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最後關頭

為因應事變擴大，自不能不積極有所準備。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蔣委員長下令在四川的何應欽立即馳赴南京，著手編組部隊，準備全面抗戰。並且指示來在廬山的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火速下山，率領中央軍兩個師北上平漢鐵路的保定或石家莊。此外，更令調山西太原、運城方面的部隊向河北省石家莊集結。同時，又命令各軍事機關準備總動員，並加強各地戒備體制；至於對負責河北軍事的宋哲元，更電令促其堅定決心及加強警戒如左：『守土應其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盧溝橋事變》）

七月十日，中國政府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日軍是有計劃的挑釁行為，極其不法」的書面抗議。同時，令所有軍事機關活動都進入戰時體制，並採取緊急措施：

一、編入戰鬥序列的部隊，第一線為一百個師，預備軍約八十個師，在七月底以前秘密組成大本營及各級司令部。

二、現有六個月用量的彈藥，屯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又考慮到兵工廠萬一被敵機轟炸，可向法國與比利時洽商購辦，並確保經由香港或越南的輸入路線。

三、準備兵員一百萬人、軍馬十萬頭的六個月糧秣。

在這個期間的華北當地，中日雙方是在兩軍對峙敵視的狀態之下進行交涉。

七月九日，日本「支那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由天津到達北平，和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一再洽商之後，於十日向秦德純提出「第二十九軍負責人道歉，中國方面撤兵」等內容的要求；接著，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由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為中國軍方代表繼續交涉。張自忠正在病中（腸炎），臥於病榻之上折衝，結果，他未向中央請示便遽行於十一日下午八時與松井太久郎簽署了如左的協議﹕

一、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方表示遺憾，並處分責任者，將來負責防止再發生類此事件。

二、和豐台日本駐軍過於接近的宛平縣城及龍王廟，不駐中國軍隊，改以保安隊維持其治安。

三、徹底取締抗日團體。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對於這個協定已經予以同意；但中國政府方面則由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備忘錄一份通知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任何諒解或協定，未經中央核准者無效。」

此時，宋哲元由於還沒有摸清楚東京方面已在進行著使日軍擴大事變的動向，故而擅自同意成立協定。

日本政府決議擴大戰火。

七月十一日，在東京日本首相官邸舉行五相會議，決定派遣內地三個師團，朝鮮一個師團、「滿洲」兩個旅團的兵力，並即下令朝鮮和「滿洲」方面部隊向華北出動。

當天傍晚，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如下﹕「此次事件，完全出於支那方面計劃性的武力抗日行為，已屬無可置疑。因此，政府在本日之閣議中已下重大決心，關於對北支（華北）出兵，政府業已決定為其應行採取的必要措施。」（《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盧溝橋事變》）

針對日本政府聲明，蔣介石七月十二日寫下如下日記：『倭關東軍到津；內閣昨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華政策，全國政黨與產業界宣言擁護其閣議。以餘觀之，皆為其外強中乾之表現；但戰事勢必擴大，不能不亟謀應付之方。』（《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七月十四日（一九三七年）日軍「支那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派該軍參謀專田盛壽向冀察政務委員會強硬提出為解決事件的七項協定細目。其內容則一如中國方面之所預料，非僅止於軍事的停戰，而擴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條件在內：

一、徹底鎮壓共產黨之策動。

二、罷黜排日之要人。

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統機關應從冀察撤退。

四、排日團體如藍衣社、ＣＣ團等，應撤離冀察。

五、取締排日言論、宣傳機關及學生與民眾運動。

六、取締學校與軍隊中的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備由保安隊擔任，中國軍隊撤出城外。」（《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這一「協定細目」亦於十九日簽訂。

在此之先，蔣委員長已於十三日致電在當地負責交涉的宋哲元予以指示：「『萬勿單獨進行，不稍與敵方以可乘之隙。』並命令其徹底抗戰；可是，宋哲元雖然已到了這個階段，還是執持希望「當地解決」，並讓張自忠等人進行交涉。十九日，由張自忠簽署了大致照日軍要求內容的「協定細目」。」（《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盧溝橋事變》）

十一日的「停戰協定」和十九日的「協定細目」，都未報經中央承認，而且連在當地的交涉原委，宋哲元也毫未向中央報告；地方當局像這樣地擅自進行交涉，使後來的事態解決為之棘手。

七月十六日，蔣介石再度致電宋哲元和秦德純，要他們冷靜而嚴謹地面對現實，提高警覺，不要在對日交涉方面發生差錯：「『連日，對方（日本）盛傳兄等已與日軍簽訂協定，內容大致為：（一）道歉；（二）懲兇；（三）（盧溝橋）不駐兵；（四）防共及取締排日等項。此種協定條款，殆已遍傳歐美。綜觀現在情勢，日本決以全力威脅地方簽訂此約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簽訂協議為第一，俟大軍調集後再談政治條件。……今事決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堅持到底，則成敗利鈍，中（蔣總統）願獨負其責也。如何？盼復。』

但卻未見復電到來。

七月十八日，乃再電宋、秦二人促其警覺。

『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當上海一二八之戰，本於開戰之前已簽和解條約，乃於簽字後八小時仍向我滬軍進攻。此為實際之經驗，特供參考，勿受其欺。』」（《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至此，必須認清當前的事態已經不是地方性的局部問題，而是涉及到中國主權和國土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問題。對於日本、對於全中國的軍民，現在都是到了必須宣示中華民國的決心的時候。於是。蔣委員長即向全國軍民發表了「最後關頭」的演說，即「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這個文獻，是於十七日在廬山談話會演說「對於日本的一貫方針與立場」的筆記，隔了一天，國民政府纔公開發表：「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出種種的新聞，說是甚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虛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祗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須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沈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六年．演講．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

「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就是當年蔣介石面對中日大戰一觸即發態勢的鮮明主張。

戰爭，就意味著對無辜生靈的殺戮，對社會財富的破壞，對人類文明的毀滅。天下事破壞容易建設難！這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當政者必須要懂得的基本道理，凡有良知、具仁愛之心的當政者，絕不發動侵略戰爭。

面對盧溝橋事變，蔣介石向全國軍民表示：「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並強調：「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極其明顯：即任何解決，都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而在日本方面，正在窺伺著這個最後關頭的到來。就在同一天，外交部收到日本駐華大使館送來一件照會，反而責難中國政府的態度是挑戰的；並要求「中央政府對於華北地方當局解決條件之實行勿予妨礙。」外交部遂立即覆文反駁：「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

七月二十日，　蔣委員長由廬山回到南京，召集軍、政負責人研討對策。

同一天，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拜會外交部長王寵惠，反覆要求：（一）南京方面應承認在華北當地的一切協定。

立即停止煽動反日，並停止中央軍北上。

外交部長王寵惠則一再主張：任何協定都必須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認。中國政府絕無擴大事變的意圖。

誠然，事態已經相當複雜：中國政府業經表示決不容許日本擴大侵略，如果對方向天津北平出動軍力，那就是意味著「最後關頭」的到來。可是，在另一方面，雖然是未報經中央容許，但在當地的二十九軍和日軍之間已有「協定」及「協定細目」之存在，則是事實。就該「協定細目」看來，在當地的軍隊不經戰爭便放棄平津的最後事態，也是會不難發生的。

鑒於這一發展態勢，蔣介石於七月二十二日，急電宋哲元：【 『聞三十八師陣地已撤，北平誠內防禦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則倭寇待我北平城門通行照常後，彼必有進一步之要求，或竟一舉而佔我平城，思之危險萬分。務望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與倭所商辦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綜核。』 】（《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但宋哲元的復電只是簡單地陳述了十一日張自忠和松井太久郎的「協定」內容。而對於十九日簽訂的「協定細目」則隻字未提。

【蔣總統乃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述：『明軒（宋哲元）只報告十一日與倭方所協商之三條，而對十九日所訂「細則」，尚諱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為宜，使其能負責也。』

當天，又對宋哲元發電如下﹕『中央對此次事件，自始即願與兄同負責任。戰則全戰，和則全和，而在不損害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自無定需求戰、不願言和之理。所擬三條，倘兄已簽字，中央尚可同意，與兄共負其責，惟原文內容甚空，第二條之不駐軍（宛平縣城、龍王廟），宜聲明為臨時辦法，或至某時間為止，並不可限定兵數；第三條之徹底取締（抗日團體）必以由我自動處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為限。此點應明加區別。

『至此事件之真正結束，自應以彼方撤退陽（七）日後所增援部隊為重要關鍵，務希特別注意。』 】（《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盧溝橋事變》）

宋哲元原是馮玉祥屬下的將領，在全國統一之後的一九二九年雖曾反對中央，但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為民前鋒，卓著戰功。

一九三三年三月，宋哲元曾率領部下揚威喜峰口，喜峰口之戰，是中國軍人最初的正規勝利。也是抗戰開始以來的第一次勝利。喜峰口之戰的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

當時天津的《益世報》在滿懷激情的報導中曾讚揚喜峰口之戰說：「法國人忘不了凡爾登英雄，中國人永世萬代亦不能忘記喜峰口的英雄。喜峰口的幾仗，使我們中國人又抬起頭來了。」同時還贏得了「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大刀進行曲」的讚頌。

一九三五年，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時，宋哲元被中央政府任命為委員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南京，但用人、行政的權利則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個半獨立狀態的政治組織。

「七七事變」前後，宋哲元對日本的騙術、詐術，顯然認識不足，故而在對日談判中一度顯得遊移不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與侵華日軍在天津簽訂的「停戰協定」和十九日的「協定細目」，都未報經中央承認，而且連在當地的交涉原委，宋哲元也毫未向中央報告。

為了要將中央意旨傳達給被日方要求「就地解決」所牽制的宋哲元，蔣介石特地派遣參謀次長熊斌秘密北上與宋哲元見面，當面部署一切，解除他迷亂的心態。

熊斌約了在天津的宋哲元於七月二十二日會晤於北平，向他剖析：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千萬不要被日軍甘言所惑，必須堅持抗戰信念。宋哲元這纔逐漸體會到中央的堅定意志，而下定了抗戰決心。

一心想以就地交涉獲得既成事實，並積累起來擴張其華北勢力的日軍，就怕宋哲元和國民政府接觸，以致增加他的勇氣。

和熊斌晤談之後的宋哲元，態度馬上硬化，故而於二十一日開始自北平撤出的中國軍第三十七師，便突然在二十三日停止。

至於日軍方面，雖然在先所成立的「就地協定」中業已約定撤兵，但到了二十三日，不僅盧溝橋、宛平城東、大井村一帶並未撤退，並且有些地方還在增兵和加強構築陣地。

日軍的作戰部署，雖然保持高度秘密，但根據中國方面所獲情報，得知有八個師團約十六萬人已經在向平、津地區集結或在輸送途中；滿載戰車、重武器、彈藥等軍需品的火車連日由山海關駛入河北省，繼續西進。

一再讓步的當地中國軍方面，至此也已經體察到過去所有的就地交涉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而宋哲元對於日軍徒託空言的所謂「當地解決」業已有所察覺。為了對抗業已增強的日軍，一度撤退的中國軍也開始再行進駐於陣地。又為防禦空襲，更將河南省的高射砲部隊調駐河北保定，歸宋哲元指揮。軍政部並命令各處補給基地支援對河北省的物資補給，且將三百萬發彈藥緊急輸送河北。

自蔣委員長「最後關頭」的演說發表之後，全國輿論為之振奮，一致傾向於抗日，對於曾經是「喜峰口英雄」的二十九軍給予充滿期待的激勵。青年學生們更自動自發地協助二十九軍構築防禦工事。

「北京大學全體教授更於二十四日發表宣言：「我們為人道正義、為自由、為和平而犧牲，自所不惜。惟望全世界明達認清這個破壞和平、摧殘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國！」」（《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盧溝橋事變》）

日軍為實現吞占華北的計劃，運用所謂「停戰協定」「協定細目」等折衝手段，爭取時間，調動兵力，一切就緒之後，即從七月二十五日開始軍事行動，先後佔領平津間鐵路沿線各主要車站，二十六日即向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提出內容有：

（一）盧溝橋及八寶山附近配備之第三十七師須於二十七日正午以前撤至長辛店。

（二）北平城內之第三十二師、西宛（北平郊外）之第三十七師部隊亦須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之要求；並於文末言明﹕「如不實行，日軍則採取獨自行動。」實則就是一件最後通牒。

「這一天（二十六日），　蔣總統致電宋哲元指示﹕

『此刻兄應下定決心如下﹕

『一、鞏固北平城防，立即備戰，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復戒備，此地重要，應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揮，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決心大戰，照中（蔣總統）昨電對滄（縣）保（定）、滄（縣）石（家莊）各線從速部署。』」（《蔣總統秘錄．第十三章．　盧溝橋事變》）

翌日（二十七日），日軍已不再等待他自己所定的「期限」，便全面發動了攻擊：午前三時，突襲駐紮於北平東方二十公里之通州的中國軍；繼之於五時又有在十八架飛機掩護之下的騎兵進襲北平南方的團河，該地中國守軍犧牲千人以上。及至午後，北平北方的高麗營、昌平、湯山、沙河各地都陸續受到攻擊。

盧溝橋邊所點燃的戰火，終於在華北中樞的北平四週全面擴散開來。

二十八日拂曉，第二十九軍司令部所在地的北平城外南苑，受到約四十架日軍飛機的反覆轟炸，以及約三千機械化部隊的猛烈攻擊，陣地都被摧毀，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率部奮起抵抗，喋血南苑，為國壯烈捐軀成仁。

七月三十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縱下，成立了由前清遺老江朝宗出面的北平地方維持會。侵略者的鐵蹄趾高氣揚的踏進北平城。

在日軍攻佔北平的同時，天津也陷入火海。在天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再次犯下毀滅中華文化的大罪：七月二十九日夜裏兩點多，日軍在天津市內開始發動戰爭，市區市郊均遭到激烈的炮擊和轟炸。南開大學幾乎被夷為平地。時任《京津泰晤士報》記者的波蘭人愛博斯坦，曾如實記錄下了南開大學遭受日機轟炸、破壞、搶劫的慘狀：日本的飛機一隊一隊飛到南開的上空，飛得很低，簡直就是把炸彈直接投在校園裏那座輝煌的圖書館，館內藏書連同其他建築物立即遭到毀壞。南開大學被炸後，又被日軍佔領。學校的教學樓、圖書館、學生宿舍、工廠、實驗室等再度遭劫，所有教學儀器被破壞殆盡，成套珍貴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運到日本本土。

七月三十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講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回顧「一二八」商務印書館的遭遇，再看這次南開大學的災難，可見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們魔性化、獸性化的表現已經到了瘋狂野蠻的程度！

至此，平、津兩地完全淪於日寇鐵蹄之下！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