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行吧:俄羅斯「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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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8月19日訊】每年的10月30日是俄羅斯「悼念政治鎮壓犧牲者日」。2015年9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兩項總統令,決定在莫斯科建立國家級「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碑,設立國家獎金以獎勵「護權運動」及慈善活動中的傑出成就。這意味著俄羅斯重新審視「大清洗」或「政治鎮壓」歷史的新開端。

蘇聯「大清洗」運動又稱「肅反運動」,從1934年底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是一場針對隱藏在內部「人民的敵人」的運動。自斯大林溘然去世、赫魯曉夫劍拔弩張地揭露其「罪行」之後,「大清洗」便成為世界性話題,它不僅影響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歷史變遷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進程,而且使國際舞台上的政治風雲瞬息萬變。圍繞著這個問題,黨派分裂、立場相向、意識形態對壘,甚至個人恩怨頻起。蘇聯解體後,斯大林時期包括「大清洗」的部分秘密檔案被逐漸解密,一些觸目驚心的歷史瞬間和細節讓俄羅斯輿論火山般地噴發出來。於是,圍繞「大清洗」的爭論,理論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去斯大林化」發展成了組織上和行動上的、目的是為「大清洗」的受害者伸張正義和恢復名譽的運動。

「大清洗」:俄羅斯之殤

當年的蘇聯人和如今的俄羅斯人是「大清洗」的直接受害者,對「大清洗」有著切膚之痛。所以,對他們來說,「大清洗」的惡果超越黨派、意識形態和理論論爭,是他們心靈的傷痛,是靈魂在強權下的扭曲,是世代的苦難心路歷程。我不想重複那些有爭議的「大清洗」受害者的具體數字,因為這並不是問題的實質,因為「大清洗」消滅的不僅是個體,而且是與這些個體血脈相通、感情相系的家庭和社會,而這是無法統計的龐大群體,是能讓社會復興、強大,也能使社會崩潰、瓦解的力量。

「大清洗」包括槍決與流放集中營、服苦役、監禁和終身受監控等政治、行政、社會、經濟和道德輿論等一系列懲罰措施,是以安全機構的秘密行動、羅織罪名等非法手段實施的。「大清洗」的受害者是被當權者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的「人民之敵」、「祖國的叛徒」。多少年來,傷痛不能消除、扭曲不能正形、苦難歷程不能終結,於是積鬱於心,憤懣、痛恨及「不同政見」就愈加強烈,「大清洗」終究發展成蘇聯人、俄羅斯人之殤,乃至國家和民族之殤。

所以,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罪行的舉措儘管被蘇聯的部分當權者視為「反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被視為「修正主義」,但蘇聯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尚存的「大清洗」受害者以及他們的後代卻舉雙手贊成,他們擁護清算「大清洗」的罪行和消除其嚴重後果,而這些人並不是少數。從這時起,蘇聯就開始了恢復「大清洗」受害者名譽的複雜而艱辛的歷程,到戈爾巴喬夫時期,這種訴求就發展成了一場由政府和社會組織同時倡導的運動。

平反:從「大清洗」到「政治鎮壓」的變化

蘇聯解體後,為「大清洗」受害者恢復名譽的運動進入全新階段。就國家層面而言,這一運動被看成是穩定社會、防止國家衰落的重大措施,希望將社會組織恢復「大清洗」受害者名譽的工作納入國家軌道。1991年10月18日,葉利欽總統簽署了《為政治鎮壓犧牲者平反》的命令。這份命令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用「政治鎮壓犧牲者」的概念代替「’大清洗’犧牲者」。這似乎表明平反對象不僅僅侷限於「大清洗」受害者,凡在斯大林時期受到「政治迫害」的都應該予以平反。二是,被鎮壓的內務人民委員會領導人和參與「政治鎮壓」的人員以及非政治犯不得平反。從此時起直到2004年,提出平反要求的有97萬之多,而最後得到平反的有63萬人。1991年,俄羅斯正式把10月30日定為「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日」。

普京擔任俄羅斯總統後,繼續為「政治鎮壓」犧牲者平反的工作。他主持的平反工作有三個特點,一是,重點放在平反上,不追究造成「政治鎮壓」的人的責任;二是,只是平反,不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三是,要不忘「政治鎮壓」及其嚴重後果,但不全面否定蘇聯時期的政治,尤其不能否定斯大林對使蘇聯成為世界一流強國、特別是對取得衛國戰爭勝利所做出的歷史貢獻。因此,普京在前兩個總統任期的平反工作具有雙重性:一定要記住「政治鎮壓」的歷史教訓,不允許對「大清洗」、「政治鎮壓」進行辯護;同時,決不能全盤否定蘇聯的歷史。

然而,將平反工作全部納入國家軌道的設想並沒有實現。在政府推進平反工作的同時,社會上湧現出了一批為「大清洗」受害者平反的組織「護權運動」。他們的工作在某些方面與政府的措施相左。首先,對於「政治鎮壓」的範圍有不同解釋。他們認為,「大清洗」或者「政治鎮壓」的時間應包括從20世紀20年代至斯大林去世(1953年),有的甚至把大饑荒、瘟疫、戰爭所造成的死亡也歸併其中。其次,對「大清洗」或「政治鎮壓」的起因有分歧。他們認為這些災難是斯大林「集權統治」的後果。第三,他們認為「大清洗」或「政治鎮壓」是斯大林「實施規模宏大的社會工程的關鍵」。有鑑於此,這些社會組織最後的訴求是全部否定斯大林的政治體制和執政的「集權」手段。

「護權運動」致力於兩項工作。一是伸張正義和恢復名譽,盡一切可能查找被鎮壓者名單,並舉行各種悼念活動。其中聲勢最大、影響最廣的是每年10月30日的「悼念政治鎮壓犧牲者日」。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在集會上宣讀他們查找到的「大清洗」受害者的名字、簡歷及其被鎮壓的經過,地點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盧比揚卡廣場(原捷爾任斯基廣場)、聖彼得堡的聖三一廣場等。二是在各地樹立「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碑,最著名的是聖彼得堡涅瓦河邊的獸身人面紀念碑,而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都建有用運自蘇聯時期位於索洛維茨島集中營的巨石建造的紀念碑。他們的更高目標是要求政府建立一座國家級的「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碑,要當權者從國家角度承認「大清洗」或「政治鎮壓「是罪行,以此向人民請罪。

對於這樣的要求,普京政府曾一直不予認可。從深層次上來說,給「政治鎮壓」犧牲者恢復名譽涉及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平反就必須追究實施者的責任,而當年的實施者是內務人民委員會、克格勃;二是平反可能導致對造成這種現實的體制的領導人追究責任和在這個體制下運行的國家的否定;三是,「護權運動「對於國家級紀念碑名稱的提法,比如「共產主義犧牲者紀念碑」、「集權主義犧牲者紀念碑」等很刺耳。所以,一段時間裡俄羅斯政府的應對措施是淡化和冷落這些活動和組織,而對於比較強硬的「護權運動」組織就時不時地以「該組織接收西方的金錢和唆使」等為由敲打一番。

但是,俄羅斯社會的穩定畢竟是國家當今發展的關鍵,而由於歷史原因「護權運動」的活動是一種不穩定並隨時有可能強化的因素。於是,從2007年起,政府與「護權運動」的關係悄悄發生了變化。莫斯科近郊的布托夫斯克紀念建築群是當年埋葬大規模「政治鎮壓」犧牲者的地方。2007年10月,普京到此參觀後向記者發表了對「大清洗」的看法:「數十萬人、數百萬人被消滅和被送進集中營,被槍決和被折磨致死。……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永遠不要忘記這一悲劇。」他還說:「數百萬人成為’大清洗’、集中營和饑荒的犧牲品。但是,在其他國家也曾發生過更可怕的事。」普京的這段話再次證實了「大清洗」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但同時也流露出他在處理這一問題時的左右尷尬。

「悼念牆」:「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碑」

俄羅斯為被「政治鎮壓」者恢復名譽的工作逐漸發生著變化。索爾仁尼琴描寫集中營悲慘情景的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被納入中學的教學大綱,2009年秋季新學年開始時,他的《古拉格群島》成為中學高年級文學課的必修教材。同年10月30日「悼念政治鎮壓犧牲者日」,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發表了「絕不應該為政治鎮壓辯護」的講話。他說:「我確信,國家的任何發展,它的任何成就、自尊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傷亡為代價。什麼都不可能比人的生命更有價。所以,鎮壓不容辯護。」

鑑於俄羅斯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普京也逐漸改變了對社會組織的認識與決策,開始想辦法欲將「護權運動」納入國家軌道,於是將政府與「護權運動」的協調和尋找平反工作的共同點提到了重要位置。2010年12月,普京在電視直播中回答俄羅斯著名的摩托車手俱樂部「夜狼」領導人的提問時稱:「誰對蘇聯的解體不感到惋惜,誰就沒心沒肺。而誰想重建原樣的蘇聯,那誰就沒有頭腦。」他強調:「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就不會有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

而事實上,從2013年年底,普京開始從三個方面著手解決政府與「護權運動」的關係問題。一是更加寬容地對待各種社會組織,改變與這些組織相向而立的絕對狀態,並進行必要的對話。二是在諸如建造國家級紀念碑等問題上有所讓步,成立了紀念碑方案徵集和評選委員會,並吸納了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古拉格博物館、《新報》、捍衛公開性基金會、索爾仁尼琴基金會等社會組織參加評委會。三是計劃對設計和建造全國性的紀念碑的組織或個人進行獎勵。

隨著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日趨緊張以及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制裁,俄羅斯國內的社會穩定問題上升到了首位並具有重大意義。2014年,俄羅斯政府在制定20年國家發展規劃中提出「永久紀念政治鎮壓犧牲者的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政權機構要和社會組織建立積極的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2015年8月18日,在《關於確定永久紀念政治鎮壓犧牲者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的法令中,為建立這種積極關係確定了幾項工作:創造條件,保證能自由利用與「政治鎮壓」有關的檔案文件和其他資料,保證與「政治鎮壓」有關的設施對公眾開放,舉行展覽和大小型研討會、編寫教材、建立材料基地等措施。針對「護權運動」不斷提出要建立一座國家級紀念碑的訴求,普京曾明確表示:「當然,應該這麼做」,並不斷過問立碑工作的進展情況。目前,紀念碑徵集和評選委員會收到了330多份設計方案,絕大多數方案都強調了「政治鎮壓」的殘酷性、非人道性,那種把「大清洗」或者「政治鎮壓」比喻為「絞肉機」的思路既典型又普遍。委員會最後選中了三份設計稿,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著重於人的苦難、不可抗拒的死亡命運和十字架上的永生。而普京最後選中了「悼念牆」的設計方案。

這個事實無疑將對俄羅斯今後的發展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首先,面對美國和歐盟國家的制裁、盧布大幅貶值、俄羅斯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俄羅斯政府權力機構與「護權運動」等社會組織和「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諒解與協議,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和相應的範圍內穩定了社會動盪的潛在因素,至少部分地將「護權運動」納入了國家的軌道。普京所堅持的「鎮壓不容辯護」、但「一個統一的大國不容再瓦解」的決策,在「護權運動」和「持不同政見者」中獲得了更多人的認可。

其次是,「護權運動」和「持不同政見者」也在某種程度上對當局及普京本人做出了讓步。他們對兩份總統令迅速做出了積極的反應,也許就是一種證明。正如一名護權人士所寫的:「在當今的俄羅斯,對於’大清洗’存在不同的意見。但最有份量的是:否定它存在的事實——這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可以有不同意見,但我們應該完全尊重相互保留意見的權利。」

但是,俄羅斯目前的這種理智究竟能維持多久、起多大作用,現在還很難說。「護權運動」和「持不同政見者」除了為「大清洗」受害者恢復名譽外,還有一系列與當今政府以及普京本人相向而立的言論和行動,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普京也有自己的20年國家發展規劃,關鍵是他們之間能否再找到一些共同點。

責任編輯: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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