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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與許多位朋友談論“往事並非如煙“（以下簡稱“往事”）一書，其中年齡五十歲以下的幾位，竟全不知道“往事”中所記述的那些遭遇厄運的人物。這幾位朋友是平時比較關心國家大事與社會歷史問題的，他們對六十年代以來的事瞭解較多，因爲許多事是親身經曆的。他們對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與國共兩黨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內戰也瞭解得不少，雖然其認識不完全正確；這不該責怪他們，因爲中共准許公開出版的史料未按事實來報導。然而，他們畢竟還能從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中知道有那麽回事。至於他們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事幾乎全無瞭解，是因爲既無親身經歷的機會，又極少看到真實報導。中國社會民主黨與工人自治聯合會昨晚(4月6日)在法拉盛僑聲廣播電臺三樓會議廳共同舉辦研討會﹐工人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方能達以「從中共家天下的政局看加速改變中國大陸社會基礎與思潮的迫切性」做引言。劉國凱和曾大軍亦做了專題演講。
新唐人記者胡志華6月2日採訪了紐約的民主運動人士方能達。方先生以其親身經歷說明中共派了特務混在華人社區，並以錢收買親共分子。他認為，種種跡象表明，最近在法拉盛連續圍攻法輪功學員事件，是中領館策劃誣蔑法輪功，以在華人社區造成仇恨的結果。以下整理自方能達接受新唐人採訪的錄音：工人自治聯合會主席方能達於昨日(4月1日)下午在法拉盛舉辦「王若望﹑趙品潞紀念會」，特邀王若望遺孀馮素英﹑全球退出中共服務中心代表陳豐詣博士擔任主講人。方能達表示﹐王若望是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的三個人之一﹐這是王若望一生最光榮的事情﹐現在大家不用中共開除﹐而是主動退黨﹐這對挽救中國命運是一件大好事。由於中共非法政權的專制和貪官污吏的任意欺壓盤剝百姓，中國大陸的小民百姓難以生存而不得不奮起抗爭。中共特權集團濫用權力謀私，卻開動宣傳機器謊稱「黨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掌權者把自己當作黨和國家的化身。耶穌說「……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聖經∙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節） 中共當政者卻自以為有了權就可以一手遮天，盡可以去幹傷天害理的事。中共在中國大陸篡奪了政權後，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該黨主席毛澤東一起做了許多壞事，例如1950年代初期把曾在前政權工作過的公務員劃作「歷史反革命」而加以降職減薪，或調離原行政職務，甚至判刑的處分； 1957到1958年把出於善意規勸中共糾正各種錯誤的人打成「右派」，按「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實際仍是按中共對待政敵的慣例極殘酷地處理；所謂「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只是不用比「歷史反革命」更嚴重的「現行反革命」的名稱而改用巧立名目的「右派份子」而已。鄧小平沒料到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奪權力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自己因得罪哪方都對自己不利而不敢明朗表態，以至於被毛澤東視為劉少奇的同夥而加以罷黜。為了重獲權位，鄧對毛發誓「永不翻案」，但內心不服。在1976年春北京民眾借紀念那時也受毛澤東排斥的周恩來和抗議毛的走卒「四人幫」為引子，不點名地批判毛澤東。鄧利用民眾對毛澤東的不滿隱在後面推波助瀾。毛澤東去世後，鄧利用軍權排擠了毛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而成為執掌最高權力的人。為了擺脫華國鋒已公開承認的「文化革命」導致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狀況，鄧不得不在經濟政策上改革，但並不打算同步地作政治改革。正因為專制政治未改，片面經濟改革導致官員腐敗更趨嚴重與公開化。儘管這樣，在片面經濟改革初期，多數民眾仍把鄧小平當作「改革與開放」政策的開創人而予以好評。中共禦用宣傳工具與幫閒文人自然不失時機地對鄧歌功頌德。於是，鄧變得飄飄然，但他畢竟精於權術，沒忘記他在1976年春的所作所為與他發誓「永不翻案」言行不一致，一旦被民眾知道，他的兩面派做法暴露，他的聲譽就會一落千丈。為了保住他的虛假光輝形象，他居然授意把知道1976年事件內情的幾十名高級警官騙到雲南省秘密殺害，以達到滅口的目的。鄧小平這事做得太絕，以至於較多民主思想的胡耀邦與處事較溫和的楊尚昆私下交談表示不贊成而留下了記錄。過去的二年內被老一代提拔的中共新領導陷入新的內鬥而洩露了鄧小平的上述陰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在民主國家已是盡人皆知的常識；但在中共統治下平等卻成了民眾的奢望。首先，當官的憑其幫著中共篡奪或鞏固政權與壓迫民眾的所謂「革命經歷」，可以在上班時間遊山玩水並享受豪華招待，而勞動人民踏踏實實為社會創造財富卻連獨生子女的學費都負擔不起，這就已不符合「按勞取酬」的公平原則。平等是在社會公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的。執政者享有多種特權，為維護特權就必然不可能按公平原則行事，也就不可能讓民眾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應有權力。難怪在中國大陸出現下述怪事。某捲煙廠專設車間生產點燃後產生的有害物質極少的特種香煙供中央領導人享用。該車間的一名工人出於好奇偷拿了一支煙嘗試，被發現後遭到判刑處分。某省級以上官員貪污受賄幾千萬，受到的處分只是退款一半金額，然後被調往他處當官以維持其顏面。中共重罰那名偷吸了一支煙的工人，並非出於維護國家財產，而是擔心特權制度被打破和外洩。那名貪官只受到從輕處分，是當局應付民憤而做做樣子，而不是維護法紀。更有甚者，福建省某地一名從外省去福建打工的工人偷了一輛自行車，當地一名官員的兒子殺了人，法庭居然把竊車犯與殺人犯的姓名對調，把真正的殺人犯按偷竊罪罰款後釋放了事，而一時短見偷了一輛自行車的工人被按死刑處決。警方在執行槍決前完全不遵照司法慣例的「驗明正身」去做。中共對於民眾如此嚴酷，而對於統治集團成員如此寬容。這正如古話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證明了中共政府美其名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封建專制實質。2012年7月13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報導「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7月12日在北京召開「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活動座談會」，這一消息令人覺得既可悲又可笑。如果那個會議的議項是道德觀念的培養，就應該由教育部門主持召開。如果議項是嚴重違反道德而同時違反法律的事，則應由司法部門主持召開。如今上述會議是由巧立名目的甚麼「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來召開，堪稱不倫不類，而且會議的主持單位是中央級的，會議名稱又標明「突出問題」，可見所要討論的問題已到了引起極大民憤而且動搖政權的地步。任何國家在人口數量和資源與生產能力環境承受能力匹配不良時都需要適當地控制人 口，或促進增加或促使減少。為何中共在「計劃生育」名稱下的控制人口會受到中國 民眾抵制與國際輿論的詬病呢？這與中共權力集團的私心及違反科學和人道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