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女兒七歲半時，我因煉法輪功而被送進了勞教所。幾個月後她到勞教所來看我時，一見面就急切地告訴我，媽媽，我學吹黑管了；媽媽，家裡來了一個小叮噹，然後咭咭呱呱說了一大堆小叮噹的趣事。雖然二十分鐘的會面結束時我都沒有搞清楚小叮噹到底是個玩具、動物，還是一個人，但在心裡還是很欣慰：到底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女兒看起來生活得很快樂，沒有因失去了母親而難過。

一年多後我才知道，雖然奶奶嚴密地禁止她將我被勞教的「不光彩」之事告訴任何人，但她終於忍不住，在寫作文時將心底的秘密告訴了她的班主任。也許她在潛意識裡對她的老師產生了像母親一般的感情。為此她受到了奶奶的責罵。為使她免於受歧視，她父親不得不安排給她轉了學。

（14）

女兒八歲半時，我九死一生從勞教所裡熬了出來。幾天後我看見桌上有張紙條，上面是女兒的筆跡：「媽媽，我建議你別煉法輪功了。請看這本書。」

「這本書」是學校老師發給她的，裡面將煉法輪功的都說成了殺人狂或神經病。我找到女兒試圖告訴她這本書都是造謠，媽媽是個好人。

她打斷了我的話，絕望地向我喊道：「我知道媽媽是好人！可電視裡說煉法輪功的都是壞人！我不知道該相信誰！……」她黑葡萄般的杏眼裡，除了絕望外，更多的是飽經滄桑……

我的心像刀割一樣地疼。她才八歲！……我不在家的日子裡，她小小的心靈經受了多少？當老師、同學問起她的母親在哪裡時她說什麼？在學校、老師、電視、報紙、書本和母親之間，她相信誰？……

我被迫給她講了很多我原本不願講給她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老舍、張志新，還有六四。這樣的真實雖然對於整個民族來說都過於沉重和殘酷，但卻很可能是對付謊言的唯一辦法；再說一個孩子最需要的是能夠愛自己的母親。

幾天以後她搖頭晃腦地總結道：「看來呀，誰都得有點事兒。毛澤東吧，有個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有個六四；江澤民就有個（鎮壓）法輪功。」

（15）

女兒將滿九歲時，我面臨再次被關進勞教所的危險，不得不遠遁他鄉，留下了她與她父親相依為命。一年後公安抓不到我，就將她父親抓到了不知何地。

女兒十歲生日那天，我打電話給她，祝她生日快樂，她說：「我一點也不快樂！」

淚水湧上了我的眼睛。我問她：「有爸爸的消息了嗎？」

「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

「……」

我說不出話來。她在電話那頭冷冷地問：「你還有事兒嗎？」

我的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我知道這不是她的本意，「都是你害的」這話一定是她從別人那兒聽來的。我在她身邊時，她本來已經明辨了是非，然而多年來被謊言和鐵腕統治奴役著的人們，不但已經習慣了強權就是真理，腦子裡也沒有了對錯是非的概念，甚至很難原諒那不能夠昧著良心在思想上接受奴役因而被迫害的人。

我的心又一次比刀割還要疼。女兒長到十歲，第一次用這樣的口吻跟我講話。我不會去責怪她，然而一想到她那潔白無暇的幼小心田正由於謊言的催生而長出帶毒的仇恨，我的心就像裂了一樣，滴滴答答地往外淌血。

我想起以前在哪兒看過的一個前蘇聯女作家的故事。這個女作家被冤枉關在監獄裡的時候，她十幾歲的女兒寫信給她，問她，媽媽，請你告訴我，到底是你錯還是關你的人錯？如果是你錯，我就恨你；如果是關你的人錯，我就恨他們。這位母親怕女兒若是恨當權者在外面就會吃苦頭，所以就狠著心腸告訴女兒是她自己錯。結果她女兒和她都為此而痛苦了終身。

我不想重複那位前蘇聯女作家的路，但遠在他鄉通訊不便，家裡的電話被監聽，我寫給女兒的信總是被扣留。要呵護一個處於由整部國家機器的造謠宣傳所構成的巨大壓力之下的幼小心靈，竟是那樣的艱難。

（16）

2004年4月4日，在離開勞教所整三週年這天，我終於迎來了通過第三國從北京獨自飛抵悉尼的11歲的女兒。因她父親也曾被捕，怕自己不能出境影響了女兒，所以狠心的決定，讓她獨自乘飛機前來與我團聚。我從航空公司工作人員手中「簽收」了女兒後，將她帶入汽車。她一坐下就立刻說：「媽媽，我給你講個笑話吧。」然後她就開始一個接一個地給我講她已經攢了一肚子的笑話，把我肚子都笑疼了。到了住處，幾個朋友正在幫忙準備美食，以慶祝我們母女團聚。一個朋友問：「哭了沒？」她想像，我們經過了三年的分離，和無數的磨難才好不容易團聚，肯定會哭得一塌糊塗。我說：「沒。我們笑了一路。」

然後我女兒又自告奮勇給客人們講笑話──她攢的笑話還沒用完呢。@#（未完，待續）

──轉自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