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開拓團

日本侵華是處心積慮，謀劃良久的既定國策，手段是武力攻取，目的是永久佔有，要佔有礦藏資源、佔有農業物產、佔有土地和人民。為了真正佔領中國，日本向中國派來的，不光只是軍隊，還有大量的移民。有計劃地向中國東北移民，是日本既定國策的內容之一。 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在侵佔中國東北期間，共派遣「開拓團」860多個、33萬多人。

日本在東北實行的移民政策，可以分為試點移民、武裝移民和國策移民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試點移民：從1905年開始，持續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 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到七七事變之前，為日本向東北移民政策的第二個階段，即「武裝移民」階段。從七七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是日本向東北移民政策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最猖獗的一個階段，即「國策移民」階段。由此可見，日本的侵華行動並非是從九一八事變時才開始，而是從清末甲午戰爭之後就已經開始。

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關東軍在長春召開了「第一次移民會議」，關東軍參謀長兼特務部長西尾壽造在會議上強調日本向東北移民政策的「國策意義」。 1935年5月，日本拓務省制定《關於滿洲農業移民根本方案》，決定自1936年起，在15年內向東北移民10萬戶。10月，日本在國內成立「滿洲移民協會」，12月，在偽滿成立「滿洲拓殖株式會社」。 1936年4月，關東軍召集了有關東軍、陸軍省、拓務省、偽滿政府、「滿洲拓殖公社」、滿鐵、日本農村更生協會及「滿洲移民協會」等機構參加的「第二次移民會議」。會議通過《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案》及其具體的實施計劃《暫行甲種移民實施要領案》。日本拓務省以此為基礎製成政策案，於7月送交海外拓殖委員會通過。8月25日，廣田弘毅內閣正式將「二十年移民百萬戶計劃」列為日本政府的七大「國策」之一，隨後，又「要求」偽滿政府將其列為三大「國策」之一。為掩人耳目，日本將「移民團」改稱「開拓團」，移民「事業」改稱「開拓事業」。
1937年8月，關東軍將「滿洲拓殖株式會社」改組擴大為「滿洲拓殖會社」，作為日本在東北的移民活動管理機關。同時又成立以關東軍高級軍官及偽滿大臣為成員的「拓殖委員會」，作為偽滿領導移民活動的最高機關。1939年12月，日本制定了《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被日本殖民分子視為其從事移民侵略的「最高寶典」。

《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中其核心內容為： 從1937年開始，20年內向中國東北地區移民百萬戶，500萬人。20年共分四期,每期5年,第一期1937~1941年,計劃移民10萬戶(甲種移民6萬戶,乙種移民4萬戶);第二期1942~1946年,移民20萬戶(甲種移民12萬戶，乙種移民8萬戶)；第三期1946~1951年，移民30萬戶(甲種移民14萬戶,乙種移民16萬戶);第四期1952~1956年,移民40萬戶(甲種移民18萬戶,乙種移民22萬戶)。其中甲種移民又稱「集團移民」，系指由日本政府予以優厚補助並直接受理的移民。乙種移民又稱「自由移民」，是指日本政府予以微薄補助、主要依靠民間實行的移民。在移民的過程中，日本採取了「分村分鄉」移民的形式,即把日本國內的一個村或鄉作為「母村」，從中分出部份農戶組成「開拓團」，移居到東北後建立一個「分村」或「子村」。「分村分鄉」逐漸成為日本向東北移民的主要方式，最後用這種方式組成的「開拓團」竟佔總團數的95%。

日本侵略中國，一開始就採用了軍事、經濟、文化並舉的手段，當開拓團進入中國東北不久，就開始出現「大陸開拓文學」，有小說，有詩歌，有影視。一方面渲染中日親善，迴避侵略事實；一方面奴化、愚化日本自己的國民。在大陸開拓文化精神的鼓動下，「為了國家我們去了！」成為當時日本的流行口號。除了流行的開拓文學，大量的記錄片、電影短片也開始激勵著無數日本人前往滿蒙地區。記錄短片《年輕的開拓者，滿蒙開拓義勇軍》 描述了滿蒙開拓青年義勇軍兵營訓練的風景以及生活，而《冬天的移民地》更是迴避了東北嚴苛的氣候環境，向日本國民著力介紹了一座座村莊豐收的樣子。而在《鋤之光——向著大東亞的建設》片中再次呼籲民眾抓住時機，移民滿蒙。為了鼓勵日本本土婦女嫁往滿蒙，被稱為「滿洲開拓團之父」的東宮鐵男甚至還親自創作了一首題為《大陸的新娘》的歌曲，命人組織傳唱，鼓動國人。

日本，一個島國，僅憑其武裝力量的一時強大，竟蔑視天理，蔑視國際公法，公然向隔海相望的平原鄰邦，文明之國——中華民國大量移民，而竟冒稱「開拓」。何為開拓？開闢、擴展之謂也，應到何處去開拓？本國境內的處女地，或無人居住的荒島山林、海濱灘頭。用武力侵入具有悠久傳統文明的鄰邦，非法移民「開拓」，這是何等的無知、荒謬、野蠻、霸道的強盜行為！

日本向我國東北移民的政策,有著險惡的用心，即想藉此改變東北的民族構成，造成日本人在東北的人口優勢，反客為主，霸佔東北。
但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到其戰敗時，日本共向東北移民10萬戶，33萬人，遠遠沒有實現他狂妄的「百萬戶、500萬人的移民計劃」。戰敗撤回移民時，其艱辛慘像，不堪回首，這一批一批受盡艱苦磨難的人們自然是日本下層的勞苦大眾。

第四節 毀滅東方文化的「一二八事變」

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武力侵佔我國東北地區，引起世界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普遍關注。

而在國內，九一八事變的當時，以汪兆銘為領導的一部分人，不顧日寇侵華，民族危亡在即，舉國上下急需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現實，卻在廣州自稱「國民政府」，進行著反中央的活動。九月二十四日，蔣介石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攜帶內容如下的手書前往香港，促請汪兆銘等人歸順統一﹕『弟（蔣總統）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只顧內爭，不恤國難。………』（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九一八瀋陽之變剛剛發生，中華民國急需以統一團結的局面應對這一嚴峻形勢，而汪精衛等這時竟公然分裂中國，授敵以可乘之機，這當然使蔣介石心急如焚。

「此時，為謀國家統一，蔣介石提出了最大讓步的方案。南京國民黨中央為期廣州汪兆銘等人的歸順統一得以實現而提出的讓步方案，有下列三點﹕

一、如粵方自忖能應對國難責任，則全體來京，改組政府，南京同仁無不相讓。
二、如粵方自忖不能擔此重任，則廣東政府應即撤銷，粵中同志應即來京，共赴國難。
三、如粵方意在合作，則南京尤為歡迎，即請同志聯袂來京，面商參加政府辦法。

「針對以上方案，廣東方面所提出的統一條件，是要求主席（蔣總統）下野；中央方面為挽救黨國存亡危機，對於雖則是如此極端的要求，也有讓步的打算。」（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鑒於汪兆銘等要求蔣介石下野的態度堅決，蔣為促成黨內寧、穗兩地同志團結，遂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各職。當辭職時，對全國發表通電，表明自己的立場﹕「………現在國事至此，若非從速實現團結、完成統一，實無以策對外之勝利，慰國民之期望。………中正許身革命，進退出處，一以黨國利害為前提；解職以後，仍當本國民之天職，盡黨員之責任，捐麋頂踵，同紓國難。………」（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二十二日，蔣介石偕夫人恭謁國父孫先生靈墓之後，乘飛機返回故鄉-浙江奉化，為的是既已引退則不擬對於新的國民黨領導者有所影響。就在同一天，國民黨四屆中央委員的一中全會在南京開幕，直到二十九日結束，推選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經過這樣的過程，南京和廣東始合而為一，翌年（一九三二年）元旦，新政府宣告成立。

蔣介石下野之後，與胡漢民、汪兆銘同經四屆一中全會推舉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但未就任。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積極擴大對東北的佔領，日軍侵略錦州的全面進攻，是一九三一年逼近歲除的十二月三十日開始，一九三二年元月二日下午攻入錦州城。至此，東北全境差不多都已陷於日軍蹂躪之下，而自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纔只不過三個半月的時間。此時領導全國軍民抗擊日寇、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已落在新政府的肩上。胡漢民、汪兆銘、蔣介石雖缺席被推選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但均未到職，新政府困難重重。元月二日，中央政治會議舉行緊急會議，依據會議決定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孫科聯名邀請蔣介石先生重返南京，共商大計。孫科發去的電報稱﹕「新政府雖已產生，以先生（蔣總統）及展堂（胡漢民）季新（汪兆銘）兩兄均不來京，黨國失卻重心。……國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愛黨愛國，想不忍袖手而坐視也。務望蒞京坐鎮，則中樞有主，人心自安。」（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十二日，立法院長張繼及前敵剿匪總司令何應欽同到奉化，促請蔣先生復出。

鑒於國家面臨如此局面，蔣介石無法推辭，乃終於離開家鄉，到達杭州，和由上海前來的汪兆銘見面。十七日會談約一小時半，然後由二人聯名致電在香港的胡漢民，請其共赴國難，但胡漢民因在養病中，未能前來南京。

蔣總統當時向夫人表示﹕「國事危殆至此唯余赴京，尚有挽救之望；而個人之譭譽成敗，則概不應顧也。」夫人點頭稱是。

十八日，孫科復來杭州；當天晚間，蔣總統招待汪、孫二人晚餐，即席表示﹕「不入京，則政府必貿然與日本絕交，絕無通盤計劃，妄想一時血氣，孤注一擲，國必亡滅。故余不顧一切，決計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機，本我良心，盡我天職而已。」

二十一日，　蔣總統於杭州啟程之際，對記者發表談話﹕「余此次晉京，個人當然苦痛。然國事如此，亦不能計個人之苦痛。……當為公義私交而盡力贊助政府，共紓國難。」（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蔣介石回到南京，正是日軍在上海製造各種藉口的挑釁之際，中日兩軍已經面臨一觸即發的危險狀態。

在如此緊急情勢之下，蔣介石於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常會，常會接到了孫科請辭行政院長的電報，外交部長陳友仁也在先一天辭職前往上海，國家政務再度停頓。

二十六日晚間，蔣介石約汪兆銘晤談，告以﹕「行政院長不可虛懸，請兄速行組織行政院，主持大政，中（蔣總統）願不受名位，竭誠相助。」（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汪兆銘於二十八日就任行政院長。

「一二八事變」——日軍侵犯上海，也就是發生在這一天的夜晚。

日本軍部為了轉移國際間對於東北方面的注意力，創造一定的間隙來炮製偽滿洲國，於是就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 」。

自一八四三年上海被開闢為通商口岸以後，大批淘金者從世界各地踏上這片東方熱土。到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居住的外國人已超過六萬。當時的上海，人口大約有三百餘萬，外國人所佔比例也不過百分之二左右，但在世人眼中，上海似乎更像一座外國城市。那時的上海，除閘北和南市之外，都是外國人的租界，洋涇濱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帶是日租界。

「九一八事變」之後 ，中國民眾對日本侵略者非常痛恨，中國人的對日感情日益惡化，尤其是在國際都市大上海的同胞們的表現尤為突出，市民抗日運動為之沸騰，逐日不斷地舉行各種抗日集會。

「對於市民如此反日情感更其火上加油的，是居住在上海的日本僑民們的對抗行動。他們以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所舉行的「上海居留民大會」為開端，繼之召開「長江流域日本人聯合大會」、「全支（中國）日本人居留民大會」，猛烈詬責中國；他們高呼著日本侵略軍閥所製造的口號–「膺懲暴戾支那」，這是對於本來就已經非常激憤的中國市民越發加以刺激的挑釁行動，惹起了不少次的小糾紛。」（16）（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於是，看到了這些情況的日本軍部，便抓住中國民眾日見惡化的對日感情，以「保護僑民」為藉口，即決定在上海製造一次騷動，好把傾注在東北方面的國際視線轉移到上海來。為了實現這一陰謀，關東軍司令部參謀板垣征四郎撥出經費，召集相關人員進行周密策劃。他們在上海收買癟三無賴，地痞流氓，唆使他們襲擊日本人，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左右，有日本妙法寺和尚天崎啟升等五人為冬季修行，行經上海市馬玉山路，受到頗多中國人（多為被日本收買的癟三無賴、地痞流氓。）突襲攢毆，經在附近的日本人所經營之東華紗廠職員將受傷者三人送入醫院治療；其中一人，於二十四日死亡。當時，得到報告的中國警察趕到現場，但行凶者業已逃之夭夭。

此一事件，很少有人能察覺到是出於日本特務機關所陰謀策動。就連在事後受國際聯盟委託擔任調查的英、法、意等國駐滬領事團所提出的報告書，也都認為「行凶的中國人中，有數人大約是最近組織的抗日義勇隊隊員。」

不明真相的日本僑民，大為激憤，他們氣勢洶洶地宣稱﹕發生了像這樣的凶殺事件，是由於日本方面對於中國人「抗日」、「反日」所反應的態度太軟弱之所致。

事件的第二天，日本的青年們即哄（hong)起了所謂「復仇」的暴力尋釁行動。這正是日本特務機關所需要的效果。

和尚事件的第二天，即元月十九日，有「日本青年同志會」會員等浪人三十多人，手持刀、棍、火藥冒雨湧到三友實業社。「三友實業社」是中國民族資本的紡織工廠，生產「三角牌毛巾」。他們以「襲擊日本和尚的犯人一定是這個工廠的工人」為藉口，在搗毀工廠之後，繼之縱火焚燒；臨去時更與中國警察衝突，殺傷三人。及至二十日下午，又有日本僑民二千人，集會於蓬萊路日本人俱樂部，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出兵壓制中國的排日運動。繼之，更在市區示威遊行之後，並赴日本總領事館及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提出請求出兵，進行鎮壓，可謂是氣焰囂張。

他們的示威遊行隊伍，行經閘北虯江路及北四川路一帶，毆打過路的中國人，並搗毀頗多中國商店及電車、公共汽車，更將執行制止其暴行的公共租界外國巡捕毆傷。

此時的上海已是山雨欲來，烏雲翻滾，不僅日本浪人的尋釁行為不斷升級，同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的態度也頗為強硬，就在日僑示威遊行的同一天即二十日，村井便向上海市政當局提出五項要求：
（一）市長道歉。
（二）逮捕凶犯。
（三）賠償損害及醫藥費。
（四）取締抗日運動。
（五）解散抗日團體。

對於這些要求，上海市長吳鐵城所作出的答覆是：「（一）（二）（三）項可以考慮。關於（四）（五）兩項，因此類團體是由民眾基於自動的愛國的赤誠而組織，他們行動只要是不妨礙秩序與安寧，市政府是不能加以壓迫的，而且也沒有那樣的權力；但如有越軌行動，則當依法制裁之。」」（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與此同時，吳鐵城針對日本人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的事件，也向日方提出抗議；而村井倉松則向吳鐵城表示遺憾，同時言明，查緝縱火浪人，依照日本法律從嚴懲辦。

日本軍部原本是要在上海挑起武裝衝突的，所以上述外交活動，只不過是在武裝行動前準備過程所需時間的表演而已。與此同時，從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大批日軍在上海登陸，不但要求「懲凶」，並要求取締一切抗日團體。

村井倉松也於二十四日以海軍壓力為後盾，向吳鐵城提出「如果在相當時期之內得不到滿意答覆，則保留採取必要行動之權。」暗示可能使用武力。接著，村井更於二十七日強硬地提出「限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前回答」的最後通牒。

日本計劃在上海製造事端，以轉移國際視線，乘隙製造偽「滿洲國」的陰謀，在明目張膽的進行中！

二十二日，日本海軍突然介入交涉，其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發表了脅迫性的聲明，送達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長如不能給予滿意答覆，並立即實行日本方面的要求，則海軍司令官決采相當手段以保護日本的權利和利益。」（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與此同時，全副武裝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便侵入了閘北一帶。日軍首先襲擊警察機關。接著，又向中國駐軍開火，除使用野炮、曲射炮等火器之外，並經確認已動員裝甲車十餘輛，是正規的作戰行動。據日本方面記錄：元月二十八日當時，在上海的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現有兵力九百零八人，加上由日本國內之佐世保鎮守府及吳鎮守府兩處軍港增派前來的九百二十五人，合計為一千八百三十三人。

時在閘北駐防的是來自廣東的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面對日本人在上海的囂張氣焰，蔡軍長在二十三日十九路軍幹部會議上憤怒地說道：日本人這幾天在上海處處向我們尋釁，我覺得實在是忍不下去，所以下了一個決心，就是決心去死。上海警備司令戴戟亦慷慨陳詞：自從東三省問題發生後，兄弟個人覺得做中國人實在是該死，尤其是做軍人，更是受刺激的難過，良心上的責罰，真是痛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與倭寇一決死戰，才是真正的辦法。

十九路軍有著參加過「北伐」的光榮傳統，總指揮蔣光鼐在軍事幹部會議上強調：十九路軍是很負名譽的軍隊，現在恰駐防上海，這對十九路軍是生死存亡的時刻，對國家也是生死存亡的時刻。我們的死可喚國魂，我們的血可寒敵人！

日軍對上海的警察駐軍發動進攻時，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正在市區西郊真茹的該軍指揮部中。蔡廷鍇得知日軍攻擊閘北的消息後，立即下令駐守閘北地區的該軍第七十八師所屬第六團（約千人）將日軍擊退。

此時，十九路軍轄有三個師，計三萬兵力，擔負上海以至於南京方面的防務。總指揮蔣光鼐依據日軍攻擊規模判斷必將面臨大會戰，故而決定除在南京等地留駐部份兵力外，差不多已將全軍投入上海戰場。

二十九日傍晚，蔣光鼐與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聯名發表通電，表示決心澈底抗戰，以鼓舞十九路軍全軍士氣，電文如左﹕「……光鼐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市區終於成了戰場。戰鬥打響後，上海各界義勇軍，紛紛推舉代表，到真茹去見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請求參戰。蔡廷鍇指定總部的高參華振中，156旅旅長翁照垣為義勇軍正、副總指揮，參戰各界義勇軍達五千餘人，擔負起了戰勤、救護、消防、宣傳、傳遞軍情乃至查奸和作戰的任務。

蔣介石先生此時剛由老家溪口返回南京，遂向國人公開表示：中國要爭取國際干預，但並不等於一味的等待，以及對日本繼續不抵抗，若國際制約無效，則我惟本不屈服之決心，始終不與之妥協，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

一月三十一日，日軍又增調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四艘，航空母艦兩艘，以及海軍陸戰隊七千餘人增援上海。並從長江上炮轟南京。蔣介石擔心日本有侵佔整個東南之企圖，因而明確主張將國民政府遷往河南古都洛陽，以便與倭寇長期作戰。為親自表明本人決心並號召全國官兵奮起抗戰，特向全國發表通電：「……滬案發生，對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軍進攻；轟炸民房、擲彈街衢，同胞慘遭蹂躪，國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氣，寧能再忍？

「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週旋！

「中正與諸同志久共患難，今日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17）（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蔣先生對主張遷都一事，在元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亦曾記述了他自己對這一重大決策的利弊權衡：「余決心遷移政府，與日本長期作戰，將來結果不良，必歸罪於余一人。然而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遠非余一人獲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犧牲個人，以救國家，他復何所惜哉！」（18）（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隨著戰爭不斷升級，十九路軍孤軍難支。蔣介石遂將中央第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及稅警團合併為第五軍，由張治中指揮，於二月十六日加入上海作戰。戰鬥更加激烈。時上海工商界、實業界、地方名人史量才、黃炎培、虞洽卿及杜月笙等，發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以慰勞軍隊，救護難民，調劑金融，維持商業。

據相關史料記載，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上海市民支持抗戰，熱情很高。當時只要「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向大家說一聲「抗戰需要」，立刻就會有大量所需物資像小山一般堆積在該會門前。以至於報紙電台經常代表該會發表聲明：昨天本報或本台說十九路軍需要某某種物品，現在各界同胞捐贈數量太多，早已超過實際需要，本會已無地方代為保管，請同胞們從現在起不要再捐了。

淞滬抗戰爆發後，流亡上海的韓國僑民，也組織起慰勞隊籌款購買紗布、藥棉、碘酒等戰地所需物品，送往十九路軍前線陣地。上海韓人各團體聯合會，上海台灣聯合會，還聯名發出「勸告日軍倒戈自救」的日文傳單。

一二八淞滬抗戰，雖是在上海國人居住區展開，但上海市中心由英美法等國控制的租界當局，也緊張異常，紛紛拿出應對措施。戰爭爆發初期，上海的金融及經濟秩序一度受到衝擊。此前，國民政府因財政困難曾大肆舉債，僅一九三一年就發行公債七十四億六千萬，其中三分之二為上海各銀行所持有。「一二八淞滬抗戰」打響後，為籌措經費，國民政府請求國民延期償還及減息，這無疑損害了持票人的利益。但「上海持票人會」立即發佈宣言：同意減息延付。若在平時，無論國家財政如何困難，萬不容稍有變更，因為這是國家與國民需共同遵守的「誠信諾言」。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百業停頓，稅收奇絀，日本入侵，國難當頭，持票人深明大義，為國難甘受犧牲。

時身在南京的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對國民的慷慨，深為感動的說：持票人慟外人之侵凌，國勢之顛危，願損個人之利益，以紓國家之危難，提出減輕利息、延長還期、保障基金各辦法與政府相互妥協，尤足以表現我國民愛護國家，一致團結之精神，本人深表敬意。

「大家保衛大上海，大家保衛大上海，各行各業一齊來！有力的出力，有財的出財！大家保衛大上海，不分貧與富，大家一齊來！」這是當時上海市民的共同心聲，遂成為街頭巷尾到處傳唱的兒歌。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日本侵略者針對性的轟炸了當時中國最大的文化機關，文化資源收藏庫—商務印書館，造成這個幾乎壟斷中國教育出版，佔全國出版量百分之五十二的出版巨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財產被毀。當時日軍飛機從「能登呂號」航空母艦起飛，向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總廠投了六枚炸彈，印刷廠、製造總廠等，頓時一片火海。馬路對面的東方圖書館也被焚燒，五層大廈被燒成空架子，四十六萬冊珍貴的古籍化為灰燼。其中「東方圖書館」收藏的宋版、元版圖書十多萬冊、和四庫全書等珍籍都被焚燬或劫走。當時連十里開外的法租界，也隨風飄下焦黃的《辭源》、《二十四史》等殘頁。時人這樣描述日機轟炸後的情景：是時，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十里之外，大火熄滅後，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其慘狀目不忍睹。六十五歲的張元濟打理商務印書館已逾三十年，眼見印刷廠、製造總廠、東方圖書館等遭此摧殘，館藏珍貴典籍，付之一炬，他與同仁們抱頭痛哭。張元濟後來這樣回憶道：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為痛心！工廠機器設備，都可以重修、重建，唯獨我數十年辛勤蒐集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敵人炮火，特別是宋元孤本珍貴典籍，再也無法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據當時新聞報導，日軍以卡車搬運燒剩下來的書籍達一星期之久。似此傳承古代文化的善本典籍之被毀滅，不只是中國、而是全人類無法彌補的損失。日本侵略者悍然毀滅東方文化的罪惡行徑，無疑是其人性的獸性化，靈魂的醜惡與殘暴！

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直接影響到了英美法等國在上海的利益，英美兩國駐滬總領事遂出面調停。日本侵略者，在採取軍事行動之前，對上海的軍情民情估計不足，原想，只要戰爭打響，即能摧枯拉朽，迅速推進，達到預期目的。不想戰爭打響之後，十九路軍奮起抗擊，上海民眾積極參戰，支持部隊，直到第二天下午，日軍不但未能按原定計劃展開，而且受到重創。因此，當英美出面調停之時，日本軍方佯為同意，商定二十九日下午八時開始一小時「休戰」。再經兩國總領事居間調停，舉行中日雙方負責人會談。英國駐防軍司令即席提出調停建議﹕

（一）日軍退至租界線內。
（二）退出區域由中立國軍隊駐防。
（三）中國軍隊亦同時退至相當距離。
（四）事變之解決，待外交交涉。

日方則表示﹕「俟向本國政府請示」，而當場未作承諾，只是暫時決定「休戰」延長三天。

日軍其所以同意將「休戰」時間延長三天，是因為開戰之初，日軍受到重創，欲增加兵力，要調運需要時間，延長休戰時間，是其為爭取運兵時間的緩兵之計。日本增兵得手，即重新發起進攻。淞滬抗戰在上海軍民的英勇抗擊下，堅持了一個多月，使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擊。
在上海戰役中，中國軍人戰死四千餘人，受傷七千餘人。市民死亡一萬餘人，失蹤、負傷四千多人，毀壞民宅一萬六千餘戶，遭受損失甚重。日本侵略者的傷亡遠遠小於中國。

五月五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國調停之下簽署《淞滬停戰協議》。日軍返回戰前防區；中國軍隊暫留現駐地；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區。

一二八事變，歷時三個多月，中國上海這個國際都會，除人員物質遭受重大損失外，最令世人痛心疾首的是，數量巨大、珍貴孤本典籍遭受的焚燒和劫掠。工廠可以重建，機器可以修復，典籍無法複製！人類將從此失去而無法復得！日本侵略者毀滅東方文化的邪惡靈魂、野獸般罪行，將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國軍人為民族尊嚴而流血，為國家主權而拚殺，日軍同樣傷亡慘重，三易其帥。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日軍正式成立上海派遣軍，任命曾參加過「甲午戰爭」的白川義則大將為上海派遣軍總司令。白川到達上海時，戰事已經結束，這時日本外相重光葵也來到上海，他們決定於「天長節」（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園舉行「中日淞滬戰爭祝捷大會」。

日本人侵犯中國，又要在中國國土上「慶祝勝利」，真真欺人太甚！這是對中華民族無邊的羞辱！上海愛國軍民憤慨異常。重光葵與白川的舉動與行蹤已被抗日俠士，暗殺專家王亞樵所掌握，決心除掉白川與重光葵。因日酋安排的「祝捷大會」會場只允許日本人和朝鮮人進入，於是，王亞樵便約請韓國流亡義士尹奉吉一起商議實施方案，商定特購10磅篾殼熱水瓶，安裝定時炸彈帶進會場。定時炸彈按時爆炸，威力頗大，連台帶人轟至半空，炸斃白川、炸傷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會會長崗村洋勇，日酋共死傷13人。「慶祝大會」被搗毀，各報連篇累牘刊載，上海數百萬軍民為洗雪羞辱而奔走相告。義士為國人復仇，為世界除惡，大義凜然，慷慨悲壯！

爆炸發生後，韓國義士尹奉吉當場被捕，英勇就義。隨後日本侵略者對上海韓僑瘋狂抓捕。為避免牽扯無辜，王亞樵又與韓國義士金九仔細商議，決定以韓人愛國團首領的身份，在《申報》刊登一封公開信，宣佈對此事件負責。

「概自日本以武力併吞高麗，乃進而攫取滿洲，並無故侵犯上海，已成為遠東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脅者，故余決意向世界之仇敵，人道與正義之蟊賊，報仇雪恨。吾人謀暗殺敵人之重要人物，並破壞敵人之行政機關，藉以恢復祖國之獨立。吾人無金錢，無軍隊，以與白川搏鬥，唯有一人！」（19）《滿江紅．抗日珍貴影像全記錄．第二集》（鳳凰電視台視頻）。

這時在東北方面，趁著「一二八上海事變」的紛亂之際，日寇預設的陰謀已化為既成事實，這就是侵略東北的作業告成–成立了傀儡政權的偽「滿洲國」。

民國二十一年，當元月三日佔領錦州的同時，日本的所謂「東北新國家構想」，由關東軍帶頭加速進行，這是預計國際聯盟依據決議將會派遣調查團於二月下旬乃至三月上旬前來當地調查，故必須策謀在調查團到達之前捏造一個「新國家」出來。日本侵略者對於這個偽政權的初步構想大致為：

一、機構采逐漸中央集權制度，其首領用「大總統」等類名稱，以避免有復辟傾向，並以溥儀為首領。
二、時間大致在二月中旬，至遲在國際聯盟調查團到達之前實現。
三、以長春為「國都」。
四、「中央政府」設「參議府」、「參議」為滿、蒙籍各一人，中、日籍各三人。日本的意向通過日籍參議轉達「滿蒙中央政府」。
五、「新政府」管轄區域為奉天（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蒙古五省。」（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為了成立所謂的「新國家」，日寇的策謀之一，是首先組織一個所謂的「東北行政委員會」，於是遂拉攏業已唯關東軍之命是從的舊軍閥及土豪們，先組成一個「新政權」的母體。二月十六日，關東軍召集臧式毅（遼寧省偽主席）、熙洽（吉林省偽主席）、張景惠（黑龍江省偽主席）以及馬占山「四巨頭」於瀋陽；十八日成立所謂「東北行政委員會」，以此一委員會之名義宣稱東北「獨立」。

中華民國外交部早在「偽東北行政委員會」成立之前，於二月二十一日曾發表宣言，否認東北「獨立」及一切偽行政組織之設立。

「這個所謂「新國家」，自稱「滿洲國」，決定於三月一日成立，其「領域」為奉天（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後來於一九三三年再加上熱河省），人口約三千萬；「國旗」為「新五色旗」，年號「大同」。其政體是依照日本的意向決定暫採「共和制」。但希望「帝制」的溥儀及其左右則加以反對；鄭孝胥、鄭垂父子以及羅振玉等人向板垣征四郎堅持要求「帝制」，而板垣則於會見溥儀時，告知「新國家采共和制，你（溥儀）可以執政名義居於元首地位」，溥儀大為不滿；於是板垣乃約集鄭孝胥父子暨羅振玉等人說出「軍部的要求絕對不能變更。如不接受，就是與關東軍為敵。」-最後拿出這樣脅迫的手段，使他們只有忍受了「執政制」。

在這個決定之後，板垣又與鄭孝胥父子密約–（一）關東軍保證「滿洲國」成立後，在一年內改為帝制。（二）溥儀對外稱執政，但在宮中仍用皇帝體制。（三）日本在短期內承認「滿洲國」。（四）任用鄭孝胥為「國務總理」。

溥儀本人所希望的「帝國皇位」得到了保證，親信鄭孝胥也獲得「總理」的位置，至於他們對於出賣東三省則是毫不吝惜的。
……

三月一日，（鄭孝胥）體承日本意旨發表了「滿洲國建國宣言」，其內容則為詆譭國民黨及表明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從此以溥儀為執政的「偽滿洲國」誕生，在歷史上存在了十三年，在此期間作了不少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勾當，犯下了叛國大罪。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