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5月31日訊】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就讀的中國女學生楊舒平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在中國惹了眾怒」，從官媒到網上，罵聲鋪天蓋地，集中於兩點，一曰「空氣」，不該拍美國空氣的馬屁，貶低祖國的空氣質量；二曰「賣國」，她延伸了清新空氣的含義，談到了言論自由，這無疑戳中了中國的軟肋，讓「中國」丟臉了。

可憐的楊舒平沒有錯。討論這一問題的文章大都集中於中國網絡語言過於暴力，以及中國青年們受到意識形態教育之害。但如果再深入挖掘，就會發現還會有個語境差異引發的誤解。

不同文化有語境差異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文化環境裡，語言的表達方式有明顯差異。楊舒平的演講是英語發言，自然得適用美國語境文化。美國的語境文化通常比較自信，用詞則略顯誇張；如果把美國語境裡的發言原封不動地譯成中文，再按照中文語境去理解，很容易發生一定程度的誤解。

比如，美國人誇一個跌倒了自己爬起來的兩歲男孩，往往會隨口說出「great boy！」，這不過是一個帶誇張的平常鼓勵而已；若把這句話譯成中文，放到中文語境裡，說這孩子「真棒」，似乎有點誇獎過頭，如果理解成小孩「偉大」，便有拍家長馬屁之嫌。在其他文化裡也一樣。日本人之間講話相當謙卑含蓄，而一旦改用流利的英語交談，就會自動切入英文語境，用語、動作、語調、口氣都變得張揚，一改平時的謙抑習慣。

俄國人習慣了上百年的壓抑，平時回答同胞的問候「最近怎麼樣（Как дела）？」，常見的回答是「沒那麼糟（Не так плохо）」。在不懂俄國文化的美國人聽來，似乎俄國人天生悲觀，其實俄文的「沒那麼糟」相當於中文的「還行」或者「還湊合」。

楊舒平用了一個「甜美」來修飾馬里蘭的空氣，不過是美國習於誇讚的文化語境下的一個普通用詞，作為她引出主要話題言論自由的導語。但在缺乏這種誇讚文化的中國語境裡，卻被解釋成吹捧美國的空氣，這種誤解或許源自對不同文化語境缺乏理解。

語境文化之所以值得關注，還因為不同文化的語境差異深受制度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都深諳雙重語境的技巧，即「公開場合說假話，私下場合說真話（public lies, private truth）」。而在民主國家，民眾的發言則往往不分公開場合或私下場合，對政府和政治人物多所指責。央視前主持人畢福劍在私人飯局中說了個段子，本來無事，卻被人錄下來放到網上，於是央視便按照公開場合發言追責，畢福劍因此丟了飯碗。楊舒平在美國的公開演講完全符合美國的語境，卻被拿到中國的語境中去問罪，實屬荒唐；難道楊舒平在馬里蘭大學用中國大學團委書記的口吻發表一篇「愛黨、愛國、學習三觀」的演講，就能提升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

中國式語境規則：官版

楊舒平和畢福劍的遭遇，暴露出官版中國式語境規則的框框。在公開場合說什麼話，不同制度下的國民確實大不相同。而官版中國式語境規則，亦為僅存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共享」，有專門研究為證。

歐洲若干學者出版的《85國變動中的價值觀和信念》（Changing Values and Beliefs in 85 Countries: Trends from the Values Surveys from 1981 to 2004）一書，為比較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民眾在民意調查的話語表達之差異提供了一面鏡子。荷蘭魯汶大學的研究機構在世界上幾十個國家調查人們的價值觀，對各國民眾用同一組問題發問，該書編輯了這個世界價值觀調查項目的部分數據。我在調查數據中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凡是民主國家，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都比較低，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的老百姓對政府都有各種各樣的批評；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比如中國、越南，老百姓對政府的態度卻正好相反。

從2000年的調查數據來看，回答「對執政黨保持信心」的比率，中國是93%、越南92%（該書184頁），回答「對政府抱持信心」的比率，中國是97%、越南98%（該書183頁）。因為在公開場合的民意調查中，老百姓只敢講讓政府滿意的話，所以調查顯示，民眾對黨和政府表示「信任」的比率接近百分之百，但這裡面假話的成分很大。而這項民意調查的微妙之處在於，它還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雖然民主制度也有問題，但比其他政府體制好」，這個問題拐了一個彎，不要求回答者直接表示對本國政府的看法，於是便問出了民眾的真心話。大多數中國和越南的民眾都知道本國並非民主制度，當他們對後一個問題表示贊同（中國90%的應答者、越南72%的應答者，該書201頁）時，表明他們其實更喜歡民主制度，而不是本國的現行體制。前後兩類問題回答的對比，充分展現出社會主義國家官版語境下假話與真話的區別，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言論自由的證明。

中國當局一直想通過對留學生的掌控和海外「大外宣」媒體，再加上「五毛」在國外中文媒體上的鼓噪謾罵，把官版中國式語境規則推廣到國外，管不了西方人，至少要儘量約束海外華人按此規則行事。楊舒平的演講不期然地成了一個打破海外官版中國式語境規則的範例，於是當局憤怒了；而那些習慣於戴面具生活、在公開場合不講真話的國人表示不滿，則另有原因：有人摘掉了面具公開說真話，自然彰顯出想繼續戴面具的人之尷尬難堪。

中國式語境規則：民間版

中國式語境規則還有民間版，那其實是一種政治高壓下的民間社會交往文化，體現了民眾言語表達的特徵，其中有四類值得關注。

第一類是「輿論傾向性」，即對時局和當局的不滿早已遍佈全社會，互聯網和手機通訊網為發表批評言論提供了大量機會。在互聯網和手機通訊時代，民眾講真話表達不滿的空間大為拓展，幾乎形成了明顯的「輿論傾向性」，民眾的壓抑通過在網絡空間發言批評當局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

第二是發表時政批評時的「場合考量」。部分知識分子的微信圈就是一種自己創造出來的「場合」，在價值觀認同度高的小群體內部，話語可以稍微開放一點，許多微信群只吸收同類價值觀的人，或者異類價值觀的人往往被請走，就是為了讓群內討論可以敞開、坦率，而不必經常發生觀點衝突；更重要的是，同類價值觀者的人格相近，可以彼此信任，講真話時不必擔心出現「畢福劍現象」。

第三類是「馬甲優勢」，在比較開放的網絡空間裡，「穿馬甲」的比用真名實姓發言的敢講話，這有正反兩種情況。「穿著馬甲」發表時政批評時，往往比用真名實姓發言更尖銳，這種情況下「馬甲優勢」擴大了有限的言論自由，而當局的網絡監管則時時高度防範。反面的情形是，「穿著馬甲」攻擊他人時，往往更肆無忌憚，可以完全言論免責，許多人身攻擊、惡意誣陷、捏造事實的案例，都是面對面的社會交往中不會發生的。

第四類是草根文化的「話語霸權」，這裡面既有紅色文化後遺症的作用，也有江湖文化後遺症的影響。那種像文革時期「紅衛兵」式的「鬥爭意識」和「敵對意識」，一言不合便惡語相向，以及官式洗腦教育產生的價值觀，都屬於紅色文化後遺症。楊舒平就是既被官方痛批，也被民間的紅色文化後遺症「患者」圍剿。至於網上的言語粗鄙、髒詞流行、唯利是圖等江湖文化後遺症，以及互不相識的人在網上相互糾合、吹吹捧捧、拉一撥打一撥，則讓人回想起上世紀北京的「胡同串子」和上海的「青紅幫」文化。

民間版的中國式語境規則正在型塑著改變中的中國社會。互聯網確實開拓了言論自由空間，但中國的這個空間不是給敢於實話實說的楊舒平更大的支持，相反卻為民間社會對她的批判提供了機會。如果不是空談中國的政治進步，那麼，將來中國的後極權社會如何演變，其實可以從民間版中國式語境規則中看出一些軌跡。比較明顯的是，獨立知識分子在網上的發言空間受到來自當局和草根文化話語霸權的雙重壓力，其積極的社會啟蒙影響力逐漸式微，而草根文化則助長著社會的「痞子化」。

（此文的主要觀點是在與程曉農討論中形成）

－－轉自美國之音

責任編輯：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