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蔣介石的良苦用心
一九O八年，二十二歲的蔣介石東渡日本，入讀日本振武學校，並與陳其美、黃郛結為兄弟，由陳其美引導加入同盟會。振武學校卒業，入高田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砲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一段艱苦軍旅生涯，使蔣介石對日本的國防、軍力以及軍方情緒都有所瞭解。當時他就深感中日未來難免會有一戰，對兩國關係的發展深以為憂。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為促成寧漢合作，自請辭職，赴東京訪問，為了於未萌之際消弭兩國國民同罹戰火之苦，十月二十三日在東京發表了「告日本國民書」，書曰：
【中正遵奉中國國民黨 孫總理之遺囑，從事於中國國民革命，與貴國人士暌違久矣！此次辭職，獲來貴國觀光，對於各種事業之進步，良用欽佩！至個人此來，辱荷各界竭誠優遇，尤深感謝。竊以貴國為我 孫總理革命策源之地，亦即我國民黨前身同盟會產生之鄉，淵源至深，我 孫總理於民國十三年赴北京之前，繞道東來，向貴國朝野有所申說者，無非本其平生一貫之主張，確信中日兩國在國際關係上非切實提攜共同奮鬥，不足以保障東亞之和平，而中華民族之解放，與中國國際地位之平等，即所以完成中國國民革命，亦即我中日兩國共同奮鬥之基礎。中正此來，時日尚淺，然深感貴國國民對我中華民族之觀念，皆已注重於平等待遇之精神，實與中正以深切之印象，故不願失此良機，一本我 孫總理之遺意，重將前義再向貴國國民掬誠申告之。三年以來，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經我中國國民黨之奮鬥，已將我國民獨立之精神，表現於世界，即各國有識之士，亦莫不公認我國國民已具有獨立之能力，如列強之政府，能同情於吾黨之三民主義，不加妨礙，則國民革命之運動，決不至有今日之停頓，其或已告成功矣。竊憶我 孫總理嚐稱中日兩國為兄弟之邦，無論在任何方面觀察，均有唇齒相依之關係，中正深信貴國國民，希望我中華民族之獨立，必較他國國民尤為真切，且貴國人士，提倡中日兩國之親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難實現，此我兩國有識之士，莫不引為憾事者也。中正嚐以為欲期中日親善之實現，必先掃除兩國親善之障礙，障礙為何，厥為中國國民所共棄之軍閥也。在此二十世紀擁有四萬萬以上國民之中國，而竟有中古封建時代之萬惡軍閥，遺留於其間，不僅為中國國民革命進行之障礙，抑且為世界和平及文化發展所不許也。惟其間有不明中國國情之國家，不顧東亞之安危，徒眩惑於目前短小之權利，利用我國民所痛心疾首之萬惡軍閥，以間接壓制我國民眾，阻撓革命新興力量之膨脹，而連結國際間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貽我東亞民族無窮之恥辱，明達如貴國朝野人士，對於東亞百年之大計，其必有遠大之懷抱，而於排除我中國國民革命之障礙，亦必與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賢明之日本國民乎！吾人確信我中日兩國根本之親善，非利用軍閥所能成功，亦非少數人之互相結合，所能奏效，必待我兩國國民與國民間，有自動的及自覺的精神之團結，乃能達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後努力親善之工作，首當掃除國民間以前之誤會與惡感，以及其親善障礙之軍閥，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文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澈底瞭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兩國根本親善之良謨也。否則軍閥之惡劣勢力，一日不除，我國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國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長時日，而我兩國之親善，亦無由實現，其影響於東亞全局之大，固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戰禍，亦將胚胎於其間，是誠足為我兩國前途憂也。我中國惟一親愛民族之日本國民乎！吾人東亞來日之大難，惟有吾東亞民族乃能自決，吾人對於東亞前途之危機，其在共同努力者，正多而至迫切，我國國民，豈復可以漠然置之乎？吾人既知中國內亂之延長，實與貴國前途有莫大之影響，故吾人更不能不努力於我國之統一，期與貴國同負保障東亞和平之重任，吾人更深信中國之國民革命，無論在民族歷史上，革命精神上，以及世界潮流之趨勢上言之，斷無有不成之理，決非任何強權之所能永久干涉與壓迫者也。惟中國革命成功之遲速，其於中國之禍福，與貴國之安危關係，皆同一密切，無所輕重，故吾人甚望我兩國國民，在共同努力於東亞和平責任之上，迅速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確立兩國親善之基礎，則今日貴國人士所盛倡共存共榮之理論，必可表現於事實，是則中日幸甚。】（《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壹》電子版P107—109）
在這不到一千五百字的「告日本國民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處處都縈繞著蔣介石胸中的無限隱憂。他殷殷敬告日本朋友，日本是 孫總理革命策源之地，亦是我國民黨前身同盟會產生之鄉，兩國人民淵源至深。日本人士提倡中日兩國親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難實現，此我兩國有識之士，莫不引為憾事。他又以讚許的口吻說道：，「明達如貴國朝野人士，對於東亞百年之大計，其必有遠大之懷抱，而於排除我中國國民革命之障礙，亦必與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是以吾人今後努力親善之工作，首當掃除國民間以前之誤會與惡感，以及其親善障礙之軍閥，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文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澈底瞭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兩國根本親善之良謨也。」隨之再做語重心長的呼籲道：「我中國惟一親愛民族之日本國民乎！吾人東亞來日之大難，惟有吾東亞民族乃能自決，吾人對於東亞前途之危機，其在共同努力者，正多而至迫切，我國國民，豈復可以漠然置之乎？」「吾人更深信中國之國民革命，無論在民族歷史上，革命精神上，以及世界潮流之趨勢上言之，斷無有不成之理，決非任何強權之所能永久干涉與壓迫者也。」「故吾人甚望我兩國國民，在共同努力於東亞和平責任之上，迅速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確立兩國親善之基礎，則今日 貴國人士所盛倡共存共榮之理論，必可表現於事實，是則中日幸甚。」
蔣介石向日本國人掬誠申告之語，隨風飄去，不幸終歸還是未能倖免。
為了於未萌之際消弭兩國國民同罹戰火之苦，蔣介石不辭辛勞，繼續努力，總想以福禍相依、共存共榮之通義常理說服日本當局，遂於十一月五日往訪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其私邸會談三小時，蔣介石先生提出，中日將來的關係如何，必將決定東亞前途之禍福。他問田中以為然否？田中不答而反問蔣先生此次來日的目的是甚麼。蔣介石侃然以三事相告：
「第一、中日必須精誠合作，以真正平等為基點，方能共存共榮，此則胥視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對象，換言之，不可在中國製造奴隸，應擇有志愛國者為朋友，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攜手合作。
「第二、中國國民革命軍，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其革命統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第三、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為合作之張本，餘此次來貴國，對於中日兩國之政策，甚願與閣下交換意見，且期獲得一結果也，稀有以明教之。」
田中的回答卻是：「閣下盍不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為？」
針對田中義一公然主張分裂中國的言論， 蔣慨然說道：「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太平天國失敗之覆轍，詎可再蹈乎？故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此固為中國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田中每當蔣公談及統一中國之語，輒為之色變。後談蘇俄問題，則詳詢中蘇外交之經過，而不涉論斷。
蔣介石隨即告辭。對身旁的同志說道：「綜核今日與田中談話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蔣介石文集．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於東京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談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隨之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驗證了蔣介石對中日關係演變走向的判斷。
一九二六年四月，蔣介石被推舉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登基，年號昭和。
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第二十六任首相，兼外務大臣。
就這樣，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由於歷史人物風雲際會的排列組合，在先後兩年的四月裏，蔣介石與田中義一於無形之中結成了政治、軍事的對手。如何擊敗對手，打垮對手，最終戰勝對手，遂成為蔣介石政治軍事生涯的中心議題。
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製造偽滿洲國、攻佔山海關、進兵熱河，進而逼近平津，不到三年時間，日本當局的政客們與軍國主義分子，對中國連連發動進攻，侵略邪念，急劇膨脹，戰雲不僅籠罩中日兩國，而且籠罩整個亞洲，中日兩國之間的全面戰爭，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二十年前的憂慮，於此得到印證。如何緩解這一趨勢，如何扭轉即將滑入深淵的這一歷史走向，成為蔣介石當年日日夜夜苦苦思考的焦點問題。
蔣介石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本「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之策，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在「外交評論」雜誌發表了「敵乎？友乎？」一文，還是想從化解誤區、謎團著手，對日本朝野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蒼生免於戰火之災。
「敵乎？友乎？」原是蔣介石一九三四年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一文的篇名。四十餘年後，日本《產經新聞》古屋奎二先生撰著，在中華民國六十六（1977年）年一月出版的《蔣總統秘錄》一書中，將「敵乎？友乎？」一語用作為該書第十一章的標題。
蔣介石籌思這篇文章時，正臥病在床，雖用心血寫成此文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但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因為日本滿懷私慾的政客與軍國主義分子們已是邪迷心竅，鐵了心腸，以東亞共榮冠冕堂皇的說辭，決意把中日兩國民眾拖向戰爭的災難深淵。
蔣介石先生當時在文章中究竟講了些甚麼道理？說了些怎樣的事實？八十年後，我們不妨做個簡單的回顧。蔣先生在文章一開頭便直言道：「世上論述中日問題論文，已經很多，就是中日兩國政治家及學者所發表的意見，不論專門的或一般的，也已經不少。但我敢斷言一句，兩國公私各方對於中日問題的見解，真能從國家終極的利害上打算，不為感情或意氣所驅使，或一時錯誤所矇蔽的，實在太少。我們至少可以說，對於問題正面的認識，實在太不夠。
我不是一個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據常識和事實，而作一種純客觀的真實事理的指陳，以供中日雙方的反省。凡是一般政治學者所已經論到的，我無須贅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而不言的，此文將傾量盡述而無所隱飾，知我罪我，聽諸讀者。
首先我敢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這是就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如果不是同歸於盡的話）徹底打算的結論，我想日本人士中間懷抱同樣的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但至今為止，不但沒有打開僵局，以更新兩國關係的徵象，而且也找不到一點曙光，只是苟且遷延，得過且過，任令自然變化。人類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還不能直認事實，而卻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氣與真誠，真令人大惑不解。」
他強調說：「國際間許多悲劇，都是起因於一時毫釐之差，致釀成萬劫不復之禍。為打開中日兩國彷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趨絕路，也為確奠東亞和平、消弭世界戰機起見，對於中日問題，實在有作一番忠實的檢討，無避忌無隱諱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蔣介石認為，人類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中日兩國間的僵局，應該以坦蕩的胸懷，相互溝通，儘快打破為好，否則對雙方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他首先，就中國立場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就中國方面說，現在支配中國政治的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應該崇信中山先生的遺教，是沒有疑義的。中山先生曾經說：「如果東亞沒有日本，中國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說：「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為止，最多不過十天，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其他證明中日兩國輔車相依，合則兩利，敵則兩敗的話，散見於各種講演檔的還很多。本來從世界大勢來看，如果中國從遠大的將來[著]想，中日兩國便應該相互提攜而沒有交惡到底的理由。現在雖然有許多國民，激於當前的仇恨，頗有願與日本偕亡的氣概，但中國國民黨的當局，既然自任以全國安危之重，便應該從大處[著]想，堂堂正正的有忠於國家利害的打算。我們固然知道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當日本無意緩和時，中國無法單獨緩和，但依目前所標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實在只足以表示當局的無辦法。現在更有一類人，懸想到俄日或美日開戰時，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將何以自處，因而有主張中國應絕對不參加戰爭且實行嚴守中立的。殊不知戰端一啟，中國決沒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場，大約將不積極的站在那一方面，而是反對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說有那一面強迫我們或破壞我們中立的時候，我們便不恤犧牲的反抗他。但這樣仍然是與加入戰團無異，這樣不能保持中立而處於被逼參加的被動地位，於中國並沒有何種的利益，而且必陷於最悲慘的絕境。所以我說與其說嚴守中立的話，還不如說是準備犧牲參加戰爭，若要說是站在那一方來參戰，毋寧說是反抗那一方面之為當。因此可知中國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守住中立，或希望從中取巧，得到甚麼利益，就無異於癡人說夢。我以為目前中國，只有盡力消弭戰機，纔是唯一可采之路。而欲消弭戰機，至少須將足為引起戰機原因之一的中日問題，求得一個解決。中日問題解決了，世界局勢將為之一變，俄美與日本間之戰爭或者可以不發生，即使還有俄日或美日戰爭，在中國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場，自由應付，而不受絲毫的牽掣。所以無論由中山先生的遺教及國家永久利害上著想，或是因應現在國際間局勢著想，中國方面斷乎不應聽任中日僵局無期延長下去，而不謀解決之道。」
接著又為日本打算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再從日本方面說，自九一八以至於現在，自內[岡]田以至於廣田，自從侵佔東北四省，其後退出聯盟，乃至去年四月十七日強硬的聲明，以迄於最近，雖然中間一再有「增進及維持東亞和平」之口頭的標榜，但所作所為，無不是增重東亞和平的危機，而且積極遂行其對華強硬之政策，始終沒有改變的跡象。我們固然知道日本既然在三年以前向中國向世界投下如此驚人的一顆炸彈，現在已欲罷不能的在某種理想之下，逕行直遂的走去，彼國的政治家及軍部，自有其對世界對中國的打算，或者其自身的計劃已很周詳，但我們局外靜觀，至少就日本對中國所取策略而言，可以直言日本的打算並不是算無遺策。論到日本對中國關係，我們必須將其對俄對美（與對英）之錯綜關係連帶並論，蓋在一方面，因為日本欲遂行其大陸政策，與獨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勁敵，混一東亞，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視，在另一方面，日本當局所持以欺騙其國民者，謂如不取得滿蒙，無以解除日本國防安全之威脅，換言之，就是日本為對俄對美備戰，所以必須經略滿蒙。我們現在也以純客觀的態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國際上無論在戰略政略上說，正面以外，當然應該算到側面和背面，側背方面如其有了對敵，這對敵的兵力如果運用得法，就可以當得過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這是世上無論任何政略家或戰略家所瞭然無疑的。現在日本如欲東向美國啟釁，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但消弭側背方面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個鄰國，使無能為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鄰國結成協調關係。現在日本人既不從協調方面與中國提攜，則日本的打算，顯然是採取以強力控制中國的辦法，然日本能否絕對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呢？而且以我們所見，中日兩國既已交惡到這般田地，只控制中國也還不是辦法，而必須在對美或對俄開戰以前徹底滅亡了中國，若日本不能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十天以內滅亡了中國，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因日本滅亡中國的時間，如要用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的期間，則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從容對付中國，而將迫日本以速戰，然而我們就事實觀察，日本佔領東北，已有三年之久，不但東北義勇軍尚不能消滅，而瀋陽一縣的民間槍械，何嚐能如期繳清？由此事實推斷，日本畢竟能否在最短期間，如十天以內，徹底的控制中國甚至滅亡中國呢？至於中山先生何以明言日本在十天內可以亡中國？要知中山先生之言，是看破日本早具有十天內佔領中國要地之野心與其可能，故特加重其詞，以警惕國人，彼亦何嚐不明知日本只能於十天之內佔領中國重要交通地區，而不能消滅中國四千五百萬方裏之土地，與四億八千萬之人民？吾人既明此意，則可就種種之事實與情勢上觀察，日本有無徹底控制中國或滅亡中國之可能？
（一）就控制中國來說——日本當然要先以海軍力量封鎖中國的海岸，但中國現在尚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歐美各國對中國有錯綜的政治經濟的關係，尤其是英國的關係為更切，豈止關涉一二國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將不止與中國為敵，不止與俄美為敵，而且強迫英國以及全世界作敵人。控制中國海岸本來為對俄或對美作戰之便利，但在主戰沒有開始以前，便擴大敵對範圍到全世界，是否為有利之戰略？這是就海上說。
（二）在陸上方面——我們可信日本所積極打算中者，即為造成第二第三的「滿洲國」，亦即一般所傳，將擴大侵佔範圍，以造成所謂「華北國」或「蒙古國」，但此是否為日本力量所容許呢？先就經濟方面來說，日本自出兵滿洲以至造成「偽國」以來，所支出的軍費有多少的數額，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國內財政上赤字數額的繼長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現在如擴大侵佔範圍，須知經略華北決不如強佔東三省時可以垂手而得，一則當時事起無備，二則華北之民氣民力與人民知識程度，又與東三省久處日本勢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響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華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組織，所消耗的兵力與支出的費用，視前必以倍計，而如內蒙一帶，遍野荒涼，既鮮生產，毫無收入可言，強欲經略，倍多耗費，此就其直接經濟影響而言。在間接影響說，日本如必須欲更進一步擴大侵略範圍，中國國民的抵貨運動，將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時日本在華是否尚有商業或其他產業可以立足，也就不難想像。再就軍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滿洲國」為例，日本駐在「滿洲國」的軍隊，表面上說是五個師團，實際我們知道在十萬人以上，有十萬人以上軍隊，至今尚不能確保所謂「滿州國」境內的治安而時時要受義勇軍的威脅，然則日本如再欲造成與「滿洲國」同樣的第二第三偽組織，至少也須派出二十萬陸軍，纔能對付得過。日本常備兵額總計十七個師團，全數調來尚且不敷，國內與朝鮮治安的維持鎮懾，也還需相當的兵力，至此勢必徵調及於預備役及後備役，如此則日本就是與中國正式作戰。與中國正式作戰，就不是我上面說過，僅僅控制中國北部的範圍以內的事，這樣他就要以支戰場作為主戰場，就要完全拋棄他的主目的敵。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啻自取敗亡。此種有意義的犧牲，將非中國之所畏，且無寧為中國之所樂受而不辭。
（三）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對中國正式用兵，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為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事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裏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為要務，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因中國尚在革命未成時期，俟下面再詳論之）。日本至多也不過能佔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佔盡四千五百萬平方裏中國全土。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然日本亦何嚐能徹底消滅中國之存在？即就東北四省被佔為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為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的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寧謂塞翁失馬。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話，不欲斷言其是否為國民黨自圓其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不過從前是有名無實，而今則並喪其名，但表面雖屬淪亡，實際自東北被佔以後，東北軍隊反得因此而完全統一於中央，東北人心，亦徹底認識民族主義的意義，精神上更密切歸屬於統一的中國之下。就此一段的證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繼續侵略蹙削中國疆土為得計，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踵行放棄歐洲退保亞陸時的土耳其的先例，縮短戰線，出死力以爭生存，彼時兩國人民的生命犧牲，慘烈不堪預想，但兵連禍結，日本畢竟能否達到徹底消滅中國的目的呢？
由於上面幾點，可見日本無論為對俄對美備戰，或為遂行其五十年前傳統的大陸政策，而出於武力壓迫中國或侵略中國之計，在日本立場上，決然為犧牲極大而毫無把握的企圖。換言之，不論控制中國，或消滅中國，皆為不可能。至於國際上側面而視，以及日本內在的危機，我此文已不用贅說。日本國內現在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十分憂慮於日本之將來的，但以我所見，日本實在沒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開成見，認清事實，要改弦更張，那就回頭是岸。
國際上大錯的鑄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錯誤而必是雙方均有其錯誤。我們綜觀自九一八前後以迄於今，不論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對大勢及對彼我認識之錯誤以及措置上的錯誤，這些錯誤有已成過去的，有繼續仍循行錯誤之路而還不斷製造新錯誤的，本文既欲忠實的檢討中日關係，當然應將兩方所有的錯誤，一一指出，而後可定應採取的解決途徑。」
蔣介石先生首先從（一）失卻時機的錯誤……、（二）不徹底實行革命方略的錯誤……、（三）判斷對方的錯誤……、（四）審察自力的錯誤……、（五）觀察第三者的錯誤……、（六）內部凌亂的錯誤……、（七）感情用事的錯誤……等七個方面檢討了中國所存在的錯誤。同時指出：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向中原之時，中國軍民無不抱定「與國同殉」、「死而後已」的觀念，還有甚麼畏怯顧慮的地方？中國方面採取這種「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戰略與方針到底，相持不下的結果，也必使日本同歸於盡。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國家意識的國民，最難忍受的行為，即為欲消滅其民族性與歷史文化。東方民族為講道義的民族，東方人應尊重東方的習慣思想，凡是違反道義，出以暴力強制而近於虛偽殘酷的辦法，都不是東方人所能容忍的辦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國種下世代的深仇，我以為應平心自反。
然後蔣介石又以旁觀者的身分，對「日本直接的對中國認識之錯誤」和「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之錯誤」進行了分析。在日本直接的對中國認識的錯誤方面，他指出：（一）對中國目前國情認識的錯誤……、（二）對中國歷史時代認識的錯誤……、（三）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四）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五）忽略中國國民心理的錯誤……。在日本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之錯誤方面，蔣公指出：（一）脫退聯盟而孤立的錯誤……、（二）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三）自造錯覺的錯誤……。
對於日本自造錯覺的錯誤特予以深刻的分析，蔣介石告訴日本當局：「日本為鼓勵鞭策其國民，統一其國內的輿情，從前既以種種誇張不實的理由，指滿洲為日本生命線，九一八以後，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脅為詞，辯解其侵略中國為不得已；一面向日本國民狂呼其空前國難。不思此種國難，即或有之，亦為日本所自己製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只在日本心理一轉移之間。日本常指中國施行排日教育，實際中國除敘國恥歷史以外，並沒有如何深刻的排日教育，而日本自造錯覺，對其國民普及深刻排華的心理，幾乎要每個日本少年與兒童的思想中，注入「有中國即沒有日本」的心理，這樣為達到一時國策之方便而製造普遍深入的幻覺，必有極嚴重的後果，吾人就事實而論，日本如果真正顧到其生存發展，照現在的做法，可說適得其反的，因日本如果不能整個消滅中國，使無一人之存留，則今日的悍然不顧，決不能如從前之滅亡朝鮮時代，朝鮮亡後至今三十年，然朝鮮人民今日猶不能說真正歸屬於日本，現在對於中國，如其侵略到底，永久佔有滿洲，或再擴大範圍，一方面再以零星宰割辦法，置中國於死地，則中國國民豈但三十年，即三百年亦不會忘卻，如此在緊接近鄰的中國，種下百世不解的深仇，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計的威脅，反之，日本如果真有自動更新國交的誠意，則日本國民生存上之困難問題，正可在解決中日懸案，確立中日關係，及保持東洋和平上謀取極合理的解決。中日兩國地理民族相接近，風俗習性亦略相似，祇看兩國國民通婚者家庭關係的美滿，以及中日普通商民間相與來往之親切融洽，可見本為兄弟，無不可合作之理，日本維新時代自強自立的好例，給與中國覺醒的國民以不少的鼓勵，日本在學術文化產業經濟各方面優越的成就，中國方面並不否認日本為先進，中國今在復國建國時期，需要經濟文化之提攜正感迫切，而日本刻苦勤儉的習性，又適為中國所易與合作，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國或見為過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給，或適為中國之所需要，所以在經濟上言，兩國如真能以平等互利相提攜，兩國民族生存發展上之問題，便可以完全解決，平心以思，實在沒有相阨相制以同趨絕滅的必要。」
蔣介石認為：作為最高決策者，明白了中日兩國的諸般錯誤，便知道事變演化，以至造成僵局的原因，而僵局的不可再令延長，有識者自當心明。錯誤的反面即為真理。中日兩國只要各自進行深刻反思，便可以發見中國與日本應認識之點，及其應取之途徑：
（一）中國所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打開中日僵局的主動，當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誠意表示時，中國方面應該怎樣？我以為中國所應認識者，虛驕不是辦法，拖延不是辦法，殭化不是辦法，期望或倚賴他人不是辦法，為感情而犧牲理智也不是辦法。過去的事就誤於虛驕，所以今後舉國上下應認清事實，自己的將來應有自信，自己的弱點不可忽視，再則國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一時的榮辱得失，只要不礙及根本，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所以只要日本有誠意謀解決，中國只須要求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一掃國交上的障礙，人民應洞明大義，不作苛求，當局應忍辱負重，掬示忠誠。至於期望國際間發生波瀾，以為中國可乘此以求收穫，則須知日本戰勝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以至於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目前日本自倫敦海縮談判破裂以後，四面楚歌，已成眾矢之的，完全陷於孤立的層圍中，因此也有一部份人，以為多行不義，終必自斃，中國亦何惜一時痛苦，寧為瓦礫之場的比利時，亦使日本蹈歐戰時德國之覆轍，而遭更大之慘禍。故為中國計，處此形勢，更須堅持，且當長其驕矜，以觀其敝。作者之意，則以為人類意義不在相阨，而在共存於世界進步，應視正道重於意氣。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吾人視之孰不洞如觀火，然中國本其固有之道德觀念，唯有以自力掙扎圖生存，無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便，應知日本所為，雖不惜以害人害己，而中國則應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國同歸於盡，中國應從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隨狂瀾以俱到，相牽率以共趨於錯誤。若說留得強敵壓迫的事實，可以鞭撻國民之志氣，依我看來，祇要國民以昨死今生之決心，自力振作，再不像從前散漫萎靡、自亂步伐，雖無外患亦可復興。至於飽受教訓以後，還不脫觀望國際形勢，或存倚賴他人的心理，則非但不智，亦適以表示中國之無志氣無覺悟。譬如現在仍有一部份人士，注意日本對九國公約及華盛頓條約之態度如何而隨之為欣戚，其實須知所謂領土完整之保全及門戶開放等等，如須保障於國際協議，這已是中國的危險所在，列國之所以為此協議，豈在為中國打算，表面上無非是維持均勢，保護商業，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處置次殖民地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國不能以自力復興，還一味依賴此等條約，則時勢推移，即可為瓜分或共管的先兆。須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顧，是要夷中國為保護國，其要求為獨霸；而歐美對於不能自強自立的中國，則其意想中之結局，為瓜分或共管，其口號，則為利益均沾；由中國立場言，無論為獨佔、為均沾，都是國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國所能自為計者，唯有依於自力，艱苦圖存。對於當前障礙，尤其與日本之間的葛籐，應該當斷則斷，速圖解除，而對於自強自存之至計，則不可絲毫懈怠。須知唯自己站得起來，才是安全之保障，至若激於悲憤，動於意氣，襲用亡清末年的口號，以為甯亡於歐美，不亡於日本，則須知中國為獨立國家，寸地尺土，不能滅亡於任何國藉之種族。所以一切都似為次要，唯一要求，即為保持國家獨立與完整。
（二）日本所應認識及應取的途徑
日本所應首先認識者，第一應知有獨立的中國，始有東亞人的東亞可言，故第一要義應徹底扶持中國真正的獨立，才為日本百年不敝的國策，有獨立的中國以平等地位與先進的日本相提攜，而後日本為能善用其在東亞之特殊地位與利益（廣田之言），中國亦可發揮其對東亞的使命。第二應知時代變遷，明治當年的政策，不復適用，為徹底更新中日關係，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應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第三應知過去中日關係的緊張，中國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責任，日本方面至少也應有十分之六的責任，而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為貫徹主張，更由中日間緊張關係而造成與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此種原因，實由日本對遙遠而未實現的企圖太樂觀，而對於切近可能的解決，又太悲觀之故。吾人相信國際間動盪的風雲，實起於中日問題，而中日問題的解決，只須日本一念之轉移。日本如真能覺悟長此殭化以共趨危亡之非計，勿再以浮詞掩飾，勿再製造種種不實的理由，強作自慰自解之詞，即應切實表示其「保全中國統一」且「對於中國之獨立或利益，絕不予阻礙且無加害意思」（日外務省聲明及廣田談話中語）兩語的誠意，斷然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於中國的版圖，一面解決中日兩國之間的懸案。這種交涉，當然應由日本率先提議，但無妨由兩國直接談判，定議以後，即由中國報告國聯，國聯為維持和平，必樂於接受。同時退出國聯的原因既已消滅，則應重新加入國聯，以消除因退出聯盟而引起諸般困難問題的存在。如此則中日兩國間的惡感，必可煙消，而世界上戰機緊迫的慘霧愁雲，也可立見澄清，世界人類，皆將受日本之賜，此於日本尊嚴及原來立場毫無損傷，而一面可免除後來無窮的荊棘，為日本計，唯此始為最妥善的國策。
文章在結束時，蔣介石很謙虛地說道：「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縱橫的辯言，也不是專門家謹嚴的著述，在作者自信，並不夾雜有絲毫的偏見或成見，更沒有甚麼忌諱，只是平平實實的就兩國真正利害，也為東亞局勢與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陳的，沒有如何精奧的理論，實是一種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這些平庸道理上面。兩國政治家如果有博遠的胸襟和深切的識見，即應不顧一切的排除障礙，起而實現上段所說的途徑，以打開今日的僵局，但是這個責任，幾乎完全在日本方面，因為問題的前半段姑且不[論]，後來一切解決途徑的阻塞，是日本拒絕一切勸告的結果，自此以後，第三國或其他機關，固然大家只好束手，而中國方面既在國土被佔的屈辱狀態之下，也更無打開僵局的可能。我以為日人應知前路荊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頭，坦途立現於俄頃，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打開難關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擔。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蔽，謀及久遠的和平。」
蔣介石對這篇文章，曾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予以重刊，重刊時加了個序。序曰：「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極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屬佈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佈雷名義出之，乃托徐道鄰君印行，近閱是編，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特付重刊，以備自反，或仍有助於將來東亞民族之前途乎！
中正 三十九年九月 」
由此序言可知，「敵乎？友乎？」一文，當年是以徐道鄰的名字發表的，所以文中有「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話，不欲斷言其是否為國民黨自圓其說。」一段自我撇清的敘述。
當年蔣介石為化解、消弭戰禍的良苦用心，猶如在牛群裏彈奏了一曲「陽春白雪」，沒有任何的反應。這個很自然，一點也不反常，因為日本大和民族從豐臣秀吉到東條英機，對於中國遼闊的土地，豐富的資源，一直是垂涎三尺。從「明治維新」到「昭和新政」；從「東方會議」到「對華政策綱領」；從「滿蒙特殊論」到「田中奏摺」，始終是處心積慮，滿懷對外擴張佔領的慾望，其政客與軍國主義分子們心中的最佳目標，早就選定，那就是一水之隔的中華大地。幾百年來日本所確立的這條自認為足以強國富民的戰略措施，一脈相承，代代相傳，一直傳到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機會來了，可以施展抱負了，所以任何的規勸、良言都無濟於事，注定要一條道走到黑，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心不死，一步一步走向自我設計、自我滅亡的深淵。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