，頒布了無神論國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以此壓制基督教。
「理性崇拜」是由安托萬—弗朗索瓦‧莫莫羅（Antoine-François Momoro）提出的，但推行「理性崇拜」則從埃貝爾和皮埃爾‧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開始。這個新體系否定一切神祇，在其「明確的人之宗教」中，創造出一個新的「理性女神」，從而成為史上第一個無神論國教。
詹金斯說：「羅伯斯庇爾帶領人們進入巴黎聖母院敬奉『理性之神』，然後在這場流血運動中，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名義將成千上萬無辜生命消滅掉，真是莫大的諷刺。」據估計，法國革命期間有30萬至40萬人死於飢荒、戰亂、處決等等。
「理性崇拜」帶來了「去基督教運動」，其目標是在法國教會和民衆當中消滅基督教和天主教。
1793年11月，「理性崇拜」推出了「理性節」：教士們當衆遭到侮辱，穿上教職服裝的男子在祭壇上撒尿，然後搗毀教堂；墓地中的十字架被移除；農場裡的牲畜穿著教士的服裝，被放入教堂。
這與後來實施共產獨裁的列寧、毛澤東等人以武力貫徹國家無神論，帶來宗教和傳統信仰的空前浩劫，何其相似。
「理性崇拜」標誌性的行動是放縱的假面舞會、猥褻行為，以及對肆意的破壞。其墮落至極，連羅伯斯庇爾後來也反對了。
羅伯斯庇爾作出的回應是立法認可信仰自由，並頒布他自己的一套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崇拜定義不清的自然神，並於1794年6月推出了「至上節」。
而對羅伯斯庇爾來說，這不是開始，卻是結束：他在次月（1794年7月28日）被斬首，「恐怖統治」就此終結束。在拿破崙‧波拿巴於1804年恢復社會秩序之前，法國還要走過十年的艱難歲月。
唐納德‧桑博恩（Donald Sanborn）神父在電視節目《天主教徒的信條》中則說，「法國大革命讓一個國家變成一介暴民，共產主義即藉此（暴力）維持生存。」
他還說：「共產主義是整個國家的絕對平等和社會主義化」，通過消滅個人權利、財產、家庭乃至最基本的社會結構，「你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
「只有當破壞掉神賦予人的一切倫常時，才可能達到這一步。」他說，「你打破這一切，宣稱『國家面前一切平等』，而這國家根本就無視家庭、無視教堂、無視神，而只看管個人，那就是共產主義的基礎。」
他也提到教皇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1931年5月15日演講中的一句話：「沒有人能同時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待續）
責任編輯：方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