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南京血祭

淞滬之役，苦戰3月，國軍損失雖重，但重要的是實現了蔣委員長的戰略意圖，改變了日軍侵華的進攻走向，分散了日軍的兵力部署。從而為將東南沿海地區的戰備物資、工廠企業向內地轉運、遷移，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為此後以中西部，尤其以西南部的地理環境、人力物力作為持久抗戰，最終打敗倭寇的廣闊戰場奠定了基礎。

1937年，從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到淞滬會戰結束，抗日戰爭打了近5個月。在這近5個月裏，中國喪失了天津、北平、張垣、歸綏、包頭、安陽、太原等北方主要城鎮和全國第一大都市上海，軍民同胞傷亡已超過200萬人。但是中日兩國並未宣戰。未宣而戰，似乎意味著當時彼此之間還存在著一定政治斡旋的空間，而實質上則是日本軍閥們有著自己的盤算。當時的日本陸相杉山元曾向天皇報告說：「支那事件，可以在3個月之內解決」。

把一場不知會將多少人拖入死亡深淵的侵華戰爭，竟輕描淡寫地說成只是「支那事件」，可見在杉山元者流的思想中，毫不猶豫地認為，日軍可以依仗自己絕對優勢的軍力，以速戰速決的方式，來解決中國戰場的戰事。這便是「三月亡華」一說的由來。

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們，以為自己有雄厚的武力做後盾，所以在「七七」之後有駐華使節，向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提出，賠償、道歉、撤軍等「和談」條件。甚至在「八一三」滬戰之後，還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傳遞嚴苛的「謀和」調停方案。這個方案有四個重點：

一、承認滿洲國。

二、除華北外，在長江流域設非軍事區。

三、締結關稅貿易協定。

四、中國賠償部份戰爭費，支付佔領費用。

很顯然，從這些嚴苛的條件可以看出，日本當時確確實實低估了中華民族抗戰的決心，低估了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抗戰決心！同時還反映出，日本軍方深感，淞滬一戰，日軍雖然拿下了上海，但所付出的代價卻是超乎他們意外的。除了兵員裝備的損失外，更嚴重的傷害是信心的動搖。一種欲速不達的焦躁、茫然，以致憤怒的情緒，衝昏了日軍指揮官本來就已瘋狂了的頭腦。所以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深信，攻下南京，嚴懲支那軍，必能使中國屈服。很顯然，他不僅錯了，更是瘋了。南京保衛戰，我們就是在這樣一群幾近瘋狂的劊子手凌厲攻勢面前展開的。

南京，為我國六朝古都，從戰國開始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1368年，朱元璋攻佔應天府，元朝覆滅，朱明王朝便在這裏建都，相對於開封以北的北京，而改應天為南京。民國16年，國民政府奠都於此，為我國戰前的政治文化中心。

南京西攬長江，東屏鍾山，也就是紫金山，龍盤虎踞，氣勢雄偉，但卻是一個極其難於防守的地方。當年的明太祖定都南京後，曾花費21年的功夫，修建南京城，以強化京都的防衛體系。

南京的城廓長達30多公里，是一座防禦設施較為齊全的城廓。當時全城修建有13個城門，其中以城南的中華門最為壯觀，城牆厚達14米，城牆頂上還築有藏兵洞，可供3000人駐守。

中華門的堅固，是衝著他正南方的雨花臺而來的。雨花臺和紫金山是進攻南京的必爭之地，敵軍只要攻下這兩個制高點，守軍就只有靠城牆來抵抗了。所以雨花臺正面的中華、光華和紫金山下的中山、太平這4處城門便成了首當其衝的要塞。

南京城的西北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後門，那便是挹江門。挹江門外的下關碼頭是通往後方的口岸，在京城防衛戰中，一旦兵敗，這裏便是逃生之門。自古以來，南京的攻防都是以此為模式的。

1937年11月2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下轄13個師，加上其他軍種部隊，號稱10萬人，擔負起保衛首都南京的重任。

擔任保衛南京任務的部隊由兩大部份組成。一部份是剛剛打完淞滬之戰，奉命撤離戰場而趕赴南京參加南京保衛戰的，像葉肇的160師，王敬久的87師，孫元良的88師，俞濟時的74軍，宋希濂的36師等，這些部隊都是經過3個月苦戰後而未得休整的疲憊之師。另一部份是徐源泉的41、48師，和鄧龍光的154、156師，他們是從湖北出發，原是要趕赴上海參加淞滬會戰的，但當部隊行軍到安徽廣德縣時，淞滬會戰已經結束，因此才又奉命馳援南京。他們雖還不曾進行戰鬥，卻是長途跋涉而來的疲勞之師。由這兩部份疲憊、疲勞之師聯合組成的南京衛戍部隊，其戰力及後果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了。

上海到南京之間的距離，大約為300多公里，我軍是11月15日左右開始由淞滬地區撤離，開赴南京的。由於交通工具缺乏，行軍給養不足，一路又不斷遭受敵機的轟炸，在如此艱苦的狀況下，狂奔300多公里，趕赴南京來保衛南京。在那20多天的時間裏，他們既沒得到休整，更沒得到補充，要這些部隊一到南京就馬上進入陣地，恢復戰鬥力，投入戰鬥，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12月5日日軍已經兵臨南京城下，我們的軍人們不得不振奮精神，義無反顧的投入到南京保衛戰中。88師駐守雨花臺，87師駐守紫金山。其他奉命守衛南京的部隊，也都先後進入各自的防務陣地。

柳川的谷壽夫師團12月9日起開始，向我守軍的城東方陣地發動攻勢。88師在雨花臺爭奪戰中傷亡慘重。

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達總攻擊令，日軍以重炮猛轟中華門，接下來是一波又一波的衝鋒，在城垣坍圮之處，日軍架上雲梯魚貫攀登，我軍竭力防堵。戰鬥之激烈，戰法之原始，實在難以形容。

12日中午，谷壽夫師團攻破雨花臺陣地，雨花臺失守。隨之，光華、中山、水西、安德、中華幾個門先後為日軍中島師團攻破，南京城開始守不住了。

87師在城外打了4天4夜，紫金山還是沒能守住，退下來的部隊卻無法進入城內，因為城門早用麻袋封堵起來了。因此只好從小南門游水過去進城，這樣造成87師不小的傷亡。

在南京城拼戰廝殺的關鍵時刻，守軍司令官唐生智正臥病在床。由於失去了統御指揮中心，所以整個戰場都是在各自為戰的混亂狀態中進行的。守衛南京的將士們，滿懷愛國赤誠之心 以血肉之軀，落後戰具，與侵略者展開殊死的搏鬥，傷亡慘重。

孫元良將軍回憶說：【南京之役，88師犧牲壯烈，這個88師有3個旅啊，3個旅就有3個旅長，3個旅長中間，就有兩個旅長陣亡了。那麼有6個團，1個旅是兩個團，3個旅6個團。6個團就有3個團長陣亡了。那麼這個營、連長啊，這個陣亡的，是死掉，不是傷喔，是陣亡的，這個數字很高的。那麼官長都是這個樣子，犧牲這麼大了，這個士兵的犧牲，弟兄的犧牲，當然就很大了。這個南京之役，是最悲壯的一役了。】（紀實性歷史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一集．南京保衛戰）

【孫將軍所提的兩個旅長：一為朱赤，262旅少將旅長。黃埔二期，於中華門下殉國，年33歲；一為高致嵩，264旅少將旅長。黃埔三期，戰死於雨花臺，年37歲。3位團長分別為：韓憲元、李傑和華品章。在這一役中陣亡的將級軍官，還有87師的易安華（259旅少將旅長），在敵軍衝入光華門後肉搏而亡，年37歲。156師姚中英少將參謀長衝戰死於第二線太平門，年39歲。憲兵副司令蕭山令（中將，兼南京市市長）為掩護友軍突圍，而陣亡於挹江門，年45歲。】（紀實性歷史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一集．南京保衛戰）

當然，在南京保衛戰中，英勇殺敵，壯烈殉國的各級將領可能還有，但因史料浩繁，本人能力有限，無法詳知，只能向他們深深地致以崇高的敬禮了。

12月12日晚間，唐生智召集各部隊指揮官，下達撤退命令，之後便先行離城去了。

12月7日蔣委員長飛離南京時，指示唐生智堅守南京兩個星期。唐生智信誓旦旦，決與南京共存亡。由於唐生智揚言要與南京共存亡，所以沒有擬定撤退計劃，以致後來撤退時造成很大的混亂，導致嚴重的傷亡。

這個時候的南京，幾乎傾城軍民都湧向下關碼頭，尋求逃生的機會，可是碼頭上卻沒有船。……

南京之役是國軍以軍械落後的疲勞之師，迎擊日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虎狼之師，從戰略的角度考量原本是沒有勝算的，但這一仗還必須要打，因為當時的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國民政府的所在地，不能一槍不放而拱手讓人，更何況抗擊異族入侵是寸土必守的。激戰一週左右，終是難敵強敵，國軍將士不得不退出南京。12月13日，南京保衛戰謝幕，12月16日，蔣委員長發表了「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就抗戰衛國的意義、方略、決心昭告天下，書曰：

【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30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犧牲之重，實為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所罕見。中正身為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巨大犧牲，責任所在，無可旁貸；中心痛苦，實十百倍於已死之將士與民眾，一息尚在，唯有捐糜頂踵，以期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以報黨國，以慰同胞。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燄，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之野心，對於中國為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鯨吞之禍，顯而易見，蠶食之禍，緩而難察。敵苟持慢性之蠶食政策，浸潤侵蝕以亡我於不知不覺之間，則難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敵愾同仇之義，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為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利，今日形勢，毋寧謂於我為有利。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4000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能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茲為我同胞約舉其要義如下：

一、此次抗戰，為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均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曲。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軍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終不當以此為之屈撓。稽之各國史例，凡革命建國之大業，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經之險阻愈多，則所獲之勝利亦愈大；惟賴我革命精神無所撓屈，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即最後勝利之時。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滅，即我國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甘退屈，則精神一弛，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十百於今日戰爭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為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避，亦無可辭，所謂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者此也。

二、既明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為本務，到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蓋抗戰雖不能必勝，而屈服即自促滅亡；與其屈服而亡，固毋寧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為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隳，敵人宰割之方法愈酷，萬劫不復，即永陷於沉淪。況戰爭成敗之關鍵，常繫於主動被動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戰，綿亙五月，敵方最初企圖，實欲不戰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敵者，始終為戰而不屈，不屈則敵之目的終不能達，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盡佔我四千萬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為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所謂當堅決抱定抗戰必勝之信心者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國實為其侵略世界之開始。中國自抗戰之初，揭櫫二義，為民族生存與獨立而戰，同時即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數月以來，雖國際之制裁尚未充分發揮，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於天下。吾人對於此種偉大使命，既已毅然承當，則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賴；但使世界正義不終梏亡，則吾人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任重道遠，不容少懈，此尤全國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黨國，有進無退，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與吾同胞共勉之！】（蔣介石文集．書告．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面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難關頭，蔣介石希望全體國人一定要認清奮起抗戰的偉大意義，一定要抱有必勝的堅定信念。他在《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中向全國同胞說明：我們的抗日戰爭，意義重大，既是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為中華民族生存與獨立而戰，同時也是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書中還向國人強調：中國的持久抗戰，最後決勝之中心，不在都市，而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全民抗戰，有進無退，任重道遠，不容稍懈，全國同胞只有不屈不撓，前仆後繼，最後勝利，必屬於我，舉國上下當堅決抱定抗戰必勝之信心！並向國人表明：中正受命黨國，有進無退，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與吾同胞共勉之決心。

日軍攻入南京城，面對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國軍人和手無寸鐵的南京平民，魔心膨脹，獸性大發，展開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屠殺。不！應該說是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屠城。這場殺戮，殘忍、殘酷、殘烈、慘不忍睹！是歷史上一次最野蠻的獸性大發作，從1937年12月13日開始，一直延續了45天之久。

這是一場姦淫燒殺同時進行的混合型殺戮，手法凶狠，方法多樣，或集體屠殺，或誘騙集中屠殺，或隨機闖入民宅恣意屠殺，或做殺戮比賽，或闖進國際安全區屠殺……

【屠殺場地遍佈城內外，共有12處之多，從北到南分別為：燕子磯、草鞋峽、寶塔橋、魚雷營、煤炭港、龍江口、中山碼頭、下關、大方巷、漢中門、上新河以及雨花臺。】（紀實性歷史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二集．南京屠城）

在近一個半月的肆意殺戮中，日本侵略者，人性泯滅，獸性發作的屠殺實例很多。例如：

【挹江門外的中山碼頭，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時，傾城軍民都擁向這裏，尋求逃生的機會。因為江上沒有船隻，大家只好無奈的擠在碼頭上，不知該逃向何方。日軍見此情景，便堵住碼頭的兩端，架起機槍，開始猛烈射殺，持續了4-5個小時之久。一時之間，滔滔江水被射殺的同胞們的鮮血染紅，遇害人的屍體滾落江中，逐波而去，根本無法統計。光是岸上的屍體，經過事後清理掩埋者就多達5萬1000多具。】（紀實性歷史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二集．南京屠城）

再如燕子磯和草鞋峽兩個地方：【燕子磯在南京城的正北方，和長江中的八卦洲遙遙相對，從南往北登燕子磯，是段緩緩的斜坡，到了江邊，地形呈90度下陷而形成了懸崖。在這裏可以遠眺八卦洲，一覽長江景色，本來是個風景秀麗的風景區，但由於形勢特殊，也成了年輕男女想不開跳崖自殺的地方。為了防止民眾到此輕生，教育界聞人陶行知還在這裏立了一座「想一想，死不得」的碑。沒想到1937年被押到燕子磯來的5萬多中國難胞，雖然並不想死，但卻活不成。

草鞋峽，因一片狀似草鞋的峭壁而得名，他位於燕子磯的西南方，這裏峭壁長約一公里，高達40多公尺，石壁盡處是一片狹長的江灘，再往外便是浩蕩的江水了。江灘就是當年日本人殘殺我國軍民5萬7千餘人的屠場。】（紀實性歷史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二集．南京屠城）

集體屠殺，多發生於日軍進城初期。稍後，日本侵略者還開著卡車到居民區去，召集大家說，仗打完了，死去的人需要掩埋，現在要你們去打掃戰場，一天給四角錢，大家都很願意去做掩埋遇難同胞屍體的事情，就紛紛爬上卡車，被拉到一個空場地上，命令他們下車，站隊，大夥兒還沒有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機槍就響了起來，就這樣一車一車的難民被誘騙而來遭到屠殺。

更有邪惡、野蠻的倭寇向井敏明、野田毅兩個少尉軍官，竟以殘殺我同胞為樂事，他們兩人進行殺人比賽，看誰殺死的中國人多。他們從紫金山，一路殺進南京城，野田毅殺死我同胞105人，向井敏明殺死我同胞106人！如此魔心獸性枉披人皮的兩條腿畜生，人性全無，還能叫做人嗎？

日寇鐵蹄踏入南京，那時南京的同胞們，是在豺狼群裏躲豺狼，奈何橋上尋歸途，想找到一條生路，是何等的艱難與無望啊！

…………

在抗戰烽火席捲上海，日寇鐵蹄踏進首都南京的前夕，時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中英文化協會總幹事、美國聯合援華會會長、金陵大學校董的杭立武，深恐日軍一旦攻進南京城，必定殘酷屠戮我無辜同胞。受法國神父饒家駒於淞滬會戰時在上海設立難民區，濟助上海受戰火波及的婦女和兒童一事的啟發，決定運用自己廣泛的中外人脈關係，奔走於各個國際友人團體之間，著手籌畫在南京市區及早創設難民安全區。

1937年11月21日，杭立武約請美國長老會中國區牧師米爾斯、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密斯、歷史學教授貝德士聯名向南京市政府送交了一份「關於建立南京難民區的籌備報告」。此舉得到了德國駐華大使館的同意和支持，並建議通過美國大使館電發給上海美國總領事後再轉交給日本大使。11月22日，由杭立武召集在南京各教會學校服務的美國人和少數英德商人約20人，在金陵大學校董會議廳開會，決定成立一個國際救濟機構，取名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會上，大家一致推舉德國人約翰．拉貝(John H. D. Rabe)出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根據籌劃，國際安全區面積約占南京城區的1/8，為3.86平方公里，範圍包括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南京神學院在內的鼓樓、新街口、山西路一帶地方。

為了確保安全區的中立性，杭立武徵得首都衛戍總司令唐生智同意，把安全區內所有的軍事單位遷出，包括一處高射炮陣地。日軍攻進南京前夕，安全區已經住滿了南京本地和來自各地的難民。

約翰．拉貝時任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經理。

拉貝早年來到中國，先後曾在北京、天津等地為西門子公司服務，1931年11月，來到首都南京開拓業務，數年工作下來，他對南京的人文歷史地理環境已是相當的熟悉。大戰前夕被推舉為安全區的主席，拉貝深感此一職務意義重大，明白自己肩負的擔子有多重。他說：「由我出任主席，我不應再有絲毫的猶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在這個國家愉快渡過，我的兒孫都出生在這裏，我的事業在這裏獲得了成功，我始終得到了中國人的厚待。」

約翰．拉貝還有一個納粹黨員的身份，並成為南京地區納粹黨領袖，這個身份為他開展救護難民的工作提供了不少的方便；但同時也為他在二戰結束時帶來了災難。

安全區內設有25個難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萬難民。拉貝作為非常時期的「執行市長」，面對的困難像千萬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納粹身份，與日軍巧妙週旋，與日本領事館反覆交涉、抗議，阻止日軍的恣意侵犯和屠殺；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設為「西門子」難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個附近的居民。

30萬難民困居在淪陷的南京城的安全區內，要吃、要喝、要生活，即使維持一個最基本的生存狀況，每天也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資。從檔案裏得知：安全區籌劃設立之初，南京市政府對設立安全區一事表示贊同，並表示對安全區內的公共場所、學校或空間、房屋，國際委員會均可撥用，並請警察廳派警察妥為保護。關於難民的糧食問題，則於11月28日先行撥出米食3萬石交難民救濟委員會暫為保管。安全區成立後，南京市市長馬超俊轉給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現金10萬元，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撥交軍糧存條兩張(一為米5萬石，一為麵粉10萬包)。

拉貝在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期間，南京已經淪陷，警察已不復存在，安全區裏的一切事務都需要國際委員會來安排處理。既要想方設法與日軍聯絡儘量保證安全區內難民的生命安全，又要千方百計防範倭寇闖入安全區裏姦淫燒殺，即使如此，災難仍時有發生。不到4平方公里的難民區，聚居30萬人口，其環境狀況，衛生條件完全可以想見，因此衛生醫療事宜當屬重中之重，嚴防疫情發生，尤須警鐘長鳴。拉貝和全體委員們競競業業、恪盡職守、終日勞累、無怨無悔的國際主義精神，讓難民們由衷的崇敬。

拉貝先生每天忙碌之餘，還天天書寫日記，用日記將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犯慘絕人寰的罪行記錄下來。但是，由於拉貝回國後經歷坎坷，日記隨之塵封。直到1996年，《拉貝日記》在美籍華人張純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尋訪下才得以重見天日。1997年8月，在整整60年之後，時隔南京大屠殺一個甲子，《拉貝日記》中文版在南京得以公開出版，當年底，在德國前駐華大使埃爾文．維克特（Erwin Wickert）先生的努力下，德意志出版社（DVA）出版了《拉貝日記》的德文版。（不過，無論是德文版還是英文版、日文版，都是日記原文的部份節選，章節選擇略有不同，而中文版出版的則是日記全本。）

根據檔案記載：杭立武動議設立難民區的想法應該是1937年11月16日。不約而同的是，1937年11月17日，時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的魏特琳女士也致信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建議在南京設立一個安全區域，美國大使館當天就回信魏特琳，明確表態贊同此事，並打算代為向日軍當局轉達。

魏特琳（或譯沃特林，中文名華群），美國基督會在華女傳教士。1912年畢業於伊利諾斯大學，之後受美國基督會派遣來中國，擔任安徽廬州府（合肥）基督會三育女中校長。1916年金陵女子大學在南京成立時，她擔任教育系主任，後曾經一度擔任代理校長。隨後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1937年日軍領占南京，大部份教職員撤往四川成都，借華西協和大學的校園繼續開辦，魏特琳則留在南京照管校園，他把校園開辦成難民收容所 ，專門收容婦女。從12月13日到17日，金陵女大難民所收納了8000多位難民，學校所有的大廳和走廊都住滿了人。魏特琳既充當了保姆的角色，又要充當保護者。她製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鋪在校園當中的草坪上，以此趕退前來侵犯的日本兵。 　

因為這裏專門收容婦女，因此金陵女大成了日本兵的目標。當日本兵欲強行進入校園時，魏特琳就會衝日本兵大喊：「這是美國學校！」

日本侵略者佔領南京後，強迫市民帶上印製有太陽旗標誌的臂章，一天，一名少年進入難民區給姐姐送飯，忘記將臂章取下來，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這個，你是中國人，你的國家並沒有亡。你年紀很輕，你要記著，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這個。你看見些甚麼，永遠不要忘記！」說完她幫少年取下了太陽臂章，拋在地上。

在南京大屠殺那段黑暗的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婦女眼中的守護神，是難民們賴以生活的精神支柱。隨著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湧入，校園裏的難民一再暴漲，1938年年初，金陵女大難民所中難民的數量達到了一萬多人。在這段日子裏，魏特琳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了每天的生活，記錄了日軍的暴行。成為日後的罪證。

長期的勞累、繁重的校務，以及戰爭給魏特琳精神上帶來的長期刺激，使她總處在一種疲憊不堪的狀態中。1940年春天，魏特琳得了精神憂鬱症，病情日益嚴重，那年5月19日，病重的魏特琳離開了她工作了20多年的中國。 　　

在美國治療期間，她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多年來我深深愛著金陵女大，並試著盡力幫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願為中國人服務。」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美國病逝，享年55歲。

魏特琳去世後，被葬在美國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鎮，墓碑的正面，刻著四個中國大字：金陵永生。

在南京淪陷中國同胞遭受大屠殺的日子裏，在「南京安全區」、「金陵女子大學」盡心盡力救助難民的同時，還有德國友人卡爾．京特，丹麥友人辛德貝格一起在江南水泥廠開辦難民收容所，用他們的智慧與愛心救助了大批的南京難民。

在那倭寇侵華，戰火紛飛，南京難民隨時隨地都會遭到姦淫、屠殺的歲月裏， 約翰．拉貝、魏特琳、卡爾．京特，辛德貝格等10多位國際友人，用他們的博愛之心，展開有力的雙臂，不僅拯救了30多萬中國人的生命，而且捍衛了人類的真理和尊嚴。他們是和平的使者，正義的化身。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後，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早已廣泛深入中華民族的人民之心，因此上述不顧個人安危、不遺餘力救助難民的西方國際友人，都被南京人敬稱為救苦救難的「活菩薩」！他們將永遠被中國人民所銘記。

1946年2月，中華民國國防部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依法向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申請引渡南京大屠殺的元凶谷壽夫，以及紫金山下殺人比賽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戰爭罪犯，1947年2月，在南京公開審判殺人惡魔谷壽夫等人，他們的罪惡是十惡不赦，就是判他們死十次、死百次，都難抵當年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惡。

甚麼是野蠻？甚麼是文明？只有在人性的層面，才能加以區分。回想當年，日軍殘殺我中國同胞時，一刀一條人命死去，一梭子彈，一排排活人倒下，其殘忍、殘酷、殘烈之狀，令人不堪回首，然而，當審判他們的時候，我們仍然得賦予每一個十惡不赦的戰犯以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公正的依法進行審理。該判他們甚麼刑呢？能判他們磔邢嗎？能判他們剝皮抽筋點天燈嗎？不能啊，因為世上有法律這根準繩啊，最高刑罰不過是個死罪。

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伏法於南京雨花臺，4月26日，谷壽夫在成千上萬南京人的怒目相視下綁縛刑場，執行槍決。　　

為了還原歷史，紀實性歷史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攝製組，行程數萬里，採訪當年親歷當事人，努力收集紀實影像資料，向我們展現了一些南京大屠殺的慘狀，該片在解說詞中告訴我們：【「嚴懲」是日本人服眾的方式，但他們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出來的民族性的差異，而造成了人神共憤的大屠殺事件。從1937年12月13日開始，延續了45天，，這一群看起來井然有序受過訓練的日本軍人，在南京城所犯下的罪行是無法用人類的語言、文字以及智慧所及的一切工具所能描述的。

1937年南京的浩劫，在人類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因為人不可能做出比這一場屠殺更殘酷冷血的暴虐行為。

南京屠城假如是一本書，你會難以置信；假如是一部電影，你會嫌他誇張。因為它離譜的超過了你所能想像的範圍，但實際上你所看到的，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

你現在所看到的畫面，其中沒有一張照片，一寸膠捲是中國人留下的，因為當時我們逃命還來不及呢！現存的這些第一手證據，多來自外籍記者和外國傳教士之手。其中有的是日軍在沾沾自喜之餘，攝影留念的「作品」，當他們把這些底片拿到南京一家照相館沖洗的時候，被老闆偷偷地多洗了一份留了下來，後來成為軍事法庭上的有力證據。（這位照相館老闆叫吳璿）。根據1946年東京軍事法庭的確認，1937年日軍在南京屠殺的中國人應為34萬人。其中被炸死和零散虐殺的約為15萬人，集體屠殺的軍民同胞則高達19萬之多。】（紀實性歷史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二集．南京屠城）

事實上，日軍從1937年11月起，在我國長江三角州犯下的罪行，涵蓋江蘇、浙江和安徽3個省份。燒殺擄掠，強暴婦女，遠不止南京一個地方。從上海到南京，這一片橫寬300多公里，縱深120餘公里廣袤富饒的土地，在30萬日騎蹂躪過後的慘狀，可謂是罄竹難書。日軍在京滬這一條線上，究竟殺害了多少中國人很難統計，但單就江蘇一省江寧、無錫、句容、昆山、江浦、青浦、如皋等17個縣的統計，大概可以看出個眉目來。這17個縣災前人口大約為598萬餘人，災後僅剩下509萬餘人。以中國農民生活狀況而言，流動率是很小的，在消失了的90萬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是死於非命的，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在這一片土地上的財產損失，人命死亡絕不下於南京。

南京…1937…30多萬鮮活的生命倒在日寇的屠刀之下，血流成河，屍堆如山，其慘狀不堪回首。所有這一切已成為歷史的定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作為歷史的見證留給了後人。面對這天怒人怨、人神共憤的人為慘劇，日本當局，大和民族該如何進行發自內心的懺悔呢？但遺憾的是，時至20世紀終了，日本政府從未承認進軍支那是一場侵略戰爭，同時還告訴他們的後代，所謂南京大屠殺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這不是一個文明民族所應有的道德表現！

日本一直希望能成為「正常國家」，但是，由於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政壇上活躍的政治人物們，對日本二戰時期所犯下的戰爭罪、侵略罪、殺戮罪……沒有任何的反思與懺悔，更不要說向受害國家、受害民族道歉謝罪了。不僅如此，更有甚者，歪曲的歷史觀產生顛倒的是非觀，從修改教科書，到否定大屠殺，到翻案東京審判，日本一些人自上而下推動的「新歷史教育」攪亂了人們對二戰史實的認知。日本人忘記了人生的一個基本常識：歷史決不能隨意編造！所以，至今的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追求，仍然只是一個希望。

德國同是二戰中的戰敗國，世人均認同德國已是「正常國家」，世人看到的是，德國邁出「正常化」的第一步是徹底清算納粹罪行，象徵行動是1970年12月7日總理勃蘭特在納粹受害者紀念碑前的「一跪」。勃蘭特作為德國總理這誠心懺悔的一個跪拜，不僅使受害國的國人原本對德國法西斯的百般仇恨，為之冰消，同時對德意志人（日爾曼人後裔的一個分支）產生由衷的敬佩，因為德國人的反思和懺悔是真誠的，是發自內心的。

日本則不同，同為昔日加害國，自2001年後曾3次組閣出任首相（87任、88任、89任）的小泉純一郎「總理」，卻在理當反省侵略的紀念日，竟選擇了在供奉有14位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前不是「一拜」，而是先後6次參拜，這充分表現出了大和民族扭曲的靈魂和從未認罪、不願悔改的陰暗心態！二戰之後半個多世紀來，儘管日本的經濟非常發達，但在政治上，特別是人倫道德上，乃是一個令人不屑一顧的悲哀的侏儒！他怎麼能夠成為「正常國家」呢？

不過，歷史的真實，無論如何都是掩蓋不了的。當時外籍記者和外國傳教士在日軍作案時，現場拍攝的照片及影像資料，以及《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所記述的日軍暴行，這都是鐵的證據。這些證據將把侵華日軍暴虐殘忍的罪行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