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國，齊海，陶地；謀士，相國，富賈。三種角色，三重人生，卻在春秋時期一位叫范蠡的人身上，呈現出神奇的統一。「重農抑商」歷來是古代中國的治國傳統，故而歷史上能征善戰者有之，輔國效君者有之，但以商人身份名揚天下的卻屈指可數。范蠡以布衣之身，不僅官至將相，位極人臣，更能果斷轉型，投身商海，確立好善行德的商人形象，豐富了商人文化。他的才學與經歷已教人驚嘆，他所奠定的「中華商道」更為後世傳頌。

「中華商聖」「商人始祖」，這些讚美都是獻給范蠡的。在各國爭霸、戰火連天的春秋時代，一介寒門之子往來於諸侯之間，全身保命已屬不易，但他同時又做到達觀知命，入仕可居廟堂之高，退隱又能富甲天下。縱觀其一生，時時有巨變，處處有轉機，在為與不為間，范蠡能夠審時度勢，善始慎終，每一步作出正確的選擇。

從政與經商，是兩個完全不同又彼此勾連的領域；權勢與財富，更是世人追求渴慕的事物。有的人以權謀財，也有人聚財干政，而范蠡在世，做官時助越王勾踐忍辱復國，做生意時又樂善好施，造福百姓。表面上看，范蠡實現了自身的最高成就，但究其事蹟，才知他實則清心寡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無私無我的善德之舉。

從佯狂負俗到越國謀士

他以「蠡」為名，寄意於平凡的日常器具，似乎正預示他和光同塵的一生。

范蠡生於楚國宛地的一戶貧寒人家，少年時以「楚狂人」自居，言行不為鄉人理解。他卻在一痴一醒之間，將天命、人事參詳透徹。古時賢者在世，遵循著「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的原則，范蠡披髮佯狂的低調生活，實因他心懷大志，等待出山的機緣。通過後面發生的故事，我們大抵可以猜測，他的志，是為君為民；而他一以貫之的理念，是天道人心。

范蠡終於等來了一鳴驚人的契機，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位知己——文種。文種同樣是後來輔佐越王的謀臣，此時他身為宛令，四處尋訪賢士。范蠡的怪異舉止引起了他的注意，派小吏召見。誰知范蠡故作戲謔之態，蹲在路邊作犬吠狀。小吏見狀，回禀范蠡是個瘋魔病人。文種卻會心一笑，他認為，士有俊賢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心對世界有獨到的見解，外人卻因無知詆毀他的名聲。

文種親自驅車拜訪，愈發恭謹。有趣的是，范蠡先是有意迴避，待看出他心誠意堅，才放下偽飾，向兄嫂處借來一套衣帽，迎接貴賓。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兩人第一次見面，便是抵掌促膝，相談甚歡的默契場面。史冊沒有留下具體交談的內容，但可以相信，這一對好男兒心中，一個建功立業的共同理想已經成形。

兩人結伴離楚，在江南一帶遊歷，受到越國的禮遇，便懷感遇之心，盡忠君之事。有學者考證，范蠡入越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11年，正是他二十五歲左右的大好年華。此後，勾踐、文種、范蠡，三個身份不同、性情迥異的英雄聚首越王宮，共同書寫了春秋歷史上豪壯感人的一幕。

吳、越兩國歷來間戰事不斷，自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兵敗而亡，繼任的夫差更將越國視為不共戴天的大敵。此時越強吳弱，夫差厲兵秣馬準備復仇，勾踐卻在三年後，不聽范蠡之諫，一意孤行出兵伐吳，不料慘敗，受困於會稽山。越國生死存亡之際，勾踐痛改前非，虛心向范蠡請教復國之策。范蠡獻策有三：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從忍辱負重到東山再起

范蠡的三句話，在勸阻勾踐伐吳時便已提出，看似玄虛飄渺，實則從傳統文化中的「道」引申而來，無論治國還是經商，皆在此三句箴言統攝之下，是范蠡為人處世的核心原則。「持盈者與天」，「持盈」即在盈滿的狀態下保持長盛不衰。天地亙古存在，無所慾求，故能包羅萬物，生生不息。對應到國家，君王若要長久保持國家富強，就要按照「不溢、不驕、不矜」的「天道」行事。雖然勾踐初即位便戰勝吳國，但與茫茫天地相比，不過是「蠅頭微利」。才過三年，勾踐便急功近利，欲將吳國一舉消滅，自古驕兵必敗，越焉無亡國之患？

「定傾者與人」，是說在助危持顛、救亡圖存之際，主要從「人」的方面尋找轉機。這句話正是保全越國的金玉良言。范蠡洞察吳國君臣之弱點，建議先委曲求全保存實力，再緩圖強國之計。他說：

「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

他讓勾踐忍辱負重，備厚禮取悅吳臣，進獻寶物、美人取悅夫差，這樣還不夠，還要親自到吳國稱臣，消除吳人心中仇恨。

范蠡又做了一個更令人感佩的決定：他要隨勾踐和王后一同入吳為奴。吳越恩怨糾葛，此番入吳禍福難料，他卻以異國謀士的身份，甘願放下尊嚴和生死，陪伴勾踐走過人生最黯淡的時光。入吳三年，越國君后淡衣素服，居住在宮中簡陋的石屋，為吳王養馬。在這對患難夫妻的身旁，總有一個高大的身影，任勞任怨，早晚出入皆遵君臣之禮。吳王見之感佩，欲召為大臣。范蠡斷然辭謝：

「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

他更勸吳王，若自己對越國不忠不信，您又為何要重用我呢？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面對選擇，他更看重忠義與信諾，他忠於越王，更是忠於萬古不變的天道。

越國之外，君臣一心，三年如一日謹言慎行，終於感動吳王，得以歸國；越國境內，文種助王監國，暗中強大國力。勾踐吸取前車之鑑，臥薪嘗膽，立志復國。復國，須向「節事者與地」汲取智慧。地與天同在，廣博無邊，不偏不倚，為萬物自由生長的空間。節事即行事有節制，合乎一定的準則，這個準則就是「地」的規律。若要復國，必須依靠土地的幫助。而具體的措施，勾踐採用范蠡老師計然的計策。

從十年生聚到一雪國恥

「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馀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計然之策，重點有七：

第一，知道要打仗，就應加強戰備。同樣，了解人們什麼時候用什麼東西，商品就可實現流通。

第二，農業依據五行規律有豐歉循環，應根據收成的變化，預測糧食市場。

第三，天旱時，車馬緊俏，應收購船隻；洪水暴發時，船隻暢銷，應囤積車馬。反其道而行，才有市場競爭力。

第四，價格調控。糧食價格過高，商人損利；糧食價格過低，農民損利。因此商品價格的漲跌都要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才能做到農末俱利。

第五，務完物。保障商品價值。

第六，無息幣。確保商品流通。

第七，物極必反，在商品價格昂貴時賣出，要像拋棄糞土一樣毫不憐惜；價格低迷時購入，應像珍惜珠玉一樣珍惜。

勾踐謹遵教誨，越國的經濟和兵力迅速恢復。范蠡後來經商，也正是依此實踐而致富。

歸國四年後，勾踐急於起兵，范蠡則認為時機不到，「強索者不祥」。勾踐再次顯露急功近利的心態，幾乎每過一年便要催問范蠡，甚至大發雷霆。范蠡既然為越國負責，便不會為君威所動，每次都力陳得失利害，苦勸勾踐忍耐。

彼時的吳王不復早年勵精圖治，多年下來耽於享樂，君臣離心，吳人多受其苦。公元前484年，夫差賜死伍子胥，自毀長城。二十年磨一劍，終於到了越國中興的時刻。兩年後，吳、晉會盟於黃池，范蠡料定時機已到，立即勸越王興師伐吳，吳師大敗。歷經數年之戰，勾踐終於在公元前473年，成功滅吳，一雪國恥。「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說的就是勾踐復國的壯舉，而勞苦功老的大功臣，當推范蠡。

越國聲威大震，也到了范蠡退場的時刻。

從功成身退到白手起家

當越人沉醉於揚眉吐氣的喜悅時，當越王向范蠡許諾「與子分國」時，那位曾以「一癡一醒」為鄉鄰所不齒的楚客，又做了一件讓人看似瘋傻的舉動。范蠡在越國國力鼎盛之時，拒絕一切高官厚祿，功成身退。他苦心經營二十餘年，把人生最寶貴的時光用於復興越國，此時他華髮漸生，為何超然避世，甘願捨棄應得的富貴？

再看他臨行前，還向老友文種留書一封，勸他辭官。他說越王為人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並告誡他：

「蜚（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范蠡了解自身，也了解越王、吳王、文種，故而從結交文種、忍辱事吳、翩然歸隱，再到勸善好友，他早年助越成就的一番霸業，離不開他對「人」的把握。在退隱這件事上，他了解越王為人，故選擇全身而退；他了解文種為人，故勸他放下名利。同時，他亦深諳「水滿則溢，月盈則虧」之道，他在越國居功至偉，甚至是功高難賞。他自認在輔佐越王、建功立業的事情上，人生運勢極盛，再發展下去或恐是由盛而衰。既然他本非貪戀權位之人，既然功德圓滿，為何讓自己為功名束縛？

一柄寶劍，冰冷了一代忠臣的熱血，文種終因功高震主遭勾踐猜忌，含恨而終。一葉輕舟，承載著一名隱士的逍遙，范蠡攜帶家眷浮泛於五湖風煙，再次開闢新的人生。此後，越國不再有范蠡之名，齊海畔卻多了一位自名「鴟夷子皮」的平民。

鴟夷子皮，簡單地說就是「酒囊皮子」，用時可以盛酒，不用時可折疊收好，隨身攜帶。范蠡更名，沿襲本名生活器具的特點，又暗含能伸能屈的深意。他與家人在齊地安家，無所依傍，首先面臨的就是生存問題。史書記載，范蠡父子「耕於海畔，苦身戮力」，很快積累千萬財富。何也？他曾說：「計然之策，當初越王才用了一半就可興國，現在我就把它用在持家上吧。」計然的妙計，於君可富國強兵，於人可積聚萬金。原來，他致富的秘訣源出計然七策，他將老師計然傳授的經濟理念用於家族經營，遵循商道法則，故而成功實現從謀士到富商的轉型。

從鴟夷子皮到陶地朱公

范蠡做事，素來不畏勞苦，親力親為，同時也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感染身邊人。二十年前，他力主忍辱復國，君臣同心，用經濟復興國家；二十年後，他自力更生，父子同心，用經濟再次振興家庭。天道酬勤，這也是范蠡一生多次獲得成功的原因。

發家致富的范蠡再次引起齊王的注意，齊王聞其賢，欲召他為相。命運似乎總是垂青范蠡，無論身居何處，也無論以何種身份生活，范蠡總會受到國君的重用。他卻發出這樣的感慨：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他認為，在家有千金財富，在朝官至卿相，這是平民百姓能達到的極致了。他此時辭齊王，與辭越王相仿，他在國中名聲漸盛，對君主或許會成為威脅，對自己也有盛極而衰的顧慮。因此他歸還相印，婉拒齊王的美意。之後，他散盡家業，分給親友，帶著家人和必需的財物潛行而去。

范蠡辭官散財，再次把自己的所有拋在身後，不惜以年邁之身，再次復興范氏家族。這一次，他選擇了陶地（今山東菏澤），並改名「陶朱公」。遷居陶地，看似隨遇而安，卻是他有意選擇：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陶地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為商人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和生活環境；其次，陶擁有強大的交通優勢，方便與各諸侯國車旅往來。陶地周邊，皆是春秋時期的富強國家，如東邊的齊國盛產布帛、海產，北邊的趙國多棗、栗，南方的鄒國、魯國盛產桑麻，這些都是范蠡可資利用的貨源。

「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是後人總結的范蠡致富的經驗。他做生意，買進賣出都等待最佳時機，並且提倡薄利多銷的原則，只收取一成利潤。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范蠡經商，繼承計然七策，也始終堅守自己所說的「持盈者與天」。作為商人，他遵循天道，能夠從金錢的盲目追逐中超脫，保持清心寡欲的淡泊精神，決策時方能從容理性。他決不為一時小利而蒙蔽心智，而是把目光看得更長遠，也讓他能夠長久擁有財富而不衰敗。

事實上，范蠡經商，並不侷限某一產業，而是縱觀天下局勢，選擇最適宜經營的，並通過艱苦奮鬥去實現它的最大價值。史書中記錄的行業就有農業、畜牧業、漁業、鹽業、製陶業等，范蠡還有一部《養魚經》傳世，是迄今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養魚文獻。

從三致千金到富好行德

他聚財，卻不吝財；他致富，更懷造福他人的慈悲之心。陶朱公在陶地經營十九年，三次致富，又三次仗義疏財。到年老力衰之時，他更敢於放手，把財產全權交付給子孫打理。真是應了李白的那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陶朱公真出塵高士也！或許有人疑問，范蠡為何聚財又散財，讓辛苦掙下的基業付之東流呢？

范蠡看待聚與散，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天下大勢，合久必分，財富積聚到一定程度就要散去。這樣，天地、世界才能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如果一個人積累過多的財富，很可能引起國家經濟的失衡，而人在其中，怎能不受影響？故而范蠡從政或者經商，時刻用天地間的「平衡法則」來約束自己。古人通常把財富比作流水，財富流通之道亦如水之道。水滴會匯聚成江河，最終要向前流淌，匯入海洋，否則就成了一潭死水。范蠡深諳此道，他的財富離不開各國各地百姓的貢獻，所以他將財富還之於民，送給更需要的人，正是善德之士的明智之舉。

范蠡不僅富好行德，待人更是毫無私心，希望天下人都能擁有殷實的財富。魯國有位窮困潦倒的書生，號為猗頓，他仰慕范蠡的德行和才學，向他虛心求教。面對這位初次會面的年輕人，范蠡懷著拳拳慈愛之心，將他的經商理念傾囊相授，並根據他目前的狀態，為他量身打造致富秘方。猗頓缺乏資金，范蠡便教他經營畜牧業，先豢養少量牛羊，待其繁衍壯大，便得財富。他遂遷居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在一塊水草豐美的濕地上創造了人生的第一份財富。

范蠡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他的財富，助他多行慈善；而他的善行，又為他帶來更大的福報。在商與德的把握中，他更注重以德養商，不因商廢德。他留給後人的，不僅僅是至今可資借鑒的傳奇人生，更有那順天修德的商業倫理觀，樹立了商人，樹立了德商的榜樣！

結語

蘇軾有讚：「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惟范蠡一人。」東周亂世，春秋末年，一位楚地的寒門高士，三遷其居，兩易其名，卻留下了累聚萬金的傳奇。而比萬金更重的，是他好善修德的人格魅力，千載之下仍舊熠熠生輝。他是兵荒馬亂的時歲靜好，他是富貴貧賤的正義抉擇，他是廟堂江湖的灑脫人生。

他就是永遠的「商聖」——范蠡。@*＃

責任編輯：蘇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