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民國26年7月7號，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史稱「七七事變」，或者「盧溝橋事變」。

那年，我在老家，山西省五台縣東儒村上小學二年級。成天聽見遠處傳來炮聲，原來那是日本鬼子跟中國軍隊正在打仗。天空中，時而有日本飛機掠過。

一天下午，下了課，我去離家不遠的田裡撿拾農夫漏掉的玉蜀黍，忽然聽見一個同學說：「張仁虎（我的小名），你爸爸回來了。」當時，家嚴在太原閻錫山手下的山西實物準備庫洪洞縣分庫當經理，不常在東儒村出現。我立刻把撿成一大堆的玉蜀黍丟在田裡，跑步回家。

沒過三、五天，我爸爸帶著我到學校，收拾了東西，其中有一個小箱子，大概三尺寬一尺多高，是我的書桌，放在炕上使用的。我想家嚴一定是告訴學校，我得休學了。

後來沒多久，我姑姑的兒子，我叫他官順哥，他們一家從別的村子搬來我家。我們一家大小則坐著「駕窩子」（前後兩人抬著，上有草席覆蓋，有點像結婚時候的花轎）離開家，到了五台縣城內我大姨媽家小住數日，接著又向太原市出發。當時我家養著一條五台山買來的狗。牠好像看著我依依不捨！

在太原，我們住在一個木材行，是我父親朋友開的。初次看見電燈，覺得很好玩，很奇怪，也覺得很亮，很喜歡；從前在老家東儒村，我嫂嫂、姐姐天天做飯，在木材行，每餐都是木材行廚房送來，所以嫂嫂、姐姐也非常高興。

沒多久，我們要坐火車向南去洪洞縣。在火車上，一直等，車不開，聽說怕日寇飛機轟炸。大約等到近中午，火車開動了。可是，離開太原車站不久，又停了。靠近出口的人，大家都跑下車，躲在高粱地裡頭。天上的飛機，開槍掃射，格格格的聲音很怕人。我在高粱地裡，聽見還在車廂裡頭的家母說：「唉！二小子，也不知在哪兒！」（二小子是我的乳名）。我想我媽媽一定想跟我「死」在一起，所以，我又反身進入車廂。媽媽看見我，立刻讓我躲在座位下面，上面又擋了一件行李。機關槍一直格格格響個不停。我驚疑不定想著，子彈會穿過行李，射入我的背部。大約過了不久，飛機走了，火車又開動，一直到了洪洞縣城。

後來聽說，那次日機是炸太原東站，我們坐的火車是在太原西站。

實物準備庫職員不多，有一位傭人名叫鳴鳳，是一個機靈小夥子，每餐都送飯給我們全家吃，有時還帶我玩，教我怎麼打電話。

後來，冬天來了。日寇有繼續南下的企圖，家嚴對此憂心忡忡，開始收拾細軟，預備逃亡到洪洞鄉下躲避。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與家母一起忙碌。有一天，夜裡很晚了，傭人鳴鳳前來敲門，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家父說：「城門大開，警察都向城外跑呢！」

家父立刻吩咐家人，快穿鞋襪，我們要離開像是一棟「豪宅」的準備庫，去鳴鳳家暫時躲避。一位職員姚先生也一起奔逃，他來我家幫忙。大家手裡提著小箱、小包向外飛跑。家母小時纏過腳，由我扶著。街上人山人海，。姚先生年輕力壯，走在最前方，家嚴一直大聲喊叫：「姚先生，慢一點！」後來我才知道，姚先生手上的黑色皮包，裡面都是我家的錢，公款，私款，法幣，山西錢！

我們離開準備庫，為何要去鳴鳳家呢？他家是一戶民宅，家父覺得目標較小，逃兵、日本鬼子比較不會去搶劫！

鳴鳳把他父親叫醒，老先生把我們安排睡在客廳。大家都很累了。似睡非睡，矇矓中，一聲炮響，紙糊的窗子，振動中可見紅光。家母對家父說：「你們男人走；我們女人死在這裡。」但是家父沒有同意，他說：「要死，全家死在一起！」

正在交談中，又一聲炮響，家父催著大家說：「快！快！」離開鳴鳳家，街上人擠人，靜悄悄，沒人說話，只管向城門走去。幾聲炮響，振動人心。我扶著母親，擁擠著出了城門。

一路上。父親一直大聲喊叫：「姚先生，慢一點，等我們啊！」那炮聲似乎遠了一點，大馬路上不太擁擠了。最後到了目的地──城外，父親的一個朋友家。

那時天都快亮了。主人給我們做好了早飯。我父親跟我哥哥，我姐夫一起又返回城裡。

原來，頭一天夜裡的炮聲，是國軍炸斷鐵路，阻止日寇南下。接近中午，父親，哥哥，姐夫，雇了馬車，把已經收拾好的行李運到城外。休息一天，全家逃向一個村莊，叫西原。在那裡，我們向一家農民租了房子，住了兩年。後來聽說日本鬼子，漸漸從洪洞縣城向周圍村莊發展，我們又搬家到王家村。

在王家村，常常有日寇來襲，「早上來，下午走」。一天當中，村裡沒人，抓走雞，拉走豬，任他們搶劫，蹂躪我中華！

一年秋天，農家正忙。有消息說，日本鬼子又要來了。這一次，不是「早上來，下午走」。而是要「住幾天」。家父把姚先生提過的黑色皮包，從地底下挖出來，捆在棉被棉衣裡頭，因為很重，決定用毛驢馱著向深山走去。

天還黑著，全村老幼像趕集一樣，離開王家莊。緩緩前進，又爬山，又過水，最後到了一個山頂，很多人在此休息，我們全家也席地而坐。太陽已經升高了，有人開始出汗。「來了，來了。快逃，快逃！」遠處傳來這樣的警告。

大家連跑帶滾，躲進雜草裡面，空氣靜得可怕。大家不敢大聲呼吸。只見小鳥飛來飛去。

我家的毛驢在一個轉彎處大壩的後面，行李放在一棵樹下。大約過了一個鐘頭，有人喊話：「出來吧。鬼子走了！」

我扶著母親，向行李堆走去。還離著很遠，母親已經號啕大哭！媽媽看見行李都被打開了，滿地都是我家的包裹、雜物。姐姐嫂嫂相繼走近。（哥哥跟姐夫，去了晉西參加抗日工作，沒有在家；妹妹還小，不大懂事，跟在大人後面；家父是早上離家的時候，正喝一碗稀飯，他叫我們先走，自己再追過來會合，結果與大家分散了。）我們七手八腳，把散落在田地裡的東西收拾在一起，把毛驢牽到旁邊，附近幾個當地農夫伸手幫忙我們抬到毛驢背上。正好附近有一戶農家，一位老太太叫我們先去她家休息。因為一天幾乎沒吃東西了，老太太吩咐她兒媳婦為我們做了簡單午餐。早上從王家村來的人都返家了。我們正吃著飯，家父也到了。他好像見了母親立刻問那個「姚先生拿過的黑皮包」是否也被搶了。母親說了一個「是」字，父親的臉色變得蒼白，幾乎昏倒！（過了幾個禮拜，他說，那裡面的錢，我家可以吃喝一輩子。）天色漸晚，我們垂頭喪氣，無精打采，趕著毛驢回到王家村。

從那以後，家父開始跟淪陷區的朋友聯絡，老人家在洪洞縣城、太原市裡，舊識很多。大概三個月以後，我們全家動身，先把在晉西抗日的哥哥姐夫都叫回來。家父對他們二人曉以大義，告訴他倆人與家人一起回「淪陷區」，或是要再回到晉西參加抗日工作，「自己想好，自己做出決定」。我哥哥是個優柔寡斷的人，跟隨我們坐著牛車，一直到洪洞縣城門口，才說了一句：「我跟大家吧！」姐夫很早決定隨家人返回「淪陷區」。

在日寇蹂躪下的洪洞縣內，一片荒涼，過城門的時候，得下車給日本衛兵行禮。我們暫時在一位姓郎的伯伯家處住了三天，又坐火車返回太原。我哥哥跟我姐夫，相繼找到工作。我被家父送去天平巷小學插班六年級。（我抗戰前只讀到二年級）小學畢業沒考上中學，又返回天平巷小學讀了一年。最後考取太原中學。學校課程跟抗戰前大致相同，只多了一門「日語」。在第一次上「日語」課上，學了「野原」的發音是NOHARA.

在日本統治下，學生開會很多。常去的集會場地是「海子邊」（現在的「迎澤公園」。其中一次是爲了「日德意三國同盟」。太原中學跟日本學生也有「友善交流」，如「書法比賽」等。

1945年，民國34年，美國在長崎、廣島投下原子彈，日本投降了。

在晉西的閻錫山，好像很早就知道日本方面的情況。一天傍晚，聽說閻錫山要回來了。我跟幾個同學在首義門大街「列隊歡迎」。等了很久，汽車來了，都是黑色的，一部接一部，大約有十多部，呼嘯入城。

太原光復了。學校沒有「日語」課了，代替的是「青年會補習英文」。美國的「善後救濟總署」給每家每戶發放「救濟衣服」！

每個人都在等待「和平富強」的中華民國！@

責任編輯：林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