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孕是我做過最困難的一件事。我無法呼吸，無法坐下，也無法站立。搭飛機時無法放下餐桌。我無法趴睡，但是在我三十四年的人生裡我一直都是趴睡。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種天堂裡的哪一種上帝，會決定讓一個體重一百一十磅（約五十公斤）的女人身體裡裝著三十五磅（約十六公斤）的胎兒。我被迫在芮巴的陪伴下在附近無止境地繞圈散步，因為寶寶只有在我走動時才會安靜。他踢我的方式不是「媽咪，我在這裡」的溫柔輕踹，而是用力地扭動翻滾，彷彿一個成年男性試圖掙脫精神病患穿的約束衣。我不停走動，孤獨而滑稽地模仿一場異教徒的生育遊行。我想，我和寶寶都不喜歡這種令人窒息的安排。

有躁鬱症的孕婦不能服用帝拔癲（Depakote）或癲通（Tegretol）或思樂康（Seroquel）或鋰片或理思必妥（Risperdal），或是任何她多年來每天都得吃的藥，因為不吃藥就會因為幻聽而拿自己的頭去撞牆。確定懷孕後，她必須立刻停藥（這也是發病的原因之一），站在躁鬱症的鐵軌上等火車頭直接撞上來。統計數字簡單明瞭：躁鬱症的女性懷孕時嚴重發作的機率是懷孕前與懷孕後的七倍。讓她停藥靠自己的力量撐過前兩個孕期是醫生堅持的殘酷事實。

懷孕初期，我經常醒來嘔吐到癱軟在浴室地板上躺好幾個小時，筋疲力竭地作嘔和哭泣，到最後絕望地用頭去撞牆和地板，想把自己敲暈。

我重拾小時候向耶穌求助的習慣，或求祂至少讓我失去知覺。清醒過來之後，我能感覺到臉跟磁磚地板之間有一層冰涼的鼻涕、血液、唾液與淚水形成薄膜，但是我無法說話，也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堅貞不移的丈夫慌亂地打著電話，他走進浴室把我抱起來、洗乾淨之後再次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讓我住院，然後用之前試過的方法幫助我，但是一週後我將再度發作。我反覆發作，到最後除了克林特跟芮巴之外我誰也不認得。

我帶著決心上醫院，一次住院好幾個星期，在其他方法無效的時候被綁在床上。他們讓我接受了無數次ECT治療，因此我遺忘了二○○二年大部分的時光。我乞求醫生跟護士告訴我為什麼我會這樣，他們沒有回答。我們能做的只有計算天數，等待我能安全服藥的那天到來。二十六週是一個神奇的日期：懷孕進入第三孕期，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准許母親服用各種抗精神病藥物維持健康。

一准許服藥，我立刻接受各種醫藥治療；慢慢地，比較嚴重的症狀漸受控制。我開始拖著身體去上班，結果只是在辦公室的地板上睡一整天。我試著教書，卻發現自己太過虛弱。於是我請了病假。懷孕八個月的某天早上，我腳步沈重地走進大樓正門，我先在行政辦公室休息一下做好心理準備，然後拖著三十幾磅的額外重量走進位在地下室的實驗室。我當然不再處理化學藥品，但是坐在嗡嗡低鳴的機器旁邊檢查數據，然後假裝實驗器材需要我的許可和鼓勵才能進行下一項工作，都讓我感到安心。

在我準備搭電梯下樓之前，我坐在影印機旁邊的訪客椅上，頂著巨肚向後靠。我說，「我終於明白了。這就是新的我，他永遠不會出來。十八年後會有一個成年男子住在我的肚子裡。」雖然我不是在開玩笑，但秘書們依然同情地輕聲笑了。

系主任華特（Walter）走進辦公室，我自動站起來，就像士兵看見資深長官就會立正站好一樣。我幾乎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這個擁有百年歷史、爬滿常春藤的系所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獲得終生職的女性。出於本能，我知道我應該隱藏任何伴隨懷孕而來的體弱跡象。

不幸的是我站起來太快，血液從我的頭部往下衝，霎時一陣暈眩。我自動坐下把頭放在雙腿中間，我知道暈眩只會持續一分鐘左右。我對頭暈並不陌生，因為我的血壓向來很低又總是抗拒進食，把吃東西當成無止境的瑣事。華特困惑地四下環顧之後望向我，而我的姿勢像隻擱淺的疲憊鯨魚。他走進自己的辦公室，關上門。有人給我一杯水，但是我拒絕了。我蹣跚走向電梯，心裡又多了一重揮之不去的莫名憂慮。

隔天晚上六點半左右，克林特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們的辦公室位在走廊兩端。他表情憔悴，我懷疑他打算告訴我某人的死訊。他靠在門框上嚴肅地說，「華特今天來我的辦公室找我。」他猶豫了一下，表情很痛苦。「他說，你請病假的期間不能再走進這棟大樓。」

「什麼？」我大喊，心中的恐懼多於憤怒。「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做？那是我的實驗室，我創立了那個地方⋯⋯」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丈夫嘆道。「他們都是混蛋。」他語氣輕柔地安慰我。

「我不知道他們居然可以這麼做，」痛苦開始蔓延時，我說。「為什麼？他們有說為什麼嗎？」我問。我想起我這一生中曾經問過掌權者非常多次「為什麼」，但是從來沒有得到過令我滿意的答案，一次也沒有。

「喔，就是那些跟負擔和保險有關的廢話，」他答道，接著他說，「他們都是原始人，我們很清楚。」

我怒氣沖沖地叫嚷起來，「搞什麼鬼？這群傢伙有一半會在辦公室裡喝得醉醺醺⋯⋯還有跟學生打情罵俏的⋯⋯我居然成了負擔？」

「我想實情應該是這樣。他們不想看到孕婦，而你是這棟大樓裡曾經出現過的唯一一個孕婦。他們不知道怎麼應付這件事，如此而已，」他溫柔地說，雖然生氣但比我冷靜。

我心中有一部分震驚難消。「他叫你來轉告我？他為什麼不自己來告訴我？」

「我猜他怕你，他們都是膽小鬼。」

我一邊搖頭一邊咬牙切齒。「不對，這樣不對！」我堅持。

「荷普，這件事我們無能為力，」他的語氣平靜而悲傷。「他是老闆。」克林特一臉哀痛，我看過一隻美麗的老大象在失去三十年的伴侶之後露出同樣的表情。他知道禁止我進入自己的實驗室對我來說有多麼痛苦，那裡是我感到快樂與安全的地方，特別是現在，那裡也是我真正的家。

我沮喪地抓起空咖啡杯，用全力摔在地上。它在地毯上彈跳，沒有破掉，滾了幾下後從容不迫地呈現側躺姿態。這讓我更加感到軟弱無力，我連無意義的小事都掌控不了。我坐下來用雙手摀著臉，趴在桌面上啜泣。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一邊痛哭一邊哽咽地說。克林特站在一旁見證我的痛苦，他心上的壓力也愈來愈沈重。我漸漸停止哭泣，我們安靜地坐在一起，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兩年後克林特才告訴我，他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感情在那天徹底消失，他從未原諒他們那樣傷害我。我們隔著安全的距離回顧並討論這件事。或許是因為我被視為負擔，這不是任何人的錯；那時我們並肩作戰，手牽手帶著我們最愛的人和幾樣私人物品，搬到數千英哩以外的地方。

被下禁令的那天，我一整天無所事事，所以那天早上我安排了產前檢查。護士與技師幫我量體重、照超音波，告訴我令我震驚的消息，那就是我比上一週又多懷孕了一週。陌生人問我懷孕「幾個月了」，我回答「十一個月」時他們以為我會跟著一起笑，但是我連這種小事都做不到。

我知道我應該很快樂、很期待。我應該忙著購物、粉刷、慈愛地跟肚子裡的寶寶說話。我應該慶祝愛的果實即將成熟，盡情享受豐滿的子宮。但是這些我都沒做。我花很長的時間用力哀悼這個寶寶害我失去的人生。我應該陶醉在期待裡，不斷想像這個神祕人物在我的體內慢慢成形。但是我沒有，因為我早就認識他了。一知道懷孕，我就感覺到肚子裡是個男孩，而且我知道他會跟他爸爸一樣金髮碧眼。

我知道他會跟我父親同名，但是擁有自己的個性。他會跟所有的維京海盜一樣吃苦耐勞，也會合理地恨我是個不稱職的母親；我的母性在成長過程中承受太多陰影，還沒開花就已枯萎。我每天用力呼吸，大量喝牛奶，狂吃義大利麵，睡很久很久；我努力告訴自己至少我可以跟寶寶分享有營養的血液，消極地暫時為他供應所需。我努力不去想自己下一次發瘋是什麼時候。◇

──節錄自《樹，記得自己的童年》/ 商業周刊

【作者簡介】

荷普．潔倫（Hope Jahren），1969年出生，植物學家、土壤生物學家。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目前為夏威夷大學檀香山馬諾亞校區的終身職教授。三度獲頒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Awards），兩度獲得地球科學領域的青年研究者獎，只有四位科學家曾兩度獲獎，她是唯一的女性。2008年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署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支持下，成立了穩定同位素土壤生物學實驗室，是美國少數主持實驗室的女性科學家。

責任編輯：方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