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2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蕭律生採訪報導）2月25日，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的最新作品《夾邊溝祭事》將在香港首映。該片講述了1957至1960年間，三千多名右派被押送至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因為飢餓和遭受非人折磨而致死的故事。

1957年，5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死於非命。

201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艾曉明到了甘肅夾邊溝，正逢清明節，她想去悼念那些已逝的右派老人，然而被告知，為紀念他們而建的碑被砸了。

「紀念變成了有問題，我不能理解」，於是她開始了長達20個月的拍攝，用鏡頭記下了十幾位願意講述當年二千多名右派被強制勞動，在飢寒交迫中全部失去生命的真相。

「我不是第一個講述夾邊溝故事的，但是看到這些右派至今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遺骨又一次被重新拋露在外。我們需要把這並不久遠的歷史記錄下來。」艾曉明說。

《夾邊溝祭事》，這個全長6小時的片子，不僅描述了這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所經受的飢餓，還記錄了更為殘忍的，他們所遭遇的虐待。一個人太餓了，去刨蘿蔔吃，結果被吊起來活活地打死；一個人被懲罰得不到食物，第二天發現這個人死在沙灘上，嘴裡是沒有吃完的大便……

艾曉明表示，她之所以走出書齋去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中國的這個現實苦難太深重了；要想推動中國向開放、民主的方向走去，研究中共造成的苦難史、思考改變困境的出路是必要的。

然而，這部片子的拍攝並不容易。拍攝期間不斷地遭到警察干預，要求她不要拍攝；在即將上映的上週，中山大學保衛處的工作人員到武漢要求艾曉明交出片子的備份；現在警察仍在追問她，一次又一次地找她談話。

2017年，是中共反右運動60周年。

曾拍攝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揭秘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內幕的導演杜斌說，在這個所謂歌舞昇平的時代，一個人去追逐物質享樂，即使過度出格也不會受到當局的責難；但是，如果一個人想拿起筆、照相機或攝影機去書寫和記錄這個社會正在發生的某些事情的時候，這個人就會被當局騷擾和暴力威脅，甚至會被認為是要顛覆政權。因為追逐物質享樂本身不會威脅到政權，而揭露真相則不然。

「中共不會承認它的錯誤，對民族精英全面打擊的反右運動，卻被定義為反右擴大化，還用封堵的方式截斷這段真相的留存；然而，有一群挖掘真相、傳播真相的人，挖掘歷史深處的創痛，希望人們不要患上健忘症……」右派後代胡佳說。

胡佳調侃自己是兩個沒人要的右派，在命運捉弄中生下的幸運兒。他的父母在1957年分別在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被打成右派，流放至湖南、甘肅等地，歷經千辛萬苦，22年後回到北京。

「我爸不願意提起反右的事，因為擔心這樣的描述會更加激化我對共產黨的仇恨，他也不願意我媽媽跟我講那時候的事情。」胡佳說。

的確如此，經歷過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願意揭開傷痛的想法，艾曉明在採訪時就遇到了這樣的事情。她採訪的老人都已經八九十歲了，但是他們還是有顧慮，害怕講出這個事情後，會給他們帶來新的陰影、麻煩。

不過還是有人願意講，所以艾曉明也是幸運的。雖然錯過了採訪中風老人的機會，可她採訪到的十幾個人的講述也足夠把那段刻骨銘心，給人帶來恐懼，剝奪人們尊嚴的真相展示出來。

其實，關於右派的悲慘遭遇，不僅僅在夾邊溝，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告訴大紀元記者，他的老師束星北就曾經歷過。當年還是留美回來的著名物理學家束星北，拿著山東大學最高的工資，仍沒有躲過反右運動的劫難。

據孫文廣介紹，束星北被打成右派後，不許他再教書，逼迫他到水庫當搬運工，他的五六個孩子都找不到工作。其中一個孩子是空軍教官，被要求回家做束星北的工作，讓他認罪，否則就開除公職，最後，這個孩子也沒有保住工作，因為束星北告訴孩子要分清最起碼的是非善惡。

另一位右派后代王桐，他的父親王本菼卻是在夾邊溝死的。他在《清明悼死在夾邊溝的父親》一文中講述了父親在1957年的悲慘遭遇，王本菼被甘肅省地質局領導以「莫須有」的罪名錯劃為右派，遣送至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

據文中描述，王本菼「受盡屈辱和勞累，在官方宣稱的『三年自然災害』饑荒中於1960年底（具體時間不詳，因當局並未通知家屬）活活因飢餓而亡，時年剛滿47歲」。而王桐因為「夾邊溝」成為敏感之地，加上多方原因至今不能去悼念自己的父親。

和王桐有著一樣感受的艾曉明，雖然在拍攝過程中困難重重，但是看到「他們在古稀之年仍然堅持為難友尋求公正的精神，堅持對苦難的記憶」，被深深地打動。

「他們的身上有逝去的民族精神。」艾曉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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