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4月08日訊】「話雖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這是早期曾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臨死前寫的遺作《多餘的話》中的開篇語。也正是因為這「多餘的話」，瞿秋白死後被中共打成「叛徒」，妻子慘死，孩子被關，父母墳墓被掘。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說了哪些「多餘的話」而讓中共不滿呢？

臨死前「多餘的話」

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後瞿秋白，在被處死前的一個多月中，完成了《多餘的話》，深刻剖析了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被共產主義終極理想所吸引走入共產黨，之後在真實的現實中，面對共產黨殘酷的對外對內鬥爭，在黨的忠誠、服從原則下靈魂分裂，直至成為放棄獨立思想的「演員」，一邊宣傳著共產黨的主張，一邊懷疑著用階級消滅階級，用不美好到達美好的邏輯。

在文章中，瞿秋白坦言自己不過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共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在《我與馬克思主義》章節中稱自己根本沒有系統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本論》更沒有讀過，僅有的常識，機會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但因為很少有人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以他才「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

認為當中共領袖是個歷史誤會的瞿秋白還認為，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是個「更重要的誤會」，因為這是由他這個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的所謂「專家」開始的，這樣的研究能有什麼結果？

在最後的「告別」中，瞿秋白稱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劇」，因為自己始終無法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而他最終的自我認定是一個「文人」。在人生的最後，他沒有推薦任何馬列斯毛的學說，而是推薦了包括《紅樓夢》、《安娜‧卡裡寧娜》的幾本文學作品和中國白色的豆腐。

瞿秋白亦在「代序」中寫道：「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

瞿秋白並不「多餘的話」不為辯白，也不為求生，而是表明他對馬列、中共都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而這樣的懷疑除了其自身的經歷外，還與其身上濃濃的知識分子情懷有關。

誤入歧途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祖上是宜興的望族，其父親瞿世瑋擅長繪畫、劍術、醫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業，寄居叔父家中，經濟上依賴在浙江做縣行政長官知縣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濟。母親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於詩詞。瞿秋白是家中的長子，自幼喜好讀書，讀的是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

辛亥革命後，瞿世琥棄官閒居杭州，停止了對瞿世瑋一家的資助。於是瞿秋白家陷入經濟困境，被迫靠典當、借債度日。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輟學。其後，母親金璇服毒自盡，瞿秋白一家人分別投親靠友。

1916年底，瞿秋白在表舅母的資助下，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次年，在外交部學習俄文。此後他的讀書範圍不僅限於古代經典，還包括佛經、哲學，以及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馬克思主義等。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並加入了李大釗等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0年，他成為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的特約通訊員，並被派到莫斯科採訪。在莫斯科期間，他見到了列寧，並成為東方大學中國班的翻譯和助教，學生中包括劉少奇等人。1922年，瞿秋白加入中共，從此走上了歧途。

而讓飽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瞿秋白接納馬克思主義，一個原因大概是，在其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與中國文化中的大同社會的理想並無衝突，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還告訴他怎樣達到，即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直到他臨刑前，才終於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和其「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

北上逃跑被拋棄

加入中共的瞿秋白受陳獨秀邀請，於1923年回國，並翻譯了關於列寧、斯大林理論等方面的文章。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下，在共產國際發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借殼發展的指令後，瞿秋白和其他中共黨人紛紛加入國民黨，瞿秋白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同時先後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

因共產黨的加入奪取了國民黨黨內的各項領導權引發了國民黨黨員的不滿，國民黨右派於1927年開始「清黨」，抓捕中共黨員。中共相繼在各地發動武裝叛亂，陳獨秀、瞿秋白也參加了上海的暴動。

對於中共何去何從，彼時蘇聯內部出現了分歧。當時可以與斯大林抗衡的蘇共另一領導人托洛斯基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對此，陳獨秀表示贊同，但剛愎自用的斯大林卻不承認錯誤，批評了托洛斯基和陳獨秀，並在1927年8月解除了陳獨秀中共總書記的職務。

隨後有留蘇背景的瞿秋白被共產國際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在參加完在蘇聯舉行的中共「六大」後，他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兩年時間。

因瞿秋白與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存在矛盾，在米夫的支持下，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博古等人將右傾等帽子扣在瞿秋白頭上，1930年，瞿秋白被撤銷了中共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隨後回國。1931年，被解除領導職務。此後，又在黨內遭到批判，他不得不離開上海。1934年，他來到中共根據地，擔任教育部長等職。

不久，在國民黨的圍剿下，中共被迫北上逃跑。當時，有一部分中共領導必須留下，誰走誰留，成了十分敏感的問題。根據另一個中共高官張聞天的回憶，高級幹部的誰走誰留由周恩來、李德和博古決定。而幾次要求離開的瞿秋白卻最終被拒絕，這導致了他的被抓。

有解釋說，這是因為他身體不好，無法進行長途跋涉，但近年有文章分析證實，下命令讓他留下的正是博古。張聞天有這樣的回憶:「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

被「就地槍決」

瞿秋白就這樣被中共拋棄了。1935年，在轉移途中，他被國民黨地方武裝保安團捕獲，根據他所攜帶的物品，確定他是中共高官。因其拒絕接受勸降，一個多月後蔣介石下令「就地槍決」。

主張將其槍斃的國民黨高官戴季陶如此說道：「瞿秋白赤化了千萬青年，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死後被中共打成「叛徒」 屍骨被拋揚

也正是因為《多餘的話》，本已被中共認定為「革命烈士」並安葬在八寶山的瞿秋白死後也不得安寧，其家人也是備受磨難。

據大陸《文史參考》2010第10期的《「瞿秋白冤案」不始於「四人幫」的迫害》一文透露，1962年香港自聯出版社出版了司馬璐寫的《瞿秋白傳》，書後附錄《多餘的話》全文；1963年，《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為叛徒。學界和中宣部都對戚文提出了批評。

然而，當1962年後重提「階級鬥爭」的毛澤東看到《多餘的話》與《評李秀成自述》後，下了如下斷言：李秀成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認為瞿秋白「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並表示：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應該說，此時的毛將其與他想要解決的「黨內叛徒問題」緊密聯繫了起來。在那樣的年代，既然毛下了這樣的短語，其他人只能遵旨行事。本已進行的瞿秋白故居陳列展停辦。

1966年文革爆發後，「抓叛徒」的浪潮席捲全國各地，《多餘的話》被稱為「瞿秋白叛黨宣言書（自白書）」。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講話中說：「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還有瞿秋白嘛！」5月6日，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市法院紅色革命造反總部合辦《討瞿戰報》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衝進八寶山，砸壞了瞿秋白墓，其屍骨被扒出拋揚，而且強迫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對著丈夫的森森白骨進行批判。

妻子迫害致死 女兒被關

瞿秋白與楊之華都非各自的原配。瞿秋白的原配妻子叫王劍虹，和其結婚7個月就病逝了。楊之華的前夫叫沈劍龍，二人育有一女，後隨瞿秋白的姓，叫瞿獨伊。楊之華在上海大學讀書時，瞿秋白是其老師。其後瞿秋白也認識了沈劍龍，並一見如故。沈同意離婚，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合。

文革爆發後，隨著瞿秋白被打成「叛徒」，楊之華也被隔離審查，後被撤銷北京戶口，轉到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在監獄中，她沒有名字，只有一個號碼。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歲的楊之華含冤病逝。

而與瞿秋白感情深厚的瞿獨伊文革則被關在牛棚中。她與記者李何結婚，1962年，李何因心臟病去世。他們的兩個兒子，一個死於戰爭年代，一個在23歲時死於癌症。還有一個女兒長期生活在國外。

父母墳墓被掘

地下有知的瞿秋白，估計最無法忍受的就是逝去的父母不得安息。1967年1月19日，紅衛兵衝進江蘇常州西門公墓，砸壞了在那裡的瞿秋白的母親的墳墓。而其曾在濟南教書的父親瞿世瑋1932年去世後，就被葬在濟南南郊。文革中其墓碑被毀，墳被平掉，後來成為了一處果園。

結語

生前對人生進行反思但至死並沒有與中共決裂的瞿秋白，死後大概沒想到中共會如此對待自己，如此對待自己的妻子、孩子，如此對待自己逝去的父母。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會深切的認識到，自己「多餘的話」並不多餘，一定會希望曾經被自己毒害的年輕人遠離中共。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