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4月03日訊】「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歸納，也是中共理論家引用得最多的毛語錄之一。

縱覽二十四史，便知事實並不如此。秦末無產者陳勝、吳廣，漢末貧民子弟軍赤眉、黃巾，隋末漁夫獵手瓦崗軍，都是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唐末私鹽販黃巢，血流三千里殺進長安，只為五代一群小王公做鋪路石。趙匡胤本是後周統治階級成員，從幼帝手中奪權，與平民階級毫無關係。蒙古鐵騎南下陰山滅了趙家子孫，漢人不分貧富都是三等公民。元末紅巾軍起義，各路兵馬自相殘殺。朱元璋本屬無產階級，但一打平天下做皇帝，就將無產階級出身的同志殺得溜乾淨。全國無產者除了他的子孫，誰也不得分享勝利果實。明末延安人張獻忠參加農民起義，跑到成都登基。四川的農民兄弟被他殺了多半，清初不得不「湖廣填四川」。他的陝北老鄉李自成滅了朱姓皇朝，祗不過為滿清作嫁。清人入了關，漢人不分貧富都只有一條路：「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清末洪秀全，妄稱上帝之子，打進南京就大建宮殿，納了八十一個嬪妃，再下聖旨叫百姓「照舊繳糧納稅」，老百姓還是與勝利無緣。

兩千年來究竟哪個階級勝利了？二十四史裡沒有答案。誰在乎朱元璋、洪秀全的階級出身呢？

有人認為，毛澤東花了過多時間去研究《資治通鑒》，馬克思讀得不夠，滿腦子封建。其實不然。毛讀史只擇其愛，棄其所鄙，熟記在心的，往往是帝王們的謀略與權術，如「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類，對歷史並無深入研究。譬如，北宋一百六十餘年，社會穩定(外敵侵擾另當別論)，主要歸功於宋太祖趙匡胤。他一重法制，以為「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二講「幹部知識化」，改革科舉，擴大招生，錄用人才一概不問出身；三行「言者無罪」，在太廟中立下誓碑，凡嗣君即位，須入廟跪讀並遵守。碑文之一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然而，趙氏謹守法度、「言者無罪」、「不殺上書言事人」的經驗，從未進入毛澤東的視野。毛澤東讀史，用的是另一種眼光。他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是實，馬克思祇是一張皮。

歷史上新皇朝甫建立，總需收攏人心，使人民休養生息、增丁添口。薄徭役、減稅賦是既定方針。譬如唐朝初年就實行過土地分配，農民都能領一塊田地謀生。清初湖廣填四川，招撫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給田耕種，新墾土地一概免賦，滋生人口永不加賦。這些即歷史學者歸納的「讓步政策」。但史學界關於「讓步政策」的論戰被他一語了斷：「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

他從歷史中看到的只是一個又一個「反攻倒算」。他沉緬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現代迷信，又得力於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嚴密的社會組織──共產黨，將他的意志傳遞到每一個社會細胞。於是，一個又一個災難就被製造出來了。

一九五零年七月，他發動了第一個運動，名叫「鎮壓反革命」。其主要對象是原國民黨政府的黨、政、公、教人員。一九四九年初，中共眼看內戰勝利在望，曾呼籲國民黨各級人員留守崗位，等候解放軍接管。中共承諾，許其繼續工作，以維持社會治安和民生安定。其時全國各地有幾十萬人留了下來。但到建政近一年之際，大局已定，他便把大批國民黨留任人員稱為「國民黨殘餘勢力」、「反革命分子」，「鎮壓」了。

「鎮壓反革命」，毛澤東隻迷信「倒算」，迷信「殺」。誰殺得少誰就是「右傾」。殺了幾十萬，還認為殺得不夠多。幾個月內，他多次發出批評，要求各地糾正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的「嚴重的右傾偏向」。

他們往往節衣縮食寄錢回鄉蓋起一座房子，買幾畝田，讓在家的妻子(或加一個養女)過上粗茶淡飯的日子。而土改工作隊為了多分「勝利果實」，把那些女人也定為地主，其田地房屋一併沒收。

北京大學到江西省參加「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的師生，掌握了近十萬農村人口命運的大權。年僅十九歲的女學生樂黛雲擔任一個四千多人的村子的工作組組長。他們按照《土改手冊》，根據土地擁有量，在該村劃出了八個「地主」。一位副縣長到該村，指揮召開大會，將八人一併就地槍決。其中一人是個老頭，在上海做了一輩子裁縫。他孤寡一人，省吃儉用，攢一點錢就在家鄉置一點地，攢到一九四九年，攢成了「地主」。他並無劣跡，還常為家鄉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為他說情，但「按照規章辦事」，他是「地主」，被槍決了。

雲南大學教務長王士魁曾任土改工作隊大隊長。他說：「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好多人，慘無人道，真殘酷極了。」

雲南宣威火腿聞名於世。浦家山鎮人浦在延是第一個將一家一戶的個體火腿生產者組織成大規模經營的資本家。其子浦承統在家協助父親，經商辦廠，支持幾個妹妹在外讀書。三個在北京讀書的妹妹後來都轉赴延安，加入了中共。（其中浦瓊英後改名卓琳，即後來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夫人）浦在延去世後，浦承統繼承父業。他應該算是中共所稱的「民族資本家」。可是他家中有些地產，於是被劃為地主而關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盡。

當時任中共雲南省委代祕書長的侯方岳向省委書記進言，對地主不應採用一律鎮壓的手段，並在廣南縣僮族聚居的四個鄉搞「和平土改」，未殺一個地主，結果被斥為右傾，撤了職。不贊成濫殺地主的幹部不僅挨整，有的甚至被整死。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章乃器、梁漱溟等率全國政協西南土改工作團赴四川。八月回到北京，毛澤東請章到家中談話時，章向毛反映土改工作隊「對地主濫用肉刑，亂打亂殺」的情況。毛輕描淡寫地答道：「這是一場革命，群眾發動起來了，即使有些過火的行為，也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

毛澤東對土改時的亂打亂殺知之甚詳。一九五九年他回老家韶山村時曾說：「我父親早死了，要是活到現在。至少要被搞成富農，受鎮壓。」由此可知，在毛澤東看來，一個農民被定為「富農」，就等於犯了死罪，應當受鎮壓。

其實，凡子女在中共當了大官的地、富都未受鎮壓。譬如空軍參謀長王秉璋出自河南安陽的一個大地主家庭，幾個弟弟做過聯保主任、鄉長。可是土改時家中安然無事。土改工作隊還給他家保留了五十畝地，四十多間房。毛澤東的父親若果真在世，絕不可能被處死。

河南省副省長劉積學（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河南省副主席）認為，「皇帝封地給某人，賦稅歸他，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錢買地，誰封的他？誰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張和平分田，不必鬥爭。」

黨內也有人認為租賃、僱工並不構成該罰以抄沒家產或肉體消滅之罪。他們主張和平分田。中共華南分局第一、第二書記葉劍英和方方，除欺壓魚肉百姓者按其罪惡相應懲處外，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對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也區別對待。但他們被毛澤東叱為搞「和平土改」。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上去了，廣東還在爬。」他指著方方說：「土改右傾」，「降你一級。」另派華南分局第五書記陶鑄從廣西調到廣東，接替方方，重搞土改。

陶鑄力糾葉劍英、方方的「土改右傾」。千萬戶葉、方主政時未遭劫的「地、富」家破人亡，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土改不力的幹部被指為保護地主的「階級異己分子」。1950年廣東恩平縣農民馮群忠被害一案，本已確定是松仔嶺村八個農民所為。但陶鑄派員重新調查，認定兇手是「大惡霸」馮瑞麟（實為中農），而公安局和法院「幫助地主階級殺害農民」，屬反革命事件。判處縣委書記兼縣長鄭鼎諾和縣公安局長、法院副院長等六人死刑。（鄭鼎諾的死刑經葉劍英過問後改為五年徒刑。1980年平反）

梅縣有位陳姓士紳，曾多次掩護郭翹然（中共建政後曾任廣州市副市長）、張文等反蔣人士。被定為工商業者兼地主後，他跑到廣州，向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土改委員會委員的張文求救。張說服他回梅縣支持土改運動，並向上級說明陳的情況。但陳回鄉後還是被處死了。

廣東有個鄉，額定要鎮壓十八名「不法地主」，殺了十六人之後，尚缺兩名。便又抓走兩個人殺掉，完成了上級指派的任務。其中一位死者的弟弟被關在拘留所內，吐血而死；弟媳聞夫死訊，自縊身亡。其母被掃地出門，不得不投奔女兒，死於乞討途中。

中共在「土地改革」時告訴農民，只要消滅地主階級，農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可以享受社會主義幸福生活了，實際卻全不是那麼回事。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夫人江青在湖北武昌縣搞土改，她的生活比當地的地主闊氣百倍。鄉裡貧農團長王傳道赴武漢緝拿外逃地主時受了風寒，江青不許自己的醫生給他看病，任他高燒十幾天後死去。鄉裡有沒收的地主的棺材，土改工作組提議給王用，但江青將棺材作價二十五擔穀。王家無錢，工作組祇好找些破木板，收斂了王。

江青只有一個，而大量的是黨的「幹部」。正如鄧小平一九六二年所說：「有的農民講：過去我們養一個保長，現在是好多保長。……這部分人是大量的，據說是一千幾百萬，一個數字是一千六百萬，有的估計是二千五百萬。」^[[v]]一九六零年彭德懷元帥被軟禁期間，一位警衛戰士的家屬曾這樣對彭訴苦：「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還凶，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麼過啊﹗」

中共消滅了地主階級，農民卻並沒有勝利，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只是將「一個保長」換成了「好多保長」而已。

兩千年來中國戰亂頻仍，但詩書香火綿延不絕，因為大多數讀書人都在鄉村，新朝代不革他們的命。但這一次不同，「新中國」的執政者只以土地多寡劃分敵我，讀書人或出租土地，或僱人耕作，反正是地主，在劫難逃。江蘇南匯縣的讀書人蘇局仙是一九零七年清廷廢科舉前最後一批秀才之一，一生除日據時期回鄉避亂外，從未離開教鞭。可是家裡有幾畝地，也被定為「地主分子」。幸他當時已年近七十，獲得「寬大」，僅受「管制監督」，未被鎮壓。

「濱江才子」楊芷江是江蘇鹽城、阜寧地區的詩詞名家。一九四零年陳毅、黃克誠領導的中共新四軍開到鹽阜地區，多次與他交往、合作。一九四二年底新四軍軍部轉移前，托楊保管物資並掩護鄒韜奮等文化界人士。土改時，陳毅怕楊也被鎮壓，特給鹽阜地區的領導人寫信說「不要把楊芷江列為鬥爭對象」。但遲了一步，信到時楊已被處死。

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民政長、運河水利工程局局長的馬雋卿，將女兒許配給了周恩來的胞弟周恩住，並將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在高郵的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產黨到高郵前夕，馬雋卿自持平素無惡跡，周恩來的生母又受他長期供養，便沒有逃離。但是，土改一開始他就是清算鬥爭對象。女兒被插上「地主馬雋卿女兒」的標籤，四出遊街。八十多歲的馬雋卿在烈日下挨鬥，很快丟了老命。

浙江海寧縣人許行彬，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會，曾多次祕晤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後一度出任浙江省議員、財政廳祕書長，二十年代辭官歸故裡從事實業。一九三四年大旱，他帶頭開倉賑米接濟飢民，並對佃農田租全免、地租減半。抗戰時他捐款抗日，整修海塘，素為鄉人敬重。可是當地的軍管會卻以「惡霸地主」的罪名判了他二十年徒刑。

諸葛亮出茅廬前「躬耕於南陽」，其實也要僱工的。所以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時的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閻長貴說：「諸葛亮有什麼了不起？他是個地主分子。」南陽諸葛草廬被紅衛兵砸爛。諸葛亮死後葬定軍山，陝西勉縣的紅衛兵找不到其葬身處，便砸毀山上的「古定軍山」碑，也算參加了文化革命。

一九五零年若諸葛亮還在世，必定逃不脫土改一劫。#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