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艱難困苦 玉汝以成

近代，幾乎每一個掌權為政的人都瞭解，文化教育對於國家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然而在施政環節的排序中，教育則又往往是落後於許多更現實的問題之後，因為，教育畢竟是百年之計，是遠大理想，而政治則是現實的，立竿見影的。平時如此，戰時更是如此。

中國的百年積弱受盡欺凌，究其根本原因，說穿了就是文化教育問題。直到清季末葉，西風東漸，為政者吃到了苦頭，才漸漸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

中華民族直到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才把普及文化教育事業擺進政府的議事日程。

不能看的人是瞎子，

不識字的人也算瞎子。

瞎子苦，

不識字的也苦。

這是「十年建國」中，推行平民教育課本中的一篇課文，不但語言質樸，而且語意明快，通俗易懂，可見當時平民教育教材質量的優秀。

大型紀實性歷史記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製作組對民國初年國民受教育狀況調查研究後說：

「據統計，從民國十八年到二十五年，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八年間，從17.1%提升到43.4%，算是相當可觀得了。但即是如此，以戰前四萬萬人口來攤，大約一萬六千個人當中只有一個大學生，四千四百個人當中才有一個受過中等教育，而具有小學程度的則為六十分之一。像這樣的成績單，對後人而言，是很難想像的，更不幸的是，中日戰爭跟著爆發，連這麼點脆弱的秧苗也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在這裡，我們不僅要再一次強調：中華這個民族的堅韌性，並沒有因為戰火而徹底摧毀我們的教育，相反的，卻使之更加發揚蹈厲，桃李滿園。」 （紀實性歷史記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抗戰初期，我國教育曾面臨一次「取向認同」的危急——即是否需要實行「戰時教育」的爭論。當時有一部份人認為，強敵入侵，國難臨頭，應該打破平時教育的體制與內容，以配合戰時的需要，例如梁漱溟，就是持這一觀點者之一。另一部份人則認為不然：教育乃百年大計，不應受戰爭影響，應一如既往，維持平時教育，按步就班，紮紮實實培養人才。胡適、傅斯年等人即持此觀點。如此糾葛纏戰，爭論不休。面對如此重大國策究竟該如何解決？戰時教育方針該如何確立的問題，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三月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對此進行專題研究。蔣介石在會上就抗戰、救國、建國大政方針問題發表講話。他說：「我們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是民國十七年五月召集的，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是民國十九年四月召集的，這次是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距離前屆的會議已有八年餘，會議的舉行正在我們全國抗戰建國積極革命的時期，所以使命是特別重大。

這一次教育會議的任務，當然是要檢討教育界的現狀，研究改進或補救的辦法，解決教育上當前種種困難問題，但我所要求於到會諸君的，更望諸君確認中華民國此時之需要，把握住教育上的中心問題，以全副的熱情和真誠，負起救國建國的責任，這就是說，我們要認定教育上一定的目標，要以革命救國的三民主義為我國教育的最高基準，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創造現代國家的新生命。我常說：「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成，教育是一切事業的基本，亦可以說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繫的總樞紐，所以必須以發達經濟增強武力為我們教育的方針。」尤其是這個抗戰建國時期，我們必須發展經濟以充實戰時的國力，以奠立戰後建國的基礎，更必須增強武力以期一方面克敵制勝，一方面建國建民，我們要由戰時種種艱苦困難的當中，造成我們中國為富有活力富有前途的現代國家！

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制度呢？還是保持正常的教育系統而參用非常時期的方法呢？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個人的意思，以為解決之道，很是簡單，我這幾年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我又說：「戰時生活就是現代生活，現在時代無論個人或社會，若不是實行戰時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滅亡。」我們若是明瞭了這一個意義，就不必有所謂正常教育和戰時教育的論爭，我們因為過去不能把平時當作戰時看，所以現在才有許多人不能把戰時當作平時看，這兩個錯誤，實在是相因而至的，我們決不能說所有教育都可以遺世獨立於國家需要之外，關起門戶，不管外邊環境甚至外敵壓境了，還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緊張起來，但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制課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擱在一邊，因為在戰時了，我們就把所有現代的青年無條件的都從課室實驗室研究室裡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裡，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的工作，我們需要兵員，必要時也許要抽調到教授或大學專科學生，我們需要各種抗戰的幹部，我們不能不在通常教育系統之外去籌辦各種應急人才的訓練，但同時我們也需要各門各類深造的技術人才，需要有專精研究的學者，而且尤其在抗戰期間更需要著重各種基本的教育。」（蔣介石文集•演講•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四日）

由以上講話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抗戰處於極度艱苦的歲月，蔣介石先生仍不忘記教育乃立國之本的古訓。他要國人，尤其是社會賢達，知識精英們一定做到「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他告訴大家「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成，教育是一切事業的基本，亦可以說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繫的總樞紐，所以必須以發達經濟增強武力為我們教育的方針。」這是對抗戰、救國、建國的深刻見解。

接著，蔣公放眼長遠，語重心長地告訴與會諸君：「我們為適應抗戰需要，符合戰時環境，我們應該以非常時期的方法來達成教育本來的目的，運用非常的精神，來擴大教育的效果，這是應該的，譬如我們各級學校在戰時要力求設備方面的節約，起居方面的簡單和刻苦，——我們看前人畫荻教子，用如此簡單的教具，也可以教出有名的人物，有如囊螢映雪，也不廢讀書，這是我們戰時師生所應該取法的——以及學生訓練方面，課目範圍的擴大，與不必要課程的減少，社會教育方面對於學校機關人力的儘量利用，這些問題可以舉一反三，不能枚舉，總而言之，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就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我們要估計到我們國家要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那麼我們國民的知識能力應該提到怎樣的水準，我們要建設我們國家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各部門中需要有若干萬的專門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供給的，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的。」 （蔣介石文集•演講•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四日）

古人說「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蔣介石強調，抗日戰爭不只僅僅是為爭取民族生存，更重要的是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抗戰勝利之後，要力求使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因此，我們在各個部門中需要有若干萬的專門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供給的，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的。教育事業不僅僅只是對莘莘學子們進行教育，同時還承擔有社會教育，民眾訓練的功能。只有全民受到教育，國民素質才能整體提高。

生養教化，國之根本，教育大業，任重道遠。蔣介石在萬馬倥傯中，對教育界諸君寄予無限的希望。

人所共知，蔣介石先生出身行伍，沒有上過大學，不曾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對國家教育的功能，卻有著如此深切、高遠的真知灼見，真真是難能可貴。有人曾用譏諷的口吻評價蔣公說：蔣介石，學歷不高，才高；學識不多，謀多；學業不精，術精。若將這一評價孤立的去看待，確實是譏諷意味極為深長。若與蔣公民國二十八年教育工作會議上的演講和他領導抗日衛國戰爭的戰略政略結合起來看，這一評價倒也獨到精準，符合實際，未必就能起到譏諷的作用。

通過這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蔣介石的啟發引導下，舉國上下從此確定了戰時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教育方針，也留給了校園一方學術自由的空間。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民國27年3月—民國33年11月在任）的陳立夫先生回憶說：「我們的教育不單是抗戰啊，要建國嘛，我們的教育方針是抗戰建國，建國也是…打仗啊，建國，打仗，我們的教育還是一樣要辦，這一個工作就是，這個學校能夠照常進行。直接打仗啊，不影響教育，非但不影響教育，而這個教育要為國家未來的建設培養人才。」

「我擔任這個工作的時候，那個錢沒有。國家打仗錢都沒有，這許多學生啊，十多萬的學生嘛，要往後面走，要照顧他們，要給飯給他們吃，所以這個東西很麻煩。最後我就給他叫用「貸金」，「貸金」你曉得吧？「貸金」是借的，不是給他們的。這樣子的話，這個財政方面，財政部方面的人啊覺得好一點，將來要還的嘛！」 （紀實性歷史記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由此可見，在戰時雖物力維艱，但政府並沒有放棄百年樹人的教育責任，更是放眼未來，一心一意為建國事業育才儲材。這就是蔣公介石，極具遠見的戰略眼光。

對日本軍國主義者而言，打從「九•一八」開始，就恨透了當時國內一些知名的大學，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學校便是抵制日貨、鼓吹抗日的大本營。因此戰爭已開始，就猛烈攻擊這些毫無武裝的學府，首先遭殃的便是南開大學。當時任教南開的吳大猷先生回憶說：「這個盧溝橋事變過後沒有多少天，這個日本這個是用空軍，用很低的飛行的這個…故意來炸南開大學，就是我們在這個英租界，在這個樓上就可以看見日本人的飛機啊，那種…因為中國沒有完全抵抗，因為是學校嘛，根本沒有抵抗，只炸剩一座樓。我們叫「科學館」。那科學樓啊，那是一個比較…我們最講究，最好的一個樓，那一個樓他沒炸，為甚麼他不炸，也很…也不清楚。」（紀實性歷史記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日本人對校園的破壞與亂炸，激起了知識青年的憤恨怒潮，這些當初鼓吹抗日的年輕學子，終於嚐到了雞蛋碰不過石頭的苦頭與無奈，現在他們所能做到的，只有滿懷著怒火，跟隨政府到大後方去，期待來日再雪恥報仇！他們深深地認識到，只有做好抗戰建國工作，才能為死難的同胞復仇。這股風潮鼓舞著一波又一波青年學生，像排山倒海一樣湧向大後方，在這個行列裡，有許多十三四歲的中學生。陳立夫先生回憶說：「本來這個中學歸地方…歸省上啊，中央不管中學的，你懂嗎？那麼這個時候怎麼辦？這許多青年往…淪陷區（口誤，應為『大後方』）往淪陷區…往後面來，你不能不照顧他們。照顧他們，有哪個人照顧他？當然只有中央來照顧他。所以沒有辦法，就辦這個國立中學。國立中學，中學…本來沒有國立中學的，是國立就是大學了。建學呢這個…這個事情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是辦了30幾個國立中學，就沿著…沿這個…淪陷區邊上面，所有從淪陷區出來的一般青年啊，都是赤手空拳，他們甚麼東西都沒有，我們要給他們照顧，要照顧他們讓他們有書念。」 （紀實性歷史記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根據查證：「當時國立中學的準確數字應為34所（包括女子中學），此外還辦了23所簡易師範學校和14所國立職業學校。至於大專以上的國立學校，戰前共有108所，七七之後，後遷的只有52所，停辦17所，25所遷入租界繼續辦學，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才紛紛停辦，剩下14所本來就是設在後方的。」 （紀實性歷史記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由此可見戰爭對教育事業的影響之大。

在硝煙瀰漫，戰火遍地的歲月裡，每所學校在搬遷的過程中，艱難困苦，五味俱嚐，所遇險阻，一言難盡。在長途遷徙的大行列中，最為不幸的是廣東文理學院，在八年抗戰中，一共遷了八次，比較幸運的算是南京中央大學，因為它只搬遷了一次。中央大學其所以能夠比較幸運，這應歸功於校長羅家倫先生，行動早，準備充分，尋找多處校址比較選擇的結果。

一九四一年六月，羅家倫先生在重慶曾寫下「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一文，文中記述了他對抗戰的認識與央大搬遷的經過。

在這裡，想以中央大學遷徙過程為例，做一簡單敘述，一窺當年學校搬遷中的百般滋味以及教育家們的抗戰精神。

七七盧溝橋的炮聲打響之後，羅家倫即斬釘截鐵的告訴日本軍國主義集團：「武力佔據一個國家的領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個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他認為強寇入侵，國難臨頭，只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在國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奮起抗敵，徹底打敗日本軍國主義者，取得最後勝利是肯定，毫無疑問的，但這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日。

盧溝橋事變發生一個禮拜，即七月十五日，羅家倫校長就開始作遷校的佈置。即囑總務處將一年以前冀東事變時，預備好的大木箱，裡面釘了鉛皮預備長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隻，將重要的圖書儀器裝箱。同時又請幾位教授，分兩路一向重慶一向兩湖出發，尋覓適當校址。教授們都拋開了家庭不管，為遷校長途奔波，吃了許多辛苦。王書林先生曾一度赴湖南醴陵覓校址，被縣長當做漢奸捉起來了，經朱經農先生去電，方纔釋放。原因是這位縣太爺不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學！後來王先生回到武漢，羅家倫請他設了一個辦事處，做一個中途的腰站。羅家倫校長接到各路調查的報告以後，經詳細考慮，決定將校本部遷往重慶，遂將申請搬遷的報告遞交教育部。但是這個決定，卻受到了校內校外不少的反對，不少人以為何必遷得這麼遠。羅家倫先生告訴大家，他的見解是：「第一，我斷定這次抗戰是長期的，文化機關與軍事機關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遷地點，以水道能直達者為宜，搬過小家的應當知道搬這樣一個大家的困難。第三，重慶不但軍事上為險要，而且山陵起伏，宜於防空。」

當把最重要的圖書儀器裝好箱，運到江邊怡和太古躉船上時，敵人對南京的大轟炸就開始了。中央大學是日寇飛機轟炸的目標之一，這次嚴重的轟炸，中央大學損毀房屋七八處，死了校工七人。羅家倫說，這是敵人對付我們文化機關的猙獰面目！但是這種猙獰的面目，嚇不了我們。受了大轟炸以後，遷校工作，立即加緊進行。重慶新校地址已經選定，建築新校舍的材料也都大致準備就緒，只等教育部簽發同意搬遷的複令。

九月十八日南京外交團接到敵人通告，說是二十日要不分皂白的濫炸南京，請各國外交人員避開。二十二日敵機一百架轟炸南京，二十三日羅家倫奉到准遷重慶的部令；於是便立刻告知重慶，囑其迅速動工建造新校。

中央大學這次搬家，可以說是較有計劃有組織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的西上，這次搬遷的東西，有極笨重的，有很精密的；還有拆卸的飛機三架（航空工程教學之用），泡製好的屍體二十四具（醫學院解剖之用），兩翼四足之流，亦複不少。

中大牧場中有許多國內外優良的牲畜品種，應當保留。為了能夠一起搬到重慶，學校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輪船的一層船艙，將好的牲畜品種，每樣挑選一對，隨著別的東西一起西上。這真是實現唐人「雞犬圖書共一船」的詩句了。可是還有餘下來在南京的呢？怎麼辦？羅家倫先生離開的時候，告訴一位留下管理牧場的同仁說，萬一敵人逼近首都，這些餘下的牲畜，你可遷則遷，不可遷則放棄算了，我們也不能怪你。可是這位管理員——王酉亭決不放棄。敵人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南京的，他於九日見軍事形勢不佳，就把這些牲畜用木船載運過江，由浦口、浦鎮，徒步西行。這年過年時，「大軍」趕到豫皖兩省交界處的葉家集。王酉亭電告重慶中央大學，告知費用困難。「羅校長接電後，急電匯款至葉家集郵局轉交，並電告西行「大軍」不可再去武漢，須沿大別山北麓公路西行，過平漢路，再沿桐柏山南麓徑趨宜昌。」 「動物大軍」在耗時一年後抵達宜昌，行程約三千華里。「大軍」趕到宜昌後，宜昌交通部門的負責人深為教工們堅韌不拔的精神所感動，同意擠出艙位並不收運費，輸運乳牛、羊等活口至重慶。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豬和用籠子騎在它們背上的美國雞、北京鴨，可憐也受日寇的壓迫，和沙漠中的駱駝隊一樣，踏上了他們幾千里長征的路程，每天只能走十幾里路，而且走一兩天要歇三五天。居然於第二年的十一月中旬到了重慶。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羅家倫校長由沙坪壩進城，已經黃昏時分了。司機告訴校長說，前面來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學的，因為他認識趕牛的人。羅家倫急忙叫他停車，下車一看果然是的。這些牲口經長途跋涉，已經是風塵僕僕，趕牛的人更是鬚髮蓬鬆，好像蘇武北海歸來一般。領導這次「動物大軍」長征的，就是管理牧場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時的月薪不過八十元！

國難當頭，為了抗戰救國建國，月薪不過八十元，管理牧場的王酉亭先生，堅韌不拔，堅強不屈，不辭辛勞，與牲畜為伴，風塵僕僕，千里跋涉，將他率領的「動物大軍」，安全轉移到中央大學的新校區，其敬業愛崗之精神，實實令人欽佩！

中央大學西遷重慶之後，羅家倫胸中有個聖神的目標，就是教學的標準決不能比在南京時降低，學校的規模與實力一定要超過以往。西遷以後，中央大學增添了一個師範學院，將以前教育學院原有的系維護和改隸以外，還添了七系一科。工學院添了航空工程、水利工程兩系，電機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從單班加到雙班，機械工程系從單班加到三班，又加了一個低級的技工訓練班。醫學院添了四個年級（從三年級到六年級）、添了一個牙科門診部，還辦了一個較大規模的醫院。農學院添了一班畜牧獸醫專修科。研究院則加設有七個研究部（政治經濟、物理、化學、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教育心理），授過多次的碩士學位。學生人數，明顯增加，在南京最後一學年不過1072人。到1941年則大學和研究院部份共計3153人（隨時略有增減），較南京時約加三倍。外加實驗學校651人，技工訓練班50人，共計3854人。應屆大學本科畢業約400人，所招新生，當然視合格成績而定人數，但無論如何，必較畢業生人數為多。至於所開課程，在南京最後一學年全年共為524種，1941年上學期為737種，下學期為829種。都是按照教育部所頒部定課程標準開的。 因為學生人數的增加，院系的增加，課程的增加，所以教員人數，均相應增加。1941年下學期開學時，計教授副教授183人，講師39人，助教179人。戰區學生經濟困難的和一般學生伙食困難的由政府給予各種貸金。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此外還有獎學金和公費免費種種名額。師範學院學生是全部公費待遇的。醫學院學生從一年級起，指定為公醫生，也是全部公費待遇的。

戰時教育，一如平常，學校盡心，政府盡力，為了抗戰建國取得勝利，在敵人瘋狂的轟炸聲中，每所學校無不腳踏實地為國家未來的建設需要，不懈地培養著各類人才。

「1932年我到中大就職的時候，常以十九世紀初葉柏林大學所負的責任來互相砥礪；至今回想，去這理想還不知有多遠。我當時並且以找著對手方來抗日的理論，勉勵學生。我認為敵人的稱強，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們抗日不只是我國的兵找著敵人的兵來抗。而且，要我國的農找著敵人的農來抗，工找著敵人的工來抗，商找著敵人的商來抗，學校找著敵人的學校來抗。所以中央大學抗日的對象，就是敵人的東京帝國大學。我們現在應該問我們的科學和一般學術，抵抗得過敵人的科學和一般學術與否。我們希望我們以科學與一般學術，壓倒敵人，就是我們的空軍強大到轟炸東京的時候，我也不希望他轟炸東京帝國大學，像他們對付我們一樣。我認清敵人可以炸毀的是我們的物質，炸不毀的是我們的意志！炸得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結果，炸不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經驗！」(羅家倫• 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

當年遷校路途最遠的是北平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和天津的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這三個學校地處華北，遷校計劃中特別優先，最早收到搬遷命令。三校首次搬到湖南長沙，在長沙仍頻遭敵機轟炸，遂再次搬到雲南的昆明。三校師生分作兩部份，身體好體力強的步行跋涉，行程1600餘公里走到昆明，身體弱體力差和老教師們坐海船繞道河內再到昆明。在昆明，三校聯手成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

「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西南聯大的領導系統與管理方法，可以說是完全體現了這個精神。學校行政有兩個機構，一個是校務委員會，一個是教授會。校務委員會是權力管理機構，校務委員會委員由教授會民主推薦，校長批准任命，校長為校務委員會當然主席。校務委員會通過民主討論和決議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務。教授會是一個校務諮詢機構，雖不是權力機構，但很有威望，成員包括全校教授，經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選常委會主辦。教授會是校長的得力參謀，也是辦學校務得力骨幹的資源庫。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誕生於八年抗戰國難當頭的歲月之中，全體師生雖孜孜教、學於大後方，但抗日戰場上的隆隆炮聲及與敵慘烈的廝殺聲，卻無時不震響於全體師生的耳旁，抗戰的前途，民族的命運時時縈繞紆胸懷。真可謂是：

槍聲炮聲轟炸聲聲聲入耳，

國事戰事存亡事時時關心！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中國必勝，日寇必敗，這是當年西南聯大全體師生的堅定信念，更是激勵學子們勤奮完成學業的強大動力。1939年，西南聯大常委會核定的聯大校歌。即充分展現出聯大同仁們，對抗戰前途的堅定信心與敏銳的預見性。

聯大校歌《滿江紅》（馮友蘭作詞，張清常作曲)的內容是：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

校歌記述了西南聯大自盧溝橋事變後兩次搬遷的艱辛歷程，歌詞激昂悲壯，寓意深長，充分顯示出聯大師生抗戰的毅力——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與必勝的信心——「千秋恥，終當雪。」「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抗戰建國為國民政府的大政方針，聯大師生始終不忘，「中興業，須人傑。」「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人人立志，個個刻苦，戰勝日寇，報效祖國。

西南聯大與八年抗戰相始終，當年就讀學生不過八千，雖說條件簡陋，生活艱苦，但在全體教師員工的齊心努力下，西南聯大一直是祖國大後方的學術重心和民主堡壘，作為高等教育學府的學術水準，在戰爭年代不降反升，這令世人刮目，八年辛勞在戰後得到了可喜的報償，之後的二三十年間，不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在科學、教育、新聞、出版、工程技術、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這些當年流亡的學生都成了國家的棟樑，科技的精英，甚至榮獲諾貝爾獎，成為世界級的科技頂尖人物。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