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九‧一八」事變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佈東北易幟，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從此中華民國的國旗開始飄揚在全國各地的上空，從而實現了全國政權形式上的統一。蔣介石先生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幸全國已告統一，我堂堂中國必能獨立自由平等於現時代也。」（7）《歷史關口‧蔣介石日記‧1931—1945》第一集。（鳳凰電視台視頻）

當然，這種心情只能是蔣介石對於國家、民族未來的一種堅定信念，但這一信念的實現，則必定需要一定的時日與歷史條件，和平統一的歷史條件，在那時是非常難得的機遇。

北伐完成之後，各方面軍事兵力大致為：中央軍50萬；馮玉祥：40萬；閻錫山：20萬；李宗仁：20萬，奉軍：40萬；其它：30萬，加上全國其它地方部隊，總數當在兩百萬以上。軍隊所需要的糧餉，幾已超過了整個國家的總歲收入。軍費嚴重超支，1929年1月，蔣介石召開軍事編遣會議，會議決定裁軍，蔣介石準備了《國民革命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大綱規定：除了中央軍保持六十萬人以外，各系部隊都控制在二十萬人以下，自編遣之日起，所有軍隊的指揮權力收歸中央。這是中華民國實現政治統一後，為實現軍事統一指揮的一個步驟，然而，在國家統一的觀念還十分模糊的時代，這一措施遂立即引起各系軍閥的極端不滿。因為軍閥向以擁兵自重，裁他的軍隊猶如刨他的根。

馮玉祥、閻錫山等人認為：所謂編遣會議，實際上是蔣介石想把他們的軍隊都編遣掉，主要保留以蔣介石中央軍為系統的部隊。蔣介石的裁軍計劃，終於由爭吵演變成爭鬥，以馮玉祥和閻錫山為首的反蔣聯盟發動了「中原大戰」。雙方投入兵力超過百萬，戰線綿延數千里，兵禍連結長達七個月之久，致使中原大地再罹兵燹。

剛屆而立之年的張學良，對於國內外的形勢頭腦非常清醒，他認為若國內戰火不熄，軍政不能統一，必給日本軍國主義者提供良好的入侵機會，那時親者痛仇者快，將何以面對國人！一九三O年九月，張學良發出和平通電，率十五萬東北軍入關支持中央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集團土崩瓦解，至此蔣介石終於暫時穩定了中國的大局。

日本想侵佔我國東北地區，早已是處心積慮。一九二九年時，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即制定了《佔領滿蒙計劃》，隨後包圍鐵嶺縣城，日軍在東北的兵力已超過萬人。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台獨立守備隊第２營第３連離開原駐地虎石台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軍守備隊。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立即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爆炸後，駐紮中方北大營和瀋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

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日軍挑釁、製造摩擦不要抵抗，駐守部隊並未做出激烈反擊。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最後突圍撤走。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對於中華民族來說，不只是震驚，更是震怒與悲憤！小小日本，彈丸島國，竟敢用武力在泱泱大國的土地上，製造事端，侵佔我神聖國土。當時面對如此形勢，中華民國政府的決策可有兩項選擇：

（一）發佈命令，對日宣戰，組織全國軍民奮起抗擊，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國門。

（二）將事件真相公諸於世，報告國際聯盟，用世界輿論、人道公理、國際準則制裁日本。

全國民眾眼看東北同胞淪於日本鐵蹄之下，紛紛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拯救骨肉同胞於水火之中。

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者，兵事也，征戰攻伐者也，事關國家興亡盛衰，民族生死絕續。

日本侵略我國東北，是其政客們與軍國主義集團蓄謀已久的計劃，「不甘處島國之境」，立足於用戰爭手段侵略和吞併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這是日本自明治以來，政客們與軍國主義集團的共識，時稱「大陸政策」，或「大陸經濟政策」。為了實現這一政策，達到預期目的，數十年來，日本舉國上下，大力發展軍事工業，以「武士道」、「大和魂」的尚武精神，強化教育、訓導國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生聚教訓，小小的日本國，已建立起生產技術先進的軍工體系，已建立起一支武器裝備精良、人員訓練有素、戰鬥力極強的侵略軍。懷著「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野心，邁出了侵略中國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在九月十九、二十兩日的日記中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份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拼以一身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將無寧日矣！」（8）（《蔣總統秘錄》第八章 全國統一）

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將無寧日，這是蔣介石先生當時對中國以及亞洲形勢的總體判斷，由此可知中日之戰必是在所難免。目前面臨的問題是：面對「九‧一八事變」，中華民國該如何應對？這是一件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國之大事，該如何制定國策？是立即對日宣戰，奮起抗擊？還是通盤籌劃，暫作忍讓，全面備戰，條件成熟，再對日宣戰，擊敗日寇，收復國土？如果立即對日宣戰，奮起抗擊，那麼，又如何才能保證這場衛國戰爭勝而不敗？歷史上的慘痛教訓實在是太多太多，遠的，如晉朝末年、宋朝末年、明朝末年偏安不歸的教訓不用說，僅就清朝末年的甲午戰爭、義和團扶清滅洋庚子之戰的慘痛後果，無不令人記憶猶新！如今的中國，已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再不是帝國王朝的時代，而是已建國二十年的亞洲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五千萬華夏兒女共同擁有的國家，對日之戰，不戰則已，戰則必須要勝！這一保衛中華民族、保衛中華民國的歷史重任，落在了蔣介石的肩頭！

中華民國已開國二十年（幾乎相當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時間），當年孫中山先生曾告訴國人：中華民族是具有優秀傳統的民族，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全力以赴一心一意進行國家建設，十年時間國家即可富裕強盛起來。但在二十年的歲月裡，一路走來多有坎坷，前後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段祺瑞毀法，徐世昌僭位、軍閥割據，兩度北伐，再加上在原共產國際、前蘇聯支持下誕生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政治宗旨不同，數年中兩黨博弈不休而成為內憂。直到一九二八年底才實現全國統一，甫告統一，又發生中原大戰，二十年來艱難曲折的道路，風風雨雨的歷程，致使國力發展緩慢而不盡人意。實事求是的講，當時若立即與日開戰，實在是難有穩操勝卷的把握。

頭腦清醒、思維理智的先生們，如果您是當時中華民國的主政者，面對如此狀況，你將該如何決策？

當時《大公報》的三巨頭吳鼎昌（董事長）、胡政之（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總編輯兼副總經理）面對「九一八事變」，深以為中華民族憂。他們三人都曾留學日本，是著名的知日派，他們認為中日之間的問題，決非一日所致。日本自明治維新以至昭和新政以來，一直將向外擴張、征服支那定為國策，千方百計發展武備，軍力日益膨脹，日漸強盛，眼下中日兩國的國力、軍力、經濟實力極為懸殊，若倉促開戰，中國必亡無疑。三人經過深思熟慮，「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第三天，《大公報》召開全體編輯會議，確定以「明恥教戰」四字作為當下的編輯方針。所謂「明恥」，即安排年富力強的編輯王芸生立即著手撰寫1871年以來的中日關係史，讓國人瞭解外侮之由來。1932年初，配合《大公報》「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王芸生撰寫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文開始連載，持續兩年無一日中斷。所謂「教戰」，即開設軍事週刊，向國人介紹國防軍事知識。在那戰火繽紛，國難重重的歲月，《大公報》同人，以他們的真知灼見，從輿論上、行動上有力地配合了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先生著力進行的國防教育。

如何決策，事關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作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沉浸於慎重冷靜的思考中。

蔣介石經過審慎思考，於九月二十一日確定了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的方針，並召集黨、政、軍幹部會議，作出如下部署﹕

「『余主張以日本侵佔東（三）省事實先行提出國際聯盟與簽約非戰公約諸國，此時唯有訴諸於公理；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於相當程度，乃出以自衛最後之行動。』

　

在這次會議中，決定了以下四點基本方針﹕

（一）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研議機關。

（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及剿共計劃，悉予停緩。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專程前往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

（四）民眾方面﹕由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份別發佈「告全國軍民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賴國聯公理處斷。」 （9）（《蔣總統秘錄》第十章 九一八事變-上）

當時，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正舉行例行會議，中華民國派施肇基代表出席。施肇基於事變翌日（十九日），即遵照外交部訓令將日本軍隊突然攻擊瀋陽並加以佔領情況通告國聯秘書處，要求國聯為謀使日軍退出而採取最適當的措置。

二十一日，施肇基正式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他照會國聯秘書長，請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保障和平義務）召開國聯行政院會議。照會內容為﹕「……中國代表又接本國政府電告，得悉九月十八日以後之情勢發展，較第一次所報告者更為嚴重。並稱﹕日本正式軍隊於九月十八日夜無故向瀋陽及其附近之我國軍隊轟擊，……嗣後佔據瀋陽、安東及其它各城市；各地之公共機關均被強佔，各交通路線亦被日軍奪據。我國軍隊及人民因遵守本國政府命令，並未抵抗，以免任何可使情勢擴大之舉動。

「中國為國際聯合會會員之一，……認為國聯殊有依據第十一條所賦予之權力，阻止危害各國間的和平，並恢復事變前原狀，決定中國應得賠償之性質與數額。……」（10）（《蔣總統秘錄》第十章 九一八事變-上）

國際聯盟接到中華民國的申訴，九月二十二日國聯行政院即舉行會議，一致決議﹕致緊急通知於中、日兩國政府，請各防止有使事態惡化或妨礙和平解決的任何行動，聽後國聯派員調查裁判。中華民國雖向國聯提出了維護和平的申訴，國聯決定派員調查裁判，將作如何裁判尚不得而知。

同日，蔣介石又憂心忡忡地寫下如下日記：「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11）（《蔣總統秘錄》第十章 九一八事變-上）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宋．蘇洵《辨奸論》） 九一八事變，對於中國而言乃是一件震動全國民心的大事，絕非是「微」，而對於整個世界而言，則自然是「微」。蔣介石為此而憂心世界，自由民主國家的政要們，能否洞察及此，我們無法知曉，但八年後的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蔣介石先生的憂心，即變為了人類災難的現實！

九月二十三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 何部長敬之：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12）（《蔣介石文集．別錄．中華民國二十年》．致何應欽部長指示對日方略電）　

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作出相應部署之後，又先後向國人宣示救國禦侮決心 ：

一、 手書期於十年內湔（jian)雪國恥

持其復仇之志，毋暴雪恥之氣，兄弟鬩牆，外侮其御，願我同胞，團結一致，在中國國民黨領導指揮之下，堅忍刻苦，生聚教訓，嚴守秩序，遵守紀律，期於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窮之恥辱，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

中華民國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蔣中正 九月二十八日

二、手書救國之道誓詞

救國之道，在和平統一，禦侮之要，在守法奮鬥，統一為和平之基，守法為奮鬥之本。望我全國同胞，共同一致，努力於和平統一守法自強二語，以達救國禦侮之目的。永為中華民國雙十節之誓詞，共矢勿渝。

中華民國二十年雙十節 蔣中正

（13）（《蔣介石文集．別錄．中華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宣示救國禦侮決心）

中華民族是個極度崇尚世界和平的民族，中華民國開國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在開國之初就曾昭告國人：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凡中華民國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何謂天職？即是促進世界的和平。和平為世界之真理，國民之天職在促進世界和平。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本維護世界和平的公理，促進世界和平的天職，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請求國聯按照國際公法，要求日本收斂侵略行動，從我國東北撤兵，使東亞人民免罹戰火。國民政府力求擁護國際公法的尊嚴，維持非戰公約的效力，同時也做好如果和平破裂，我們將堅決抗禦的思想準備。

蔣介石十月十二日在國民政府 總理紀念周上強調：「今日我們固甚願以和平的方式，來保全非戰公約的尊嚴，雖日本侵佔我們領土，我們仍不對他宣戰，是為了要維持公理，為公法公約而竭力忍耐，但到萬不得已時，公法與公約，都不能維持的時候，也決不惜任何犧牲，以盡我擁護國際公法維持非戰公約的責任，非戰固是神聖，但為維持公法公約而戰，無論犧牲怎樣重大，也是有價值的。」（14）（《蔣介石文集‧演講‧中華民國二十年》擁護公理與抗禦強權）

為了佔領和控制我國東北地區，日本關東軍一直試圖在滿洲建立親日政權。起先，日本寄希望於掌控滿洲的軍閥張作霖，當發現張難以馴服之後即將其暗殺；後又試圖控制接替其父掌握滿洲的張學良。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服從中華民國中央國民政府，日本的陰謀又告失敗。「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用武力完全佔領我國東北地區。一九三一年底，因滿洲事變引咎辭職的原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前往滿洲，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和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商討事變進展。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返回日本的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滿洲近況》的報告，建議在滿洲建立「新國家」。在報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後進攻蘇聯「向北發展」，而日本通過控制這個「新國家」的經濟，可以獲得使日本永久自給自足的資源，還可以通過向滿洲移民解決日本人多地少的問題。經過精心策劃，將滿清廢帝溥儀秘密接到東北，建立起偽滿洲國。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策動滿洲獨立並建立偽滿洲國提出嚴正抗議。（詳情見後）

國際聯盟根據中華民國的申訴，派出李頓調查團，對九一八事變進行全面調查。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調查團的調查報告書，同時在日內瓦、南京和東京公開發表。重申不承認偽滿洲國。日本以抗議該報告書為由，宣佈退出國際聯盟，致使國聯的調查報告書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事實證明，國聯的活動和《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未能制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日本的侵華行動在迅速擴大，並準備進一步升級為全面侵華戰爭。

然而，通過國際聯盟，進行外交鬥爭，廣泛團結世界上一切反戰國家，從擁護國際公法、維持非戰公約的高度出發，在道義上輿論上最大限度的孤立日本，這也正是蔣介石先生處理「九一八事變」時策略運用上的過人之處。

蔣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夜晚，再度仔細審閱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日記上記下：「李頓對於調停之主張，亦太怕日寇矣！但報告書中前八章調查之日本責任尚屬公道，余對此認為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絕。嗚呼！以弱國而談外交，又欲於外交中圖自主自強之道，乃非此不可，余於是又知昔者鄭子產之慎於辭命之用心苦矣！」（15）（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其實，「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已胸懷流血的決心。

十一月二十日，蔣在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日問題專門委員會中發表講話，表明決心﹕「我（蔣總統）看如果中國自己沒有充分自衛的力量，國際又沒有很大的決心制止暴力，日本決不會撤兵。……現在中國已經失了東北土地，不光是東北三千萬同胞同心協力，非把他收回來不可；就是全國四萬萬同胞，也都有決心，非把他收回不休的。

「我們一方面很誠意的信仰國際聯盟會，希望國際聯盟會擁護正義，主張公道；但是，一方面我們國內須有切實的準備。我們料到日本不肯輕於退出東三省，也料到日本不能把大連、旅順輕易交還中國，所以我們唯有依賴國民的能力、與世界上的公道；但我們一定更要有最後的決心。–甚麼是最後的決心？就是流血的決心！……

「自日本佔領了東三省以後，日本外相幣原即與他們南（次郎）陸相說﹕「你要把東三省整個吞下去，無異吞了一個炸彈。幣原在外交上是比較有些世界眼光，對中國必先有深刻的研究，纔說出這一句話來。

「我相信我們自己有一個決心，有一個準備，就要運用這句話–以東三省來做日本的炸彈，來收回失地，進一步使日本為東三省而亡。」（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昭和新政對華政策付諸行動的第一步，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奏。這次事變，造成我東北大片土地淪陷，三千萬父老同胞遭受日寇鐵蹄的蹂躪，大批同胞逃往關內，到處流浪，吃盡戰禍之苦。

強敵入侵，全國震驚，國民政府與蔣介石根據當時的具體國情出發，審時度勢而後提出：「應先提國際聯盟會及非戰公約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而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至於軍事，忍耐至相當程度，出自衛最後行動，與倭寇決戰。」這一審慎應對的主張，給中共留下了大造反蔣輿論的空間。

「九一八事變，東三省國土淪喪，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喪權辱國！」、「蔣介石賣國賊，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論調鋪天蓋地。時至今日，這一論調仍為不少人士所津津樂道。

在這一輿論的鼓動下，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太原、長沙、西安、貴陽、開封、保定、廣州、福州、武漢、南昌、蘭州等地的大中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集會遊行，發表通電，要求國民政府對日宣戰，立即抗日，打敗日寇，收復國土。

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在東京「左聯」的策動下，推選130名代表，赴國民政府駐日公使館請願, 並提出四點要求：下旗歸國；對日絕交；對日宣戰；發給全體留日同學歸國船票。

國內，在中共的策動下，平津學生組織所謂南下抗日救國示威團赴南京，向國民政府示威請願。北平南下抗日救國示威團 500餘人，衝進國民政府外交部，將各辦公室搗毀，將外交部長王正廷頭部擊傷。續赴中央黨部，又將接見示威團的蔡元培、陳銘樞毆傷架出門外，要求蔣介石親自接見。

學生是國家的未來，學生們要求抗日的主張是正當的，只是需要引導，蔣介石同意接見學生。

12月12日，蔣介石接見了學生請願團。在冬日寒風中，與同學們立談兩小時。蔣氏日記稱：「幾受侮辱」，「余現身說法，至少四分之三以上之學生能受理解感化，而極少數之學生亦無如彼何也?」蔣介石吁他們回到學校裡去﹕『擁護中央，實現統一，各盡其職，勿越法紀，禦侮救國之道，盡於此矣！』（蔣總統秘錄‧第十章‧九一八事變‧下）

蔣公14日日記云：「對請願學生代表解釋詳盡。青年有理性者居多數，而少數敗類，橫行無忌，罔知禮義，殊為國家悲痛也。」

為了化解大中學生們的偏激情緒，將廣大學生滿腔的愛國熱情，引向正道，教育部成立了「特種教育委員會」，開展抗日救國教育活動。

為了向全國學生闡述如何才能救亡圖存的道理與策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表了《告全國學生書》。書曰：中國今日當存亡關頭，政府受人民之詑，合人民之力，負折衝禦侮之責。政府不尊重人民之意思，則人民必唾棄其政府而國乃亡；人民不服從政府之指揮，則政府不能約束其人民，步驟錯亂，為敵所乘，而國亦亡。嗚呼！時至今日，而謂尚可不一心一德，披肝瀝膽，在中央統一指揮之下，同赴亡國滅族之難也？全國學生血氣正盛，愛國至殷，學生能一心一德，服從指揮，以為全國國民倡，則國事必可有救。存亡決於幾微，生死定於俄頃，故願竭其誠為我學生諸君告也。

所謂統一指揮者，上下一心，步驟一致，犧牲個人及一部份之成見與利益，以貢獻於國家也。學生今日為主張對日作戰者，則即以戰言。近世之戰，非猶夫歷史之驅士卒以相摶矣，非以全國水陸交通集中於政府權力之下而指揮之，則不能戰；非以全國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於政府權力之下而指揮之，則猶不能戰；以整個的國力，應作戰之需要，甚至毀吾廬墓，不為不孝，夷吾室家，不為不仁；尚能人各一主張，人各一利害，而不聽命於統一指揮者耶；不特戰時為然，即當臥薪嚐膽，生聚教訓之時，亦必有統一之指揮，乃能有充分之準備。即如全國學生，今無一不願荷槍前敵，為國捐軀者；然義憤固可薄天，平日苦無訓練，則必施以短時期之軍事教育，在此受軍事教育期中，即須犧牲其平時所享之自由，俾成為整齊嚴肅之戰士。若曰是尚未至於戰時也，約束可以不行，作輟可以無定，是則灞上轅門，直如兒戲，一旦臨陣，倉皇失措，既為無益之犧牲，復無補於國家之危亡，吾知明理達義之學生，於此必能憬然悟統一指揮之必要，且及未戰之時，尤常磨厲及此矣。

自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侵佔遼沈以來，風聲所播，全國民氣如湯之沸。青年學生有盡質其衣履以賑災，隻身請求入武者，有熱血僨湧，無可遏抑，自殺以殉國難者，此種捨身為國之精神，以足為國必不亡之徵象。其尤為艱苦卓絕者，則全國民眾於熱烈激昂之中，仍能刻勵沉著，不予敵以可乘，不示人以皇亂；以文明民族之人格，作敵國野蠻行動之反映，因是益得世界之同情。吾人固知存亡之大計，決於自身，但求同情，等於依賴。惟深信只有刻厲沉著之民性，能立致果成仁之偉績；惟有步伐整齊之紀律，乃能決勝克敵於疆場。故全國民眾最近所表示者，不僅消極的使敵人無隙可乘，且積極的可為民族生存之保障，甚願全國學生於此良好之基礎，益相勉勵，以底於最後之成功。昔普法戰爭時，法國學校在德軍槍林彈雨之下，絃歌弗輟，曾讀《最後之一課》者，當能識之。法國民族因具有刻勵沉著拚命讀書之精神，終能復其世仇。吾全國學生而欲復仇雪恥者，更宜依中央頒布之義勇軍辦法，日夕不懈，努力於軍人之修養，若見敵來乘，相率罷課，適隳吾淬礪之氣，示弱於敵耳，其惡乎可。

今乃有以不宣戰，不開課為揭示者，有以出兵與讀書並提者，其發於熱誠，故難厚非；衡諸事理，實多紕誤。夫宣戰問題，決不能以學生之罷課與否為衡者也。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未畢，而輕於一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完妥，而不敢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時期，負全國存亡之責，全民生死之寄，所願以與國與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決心，受人民之信詑，秉惟一之權能，以定惟一之大計耳。若政府於此，而可不計國家利害，輕徇請求，或築室道謀，躊躇不斷，則為溺職、為誤國、為千秋萬世之罪人。大難臨頭，至於此極，人民而猶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猶不絕對負責，則詬誶未息，國已不國矣。抑更有進於是者，負此全職之政府，自有軍事處分之權衡，宣戰與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問，負責政府所不必答者也。外交儘應公開，軍事自有機密，愛國之學生乎，磨厲以須，來為政府之後盾，速為前仆後繼之準備，政府決不負國家也。

嗚呼！今日之事急於星火，今日之國危於累卵，吾人盥（guan)沐 總理救國救民之遺訓，負此無可旁貸之責任，苟於國家有利者，則必身先人民而死，若見於國家有害者，則職責所在，不容姑息。竭誠相告，惟全國學生共鑒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壹》電子版P288-290）

這篇《告全國學生書》針對當時歷史條件，就政府與人民，人民與政府的關係；統一指揮與分散行動的利弊；可戰而不戰與不可戰而戰的後果等抗日救國要略，逐層剖析，掬誠以告。針對示威學生要求政府立即對日絕交，對日宣戰的訴求，就為何不能立即與日戰的原因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客觀分析，並告誡大家：「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未畢，而輕於一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完妥，而不敢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同時聲明「政府在此時期，負全國存亡之責，全民生死之寄，所願以與國與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決心，受人民之信詑，秉惟一之權能，以定惟一之大計耳。若政府於此，而可不計國家利害，輕徇請求，或築室道謀，躊躇不斷，則為溺職、為誤國、為千秋萬世之罪人。」

這篇動情曉理的經典性文告，在那極左思潮激盪、氾濫的年代，在對國民政府一派指責聲中，而被一片喧囂叫罵的聲浪所淹沒，極可能不曾收到預期的效果。

然而，淘盡黃沙必見金！時光老人是主持天下公道的專職老人，老人用「時光」這把鐵掃帚，從不停歇地在清理著世上的垃圾與污垢，當把塵土黃沙清除淨盡之時，真金必定顯出本色。

光陰荏苒，時過境遷，八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靜靜閱讀這篇文告，捫心自問，細細品味其中之理，會使人深深感到，當時國民政府對國情、敵情、軍情、民情的分析，是何等的客觀透徹，深刻細緻，這不就是當年國民黨中執委同仁們與蔣介石先生發自肺腑振聾發聵的吶喊？不正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向國人所作的坦誠告白嗎？此後蔣介石以領導全國軍民對日抗戰，艱苦卓絕，八年浴血，最終戰勝倭寇，捍衛中華民族尊嚴的事實，顯示了這篇《告全國學生書》的歷史意義。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