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誰的罪行？這些摘要，有多沉重？

一頁頁犯人登記表，出現在屏幕上。那是一滴滴水珠，在悲劇的海洋裡，閃動微光。泛黃的紙張隱去，匯入幽暗的路燈。北京作家徐星，帶著這些表格，背著40斤重的器材，翻山越嶺，找尋細節的碎片。

「我覺得我們的歷史被層層的謊言覆蓋，最有力的對謊言的戳穿和顛覆，可能不都是很概念化的、理論化的批判、討論，常常是一個有力量的細節就會戳穿這些謊言。」

還原歷史的動力和熱情，催生出紀錄片《罪行摘要》。——「謹以此片獻給所有不為人所知的、無辜的文革受害者。」

十四個剪影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莊認識了畫家賈和震。這位老畫家在文革期間因「現行反革命」罪，在浙江衢州十里豐監獄農場被關押了十年。在那裡，他在一些「犯人登記表」的背面作畫。出獄時，他把畫作帶了出來，一共有22張。

當徐星看到混著油墨和畫跡的表格時，他被震動了。他對記者說：「第一眼看到這些登記表的時候，在視覺上有一種力量，儘管是一張破紙，但你還是覺得它承載的東西特別沉重。」

那些表格登記的「犯人」大部分是來自浙江的農民，他們的罪名五花八門，分別被判處7年至20年刑期。徐星感覺，這個材料很適合拍攝紀錄片，而且，有關文革中的受害群體，人們往往關注政治家、藝術家及知識分子，而在農民受到的迫害這方面，相關調查實際上是缺失的。

2011年，徐星拿著22份犯人登記表，開始了這項大工程。尋找當事人就用了一整年的時間，拍攝又占去一年多，剪輯一年多。2014年，一部135分鐘長的《罪行摘要》問世。14位農民所經歷的文革冤獄，被簡筆勾勒而出。當年的青年小伙兒，如今最年輕者也已近古稀。對於「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過去，他們有的表現出無奈和麻木，有的則高聲控訴「革命」的荒唐。

翁志渝、程德華和胡俊錄三位村民過去都是「黑五類」，他們經常互相幫忙，組成了一個生活互助小組，卻被人告發。據翁志渝回憶，1968年6月的一天，他忽然被扣住關了一夜，第二天被押到批鬥會，發現胡俊錄、程德華也在被斗之列。後來，他們又被送進新安江看守所，分別關押審問。

在看守所，審訊員一直向翁志渝追問他們的組織名稱、綱領等。翁志渝說：沒有。審訊員就用槍敲他的腦袋。他意識到，不說就得死。於是，他苦思後編出了「啟蒙」二字。結果這一來，他們的小組就成為事實。程德華、胡俊錄等人作為「同案犯」一同入獄，罪名是「參加啟蒙領導核心小組，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程德華在紀錄片中說：「反正我們就是個模特，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人為的給我們組織、炮製了這麼一個事件。」

周明夫曾經是生產隊的會計，他有兩項罪名：「偷聽敵台，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被判刑10年。當時，周明夫在會計室裡拿著生鏽的氣槍玩耍，不小心對準了毛主席像。而「收聽敵台」，是因為他從小收音機裡偶然聽到了信號更強的蘇聯廣播。周明夫被捕後，他的妻子不離不棄，等了他10年。在紀錄片裡，周明夫一邊幹活，一邊說：「『文革』時，人性都是沒有心的，誰壓倒誰，就上去墊一腳自己就高一點。」

另一位「犯人」徐興林被朋友告發，他因此得到的罪名是：「參加903反革命集團，製造政治謠言，參與策劃反革命暴動組織，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徐興林被釋放後，幾十年來一直不敢交朋友，而且二十多年都不去縣城。當年的遭遇讓他不敢相信任何人。徐興林說：「政治這個東西我後來想想是很麻煩的，就憑嘴巴說說，但是我也沒辦法，拿不出證據來證明我自己不是這樣的，你沒有辦法的，他說你是就是，你沒有辦法的。」老人家還淡淡地比劃了挨打的情形：「兩個手指頭用牛筋綁好，手指頭中間扎針，是這樣的，一個個扎進去。」徐星問他：扎了多少根？他擺擺手：那是過去的事情，算了。

沒有補償

1979年以後，中共對「文革」進行所謂的「平反」和「落實政策」，一些受迫害的官員、知識分子、工人等得到了一點經濟補償。但是，農民卻基本上被忽視了。據報道，徐星採訪的那些在文革中無辜被關押的農民，沒有獲得過一分錢的賠償。

據老人們回憶，他們在出獄後曾經向政府要求賠償，但是政府把責任歸到「四人幫」，說是國民經濟被搞到崩潰的邊緣，「如果都要平反賠償，就是把上海賣了也不夠啊。等國家富強起來再說吧。」於是，他們順從的等待著。

農民們用《國家賠償法》上告，但得到的答覆是：該法只適用於1995年1月1日以後的問題，法律的原則是不溯及既往。胡俊錄和程德華曾經向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申請賠償，但只收到表示回絕的一紙空文。

程德華說：「我現在不是要賠償，但我十年在監獄裡每天工作12個小時，農忙時工作16個小時，工錢總要給我，哪怕一天算一塊錢，扣去吃飯，得給我工錢吶！」

朱碎豐因「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吹捧劉少奇」被判了10年，實際被關了12年。徐星拍攝時，他依靠蹬三輪車為生。他說在監獄裡，他的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極大折磨，名譽也受到損失。在鏡頭前，他低聲表示：「政府根據黨的偉大政策」，能不能「給點補貼」。

這卑微的懇求，那個奪走他10年生命、毀掉了他的健康和希望的「黨」，聽到了嗎？

淘汰謊言

2014年3月29日，《罪行摘要》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館放映。在會場外的展板上，寫有徐星的一句話：「我期望以後的年輕人，不再生活在謊言中，這就是我拍下去的動力」。

當天，翁志渝、程德華和胡俊錄三人特地坐車從建德趕去觀看。其中一位老人講，作為農民，如果沒有徐星的記錄，他們的這段屈辱歷史就會被完全淹沒掉，帶到墳墓中。

徐星告訴記者，他在浙江農村拍攝時，農民們在鏡頭前都很寬厚，沒有說特別恨誰。他最深的感受就是，「這麼好的人，這麼本分，中國人太好管理了。」

在非常疲憊的時候，徐星曾想：「這不是國家該做的事情嗎？為什麼不做這些對歷史、後代有交代的事？既然他們不做，那就由我一個老頭來做。我覺得我確實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值得我驕傲的事，現在讓我死了我也值了。」

獨立製作「禁片」，意義何在？徐星說：「我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不是為了解釋災難的概念，我是要拍人，我要講人的故事。攝像提供了新的記錄歷史的可能，更有力量感。過去歷史都是由專門的「史官」記錄的，攝像讓普通人也能記錄歷史，我現在記錄下的這些，100年後可能就是正史了。意義就在這裡。」

談到觀後感，徐星認為，有些青年人看了後會覺得：以前發生過這麼悲慘這麼殘酷的事情，我們今天很幸福。他並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其實今天發生的事，跟四五十年前，文革發生的事情，做一個比較。現在地方官員那麼迫切的追求血腥的GDP，就跟當年這些人在地方搞階級鬥爭，搞出階級敵人，本質是一樣的，因為這都是他們的政績。四十多年前，你挖出的階級敵人越多，你官兒做的越大。今天可能是你拆的房子，占用的農田越多，你這地方小工業，什麼造紙，小化工越多，所以你的GDP越發達，你的政績就越好。」

網友留言說：「中國有什麼歷史是真實的？能不能給老百姓一個真實的歷史來了解。」

「多少罪行已經和正在被埋進土裡，多少罪行還在繼續。」

「歷史都是有細節的，就像長城上的每一塊磚，它都是有故事的」（徐星語）。良知的努力，在建築真相的長城。那些看似無足輕重、飽受殘害的人，無論是已經消亡或者尚存於世，理應獲得尊重與公平的對待。正義似乎遙遠，也正因此，我們需要更真的關切、更多的付出、更深的思考。

红色暴政下的受难者，数以百万、千万、亿计。他们不是草芥，不是蝼蚁。蒙受不白之冤，青春逝去，幸福远离；承诺、友谊、信任，灰飞烟灭。捱过苦痛和泪水，这些人依然存在着。无数个他和她，在期待明天。一个更好的明天，要怎样来临？

视频：纪录片《罪行摘要》

參考資料：

1．衛毅、喬芊，「1名導演拍攝文革紀錄片之路：曾問能否懷疑主席」，《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3月16日

2．「《罪行摘要》揭祕文革中被判罪農民現狀」，《新京報》，2014年4月14日

3．文濤，「徐星：用細節戳穿『文革』的謊言」，《南都週刊》，2014年4月23日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