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戰略物資大轉移

日本侵華，處心積慮，蓄謀日久。由豐臣秀吉始，歷三百年時光，而明治維新，而昭和新政，而田中奏折，一本侵略擴張的慾望，一步一步形成了一條頑固的軍國主義路線，把貪婪的目光，始終盯在大和民族的文化母國——中國的身上。為了滿足大和民族的利益，實現侵略擴張的目標，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努力發展經濟，發展各類適用工業，不斷提高國力。從明代的縱倭為寇，到清代的甲午海戰，日本當局一次次在檢驗著自己的實力。

中華民族輩出英才，當年極具政治遠見的蔣中正對於日本的陰謀、野心，在其青年時代已經洞察於胸，還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曾預言，日後中日兩國必有一戰。

一九三一年，日本軍國主義集團開始行動，把一舉吞併中國的強烈慾望付諸行動，首先在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這時的日本可以說是已經武裝到了牙齒，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空軍，不僅在人員和武器裝備的數量上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在人員素質和武器質量上更是大大優於中國。

而這時的中華民國，雖說已開國二十年，但先後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軍閥割據、南北分治等一系列挫折，直到民國十七年（1928），在蔣介石的率領下，才完成北伐，實現全國統一。統一甫定，在召開編遣會議的時候，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認為「編遣方案」損傷自身實力而聯手發動中原大戰，歷時半年有餘。戰火剛剛平息，日寇就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日寇開始侵華行動後還不到兩個月，中國共產黨就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策動下，於1931年11月7日在中華民國的江西省瑞金縣建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然分疆裂土，目的就是要推翻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與日後日寇在東北建立的偽滿洲國遙相對應。蒼天無眼，國民政府腹背受敵！

因此，開國二十年來，中華民國無法有系統地進行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民生建設。清末以來積貧積弱的國力，無法有效改善，無法立即奮起與軍力雄厚的日寇相抗衡。然而，就當時的局勢而論，已不是中日兩國必有一戰的問題，而是兩軍對壘，何時開戰的時候了。如何決策，如何運籌，這一歷史重任落在了時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蔣介石的肩頭。

蔣介石面對如此嚴峻的國防形勢，籌之再三，向全國軍民發出「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戰略主張，用以充分表示中華民族對於和平的愛護。一旦和平根本絕望，犧牲成為必然，那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後關頭。當最後關頭壓向中華民族之時，我們將毫不猶豫的奮起應戰。蔣介石告訴國人：我們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雖然條件未備，時機未到，暫時不能應戰，但必須要積極備戰。其實，對於軍事訓練方面，早在四年之前，即1927年，蔣介石就已聘請德國顧問團，開始了軍事籌備。當然這只是備戰的一個方面，要抗擊日寇並取得最後勝利，就必須統籌規劃，及早著手進行全面備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將重慶定為戰時陪都，以四川重慶為核心，形成西南大後方。將沿海地區的相關企業及時遷至四川，形成戰時國民經濟體系，作為支撐持久抗戰的人力物資根據地。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曾向全國軍民發出號召：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沈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

國民政府在準備應戰的同時，重要戰略物資，沿海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的相關企業和技術人員以及政府工作人員及時轉移到重慶，轉移到四川後方去，這諸多事項擺進了統籌抗戰的議事日程。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粉碎了日寇三月亡華的狂言，為大轉移換取了三百多天的時間，就這樣，戰略物資和人員的大轉移，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全面展開。

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工廠總數1255家， 佔全國工廠總數近三分之一。為使民族工業免遭厄運，不少資本家出於愛國熱情，紛紛計議，舉廠內遷。上海機器五金同業工會、毛紡行會、上海中華國貨產銷協會等工商界行會組織，聯名向國民政府發出呼籲，「誓不以廠資敵」，要求政府派員聯絡，制定計劃，並給予遷移幫助。局勢嚴峻，輿論強烈，國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下設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文灝）、資源委員會工業聯絡組（組長林繼庸），委派資源委員會林繼庸等赴滬調查上海各廠現有設備及內遷可能。
接到任務後，林繼庸即於1937年7月28日召集會議，研究如何有效開展工作問題。

「我為了要瞭解全國工廠分佈的概況、製造能力及所擁有的人才，以便從事全盤性規劃，乃先從全國工業普查著手。我找了三十幾位年輕的工作人員，編成若干組，先加以訓練。我懇切對他們說：「調查工作是件很有意義的工作，要把調查工作做好，必須任勞任怨，態度要虛心誠懇，要以民族大義、國家利益、人民福利打動他們，使他們知道其從事之事業與國家慼慼相關，不可分離，期被調查的工廠與你密切合作。」……我總認為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動物，祗要你待人好，所謂以誠待人，人必以誠待之，這些人員訓練完成後，即分派到全國各地從事調查工作。」（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02•林繼庸先生訪問記錄•電子版P37-38）

時任職實業部的顧毓瑔先生是調查組的成員之一，調查結果由顧先生執筆形成文字報告。為了儘快做好遷廠事宜，資源委員會工業聯絡組下又成立了一個遷川工廠聯合會，聯合會以這份調查報告為基礎，會同上海的一些愛國廠主、商人們一起，立即將工作全面展開。

上海本是個龍蛇雜處，中西合璧的國際大都市，在這裡開工廠，目的只是為了賺鈔票，對於一部份廠家來說，要說服他們遠離紙醉金迷的安樂窩，扛著大機器到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去另起爐灶，確實是個十分艱鉅的工作。再加上，滬寧失陷之後，敵人及偽組織想用一種懷柔政策先固定淪陷區一帶的經濟基礎，然後實行其以華制華的詭計，用我們的資源及金錢來供給他們的軍用，向我進攻。敵偽對於蘇、錫、常、滬一帶的工業尤深注意。當時上海租界內英美當局尚能保其主權，留在上海的工業界人士，尤其是一般自稱工業界紳士的人們，不察情勢，以為租界仍可持作護身符，始終不肯離開上海。有些人竟以愛國為口頭禪，創造「孤島上工業孤軍為國奮鬥」的美名。假借八百壯士堅守四行的悲壯事實以為掩飾，而進行其投機事業。有些人因為環境關係在上海站不住腳了，又無跑進後方來奮鬥的勇氣，於是麇集香港做買賣。這些人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沒有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精神，說甚麼搬遷時，困難重重，政府無法也無力解決，視重慶四川為畏途，種種說法，似是而非，足以動搖人心。林繼庸先生說：「這些人依賴外國人的心理太重，把本國政府的力量估計太低，他們費盡苦心，出些錢聯絡幾位外國朋友，寫了些假字據，在外國領事館轉理登記的假手續，在工廠門前掛上外國旗子，自欺欺人地以為是萬全之策，同時他們又要學時髦，因為到後方興辦實業是時髦的口號，便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於是把工廠的招牌掛在重慶，自己仍舊在上海或香港逗留。」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02•林繼庸先生訪問記錄•電子版P134）

這種空氣異常惡劣，若不儘快糾正，必將對持久抗戰的國策，產生極其不良的後果。針對這一現狀，林繼庸先生立即寫成《敬告逗留港滬的實業界諸君子書》一文，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九月九日，在《時事新報》發表。書曰：『余每常詢問仍在港滬逗留的實業家，為何不內遷共同在艱難困苦中奮鬥，在興建史上留些紀念品？總括起來，他們的答覆約有五端：

（一）在港從事實業較為方便，且仍可作救國工作；
（二）在滬租界內復工，不致為敵人操縱，且可救濟失業工人；
（三）產業為敵人挾持，無力擺脫，亦猶「身居魏闕，心在漢室」；
（四）軍運至忙，雖窗門木板亦滿載無遺，至於民間機件則雖極重要者，亦難得噸位，欲行不得；
（五）產業已為敵人毀壞，不易恢復，且落得休息休息待天下太平再想辦法。

這幾個道理，驟看起來頗有道理，但細心加以考察，實在是詞詭、志餒，不可不解釋。其與歷盡艱辛內遷復工，共肩國難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尤不可不加以分判。

從前海岸線上，津、沽、青、滬等處工業之發達已經是大錯誤。現在由滬遷港，便是一錯再錯。吾人勿以為在港可以苟安。國際戰機一觸即發，香港一隅小島，到時恐如甕中之鱉，欲逃無路！且由港購進貨物須用港幣，甚至在港諸實業家之衣、食、住、行、娛樂等等，與及廠中職員工人及其眷屬日中所需，均無一而非外彙。當此政府厲行統制資金外流之時，吾人不能協助政府以謀國內資金安定，反而極力誘使資金外流，循至財源枯竭，國勢愈危，諸君子雖可多發其財，良心何忍？且吾人做事需有意義，在港生產而謂能供內地軍需之用，實在是難能之事，至於內地原料供給問題，大可乘此時機利用國產品以為代替，其不能代替者，已由政府統籌供給，雖稍有困難，然亦不是無辦法，若必欲事事顧慮萬分週到而進行，則國難時期斷無此事。今國難當嚴重關頭，吾人更當以光明磊落之胸襟慨然赴難，不可假愛國之名躲在金迷紙醉場中說風涼話：「吾愛國，吾愛國。」拿出些微數目的救國公債來示人，實在是不能掩蓋其誘致資金外流，減低內地生產能力的罪過。

在滬租界內復工，其禍國程度與上述者比是半斤八兩。當老闆的固可在租界內安居，然廠中一般小職員，工人及其家屬，能不能亦在租界內居住？如不能，則必住在敵人控制之內，一般靠以謀生產之人們亦必環繞不去，遂致被侵佔區市面逐漸繁榮，秩序逐漸安定，前次逃出戰區之民眾亦必聞風返滬尋求工作，市面淒涼之景象逐漸改觀，我英勇國殤之血跡逐漸洗淨！居其中者，不久則忘卻國恥。諸君子於無意中為虎作倀，誘使許多清白良民儕身漢奸，清夜捫心，何以自解？滬海關已在敵人監視之下，敵艦走私漏稅，已成天經地義，且敵幣低落，諸君子廠中能否拒絕購用敵國原料？能否拒絕購用改頭換面之敵國原料？胼手胝足製成之物品，能否拒絕敵人購用以供給其軍需？不肖者更傚法諸君子，掛牌設廠，變本加厲，購買敵國成品，冒充國貨，以騙國人。敵人得諸君子之努力經營，其經濟力量自然鞏固，聞敵軍二十餘萬人之供養已取諸滬津，近且決計以用諸我國之敵軍悉數須有侵佔地供應。敵我實力消長，繫於諸君子一念，一念之差，即成大錯！

其產業已被敵人挾持者，亦不是沒有擺脫辦法，乃是沒有焦土抗戰的決心。寇來時當然想利用現有產業，寇行時則必放一把火燒個乾淨，產業同是一樣不保。假借外人保護，事實上告訴我們，其力量亦等於零。試看英國大使的被擊，美國軍艦的炸沉，便可瞭然於外人保護之不可恃。諸君子產業，與其資敵或被敵人毀壞，何如索性放把火自己毀了？若其無力燒燬，也應當加以破壞，或把機器的重要零件帶走，帶同技術員工到內地來努力。我們抗戰成功以後，敵人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處的機器，折合賠款，拿到手來，不怕不賠回給你們。若必與敵人週旋，自己不出頭，暗中派人代替，還想分得些少利益，以為雖行漢奸之實而可不居漢奸之名，世人耳目可一手掩蓋，國法對於這一筆賬是終要清算的。問一聲「卿本佳人，奈何從賊？」那時羞答答的如何答覆？且天道自在人心，國法雖可瞞過，恐怕家庭父子兄弟間也要興起革命波瀾。說甚麼「身在魏闕，心在漢室」？恐怕是「類我，類我！久則消之矣！」
…………

廠為敵人毀壞，雖是不能移，但是那些企業及技術人才是國內人才的精華，國家對於他們希望甚大，萬不讓他們隨意「休息」，政府亦須幫助他們復興，抗戰之後，種種建設，亦須早日籌備。只要他們有組織、有計劃，政府再給於方便，當然可逐漸恢復起來，否則他們「休息」了之後，失望的失望，改行的改行，將來再謀恢復市場已為捷足者所得，也就要大費氣力了。據調查，工礦調整處最近對民營工礦之協助已達資金一千三百餘萬元，計經漢及由漢遷出之工廠二百五十餘家，平日視為荒涼之川、滇、湘、桂、陝諸省區，一旦已建立多個工業區基礎。

我們試行遊江畔，便覺煙突驟增，機聲聒耳，看見他們數十家內遷工廠正在平地建築，或在置機正軸，或在日夜開工製造猶恐不足。雖然是短屋茅棚，各位熱心技術家正在那裏絞腦汁，揮血汗，其發奮努力一如前方戰士之親臨戰場。他們是值得人們欽佩！在興建史上必有他們的位置。吾人深望現在逗留在港滬的諸位實業家，不要再打萬分穩當的算盤，早日入來，與他們共同奮鬥，共同在抗建時期中分享榮譽！』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02•林繼庸先生訪問記錄•電子版P134-138）

林繼庸的《敬告逗留港滬的實業界諸君子書》，辭藻並不彫琢華麗，文字並不激昂慷慨，而是在平實無華中從如何抗戰建國的民族大義立論，向實業界諸君子闡述了國難當頭，應該如何把握時機，處理好德、義、利、害的得失關係，做一個愛國的實業家，切莫錯過青史留名的難得機遇。此文閱讀時並不令人蕩氣迴腸，然而，那拳拳愛國之心，殷殷規勸之意，卻能打動每一位讀者由衷的情懷。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曾經港滬多家報紙轉載，當時不少徘徊猶豫中的實業界人士讀後頓然覺悟，深切認識到，在上海辦工業只能直接或間接的為敵人幫凶，惟到西南大後方去才是發展我國工業建設的前途，於是紛紛相約，遷廠重慶。

顧毓瑔先生感慨萬端的回憶說：令人遺憾的是，由他執筆寫成的那份調查報告的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時抄走了！不過有一個數字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就是要遷往四川的各家工廠的機器設備總量是32萬噸。在那戰火橫飛的歲月，要把32萬噸的機器設備儘快運到重慶是談何容易！

把戰略物資運往四川，大致說來有三條路線可走，以長江為界，江北江南多取道陸路，但大部份還是靠水路，溯長江逆流西上。陸路方面：南線走贛南、湘南跨過粵漢路，穿過桂北入貴州，在貴陽右轉北上，經遵義進入四川。北線：就是沿隴海線西行，過西安到寶雞，左轉南下，走川陝大道，穿越大散嶺入川。

對於當年陸路運輸戰略物資入川的困苦狀況，讓我們僅以北路運輸的一個實例，來窺視一下當年的艱辛。

當時負責把山東連雲港電廠走北路西撤的年輕工程師孫運璿回憶說：「臺兒莊戰役結束後，政府決定將連雲港電廠運到內陸去，我…連雲港我做過，所以要我負責運輸。非常困難，寶雞再往裡頭走都是高山，我們想的辦法，沒辦法運。後來我一個工頭，河北人，他給我建議：我們家鄉裡有搭車方法，你願不願意試試看？我說怎麼樣搭車啊，他說，首先做個拖車，我再訓練一批騾子來拉這拖車。我說，你有把握？他說，我有把握。他要我試試看。我就給他說，好！我做拖車，你訓練騾子，我們倆試試看。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用這個辦法。我這個工頭很有辦法，他訓練了18匹騾子，他用鞭子訓練騾子一起用力。就這樣，我做拖車，他訓練騾子。結果，就從寶雞出來，爬高山，爬到四川。我還編個歌給大家加油：爬啊爬啊，要穿過秦嶺之險，翻越大巴之巔，夥計們，加油吧！前面是五丁關，過個五丁關，就是廣元。現在想起，非常興奮，好苦啊！好險啊！」（紀實性歷史記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五集•大遷徙）

孫運璿先生回憶的是他七十年前的一段親身經歷，他用「非常興奮，好苦啊！好險啊！」十個字作為他回憶這段經歷的結束語，後人聽起來，可能頗覺輕鬆，但是，「好苦啊！好險啊！」的箇中滋味誰能體味！

由寶雞翻越秦嶺，把大型機器運往四川，究竟有多難？我們後人無法想像。不過，詩人李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給出了回答：「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孫運璿先生所說的「苦」「險」二字，全在李白所說「蜀道難」的一個「難」字之中。

連雲港電廠從東海之濱，搬運到四川，只是戰略物資大轉移中的千百件實例之一，將32萬噸機器設備搬運到四川，不論是走陸路，還是水路，都全在李白所說的一個「難」字之中。但是，當日寇侵略者的鐵蹄踏向中華大地，國難來臨之際，中華兒女們以共赴國難的堅強意志，用人力、畜力、力拔山兮氣蓋世之毅力，終於戰勝了詩人李白所告訴後人「蜀道難」中的那個「難」字！

孫運璿，這位年輕的工程師，後來隨國民政府到了臺灣，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上了蔣經國時代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晚期，原本打算推薦他為下屆總統的繼任者，遺憾的是，就在準備推薦他的前不久，孫運璿先生因患中風而退出政壇。

中華民族的文化道統最為優秀之處在於，對於凡是對於民族大業作出有益貢獻的人，永遠不會被炎黃子孫所忘記，就是在民間都會有以不同的形式予以紀念和褒獎。

林繼庸在日寇入侵，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遵照國民政府安排，為保存國家工業命脈，動員組織沿海廠礦企業遷往重慶四川大後方，建立戰時國民經濟體系，為持久抗戰奠定國力基礎。林繼庸殫精竭慮，費盡心血，推動東南各省工廠大舉西遷，確實保存了長期抗戰的生產力，那是一幕動人而可歌可泣的工業史蹟！當初遷廠之時，廠家也曾遇到種種困難挫折，無不埋怨林繼庸。林繼庸任勞任怨，一力為廠家排難解憂。等到工廠遷到後方去，漸漸地賺了錢，發了財，大家又都無不感激林繼庸！實業界諸多朋友非常懷念這位林先生。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七日，「遷川工廠聯合會」將遷川大廈禮堂改為「繼庸堂」。用以紀念林繼庸的遷廠功績，成為當時重慶的三大堂之一，另外兩個是「中正堂」、「滄白堂」，而「繼庸堂」是三堂中比較新的一個。

有段軼聞，不妨在此一述：據說重慶有一次舉行集會，「中正堂」、「滄白堂」容納不下，借「繼庸堂」開會。典禮進行時，當司儀喊「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時，抬頭一看，堂中赫然掛住林繼庸的巨幅照片，司儀喊道「向國父遺像行……」，就沒有再喊下去，工作人員趕緊去張羅一張國父遺像蓋在林繼庸的照片上，才行三鞠躬禮。在重慶除了有「繼庸堂」外，在李家沱工業區內，還有一條「繼庸路」。可見大家是非常懷念林繼庸先生的。

林繼庸先生聽到這些事情後謙虛而平淡地說：「我本人數十年來立身處世，均循著正道前進，隨遇而安，不以個人得失為念，我以為一個人不一定要做大官，但是要為國家做些有貢獻的事，這也就是國父所說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02•林繼庸先生訪問記錄•電子版P207）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