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人類進化之道

世界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列強紛紛興起，覬覦他國財富，處心積慮、想方設法掠奪他國財富而佔為己有，不僅成為列強們的共同心理，而且逐步付諸實施，將侵略的魔爪不斷地伸向世界的東方。

十九世紀中葉，達爾文經過環球考察、二十年苦心鑽研創立起生物進化的學說。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生物進化論，第一次對整個生物界的發生、發展、不斷演進的規律，作出了系統的解釋，使生物學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革。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僅僅隻影響到當時的生物學領域，而且對人類學、心理學以及哲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物競天擇是達爾文創立的生物進化論的核心。「物競天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本是達爾文對於生物進化過程的一個總結，但在列強們不斷侵略他國的混沌過程中，它卻不知不覺地，被一些政客們炒作成了現代社會學的口號，無形之中，「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竟自然而然地成了列強們侵略一時間尚處於弱、小地位的國家的理論！

難道說世界應該就是這樣的嗎？回答很明確：絕對不是！因為生物進化中的競爭原則，根本不適用於人類！千古聖哲孫中山先生，對此有著精闢的論述。

「作者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矣。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進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類所希望，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於以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95—196「建國方略」（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 2版）。

孫中山先生所論述者，本是人類正常進化、發展、前進的坦途，也正是人類其所以稱之為人類，所應具有的本色、人性與良知。再者，隨著科學研究的發展，其成果當為促進人類人性、良知弘揚光大所運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人類體內的獸性基因未曾泯滅，無不隨時隨地尋求展現的機會，貪婪成性、侵略他國、掠奪財物、佔為己有，正是人類獸性基因的表現。為使侵略他人能夠成為合理的行為，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問世，正可作為他們獸性理論的支點。
「乃至達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競爭生存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為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95—196「建國方略」（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 2版）。

進化本是自然之道，人類進化與物種進化有著本質的差異：人類進化以互助為原則，物種進化以競爭為原則。達爾文進化論問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一時之間，成為那個時代世人的共識，歐美大多數的學者均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競爭生存乃為實際，故以物種進化之原則施之於人類的進化，以致使得人類學、心理學、哲學等在對於社會輿論的影響上鑄成大錯，競爭的結果是導致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了，新的競爭矛盾又出現了，矛盾激化，無法調和，怎麼辦？再打第二次世界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是：近一億三四千萬人員的死亡！近十萬億美元物資的損失！給人類造成的生存災難，無法言狀！

由此可見，科學成果不可亂用，更不可誤用！

第二節 大亞洲主義

西元一八六八年，日本睦仁天皇登基，年號明治，開始向西方學習，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民俗等諸方面，實行改革舊制，變法圖新，史稱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大致經歷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國力開始強盛起來。

日本國力強盛之後，當政者為了驗證國力，首選項目就是，逼近人口是自己五六倍、國土面積是自己三十多倍的大清朝的國門，於一八九四年，與大清王朝打了一場「甲午戰爭」，結果是大獲全勝。戰敗了的滿清王朝，被迫割地賠款，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樣的收穫，令日本的當政者狂喜不已。

西元一九OO年，因教案而招致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日本即其八個侵略國的成員之一。這次行動，是日本的侵略魔爪第一次踏入中國國門，其為侵略者的嘴臉，比起他國，更為猙獰醜惡。
很明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已經成為一個野心勃勃的新興侵略者。然而，侵略之道，並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前進的康莊大道！日本大和民族，正處於一個岔道路口。一些在明治時代曾一度活躍於政壇的有識之士，面對當時日本上層人士的思想狀況與治國理政思路，無不為之憂心。

西元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等在北京發動「中央革命」，迫使通過賄選手段僭竊總統大位的曹錕下野，電請孫中山先生北上赴京，統籌國是。孫中山先生北上赴京時曾順便繞道日本，看望他在革命生涯中結識的日本好友。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老友犬養毅、頭山滿等特別請孫中山先生為日本各界友人做一場「大亞洲主義」專題演講。犬養毅等深以為：孫中山革命一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建中華民國，開亞洲民主共和之先河，為亞洲各國樹立了天下為公、民主憲政的榜樣。孫中山先生在開國之初，曾昭告國人：凡中華民國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何謂天職？即是促進世界的和平。此促進世界的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前途之目的。孫中山極力主張世界和平的強烈願望，令犬養毅等日本友人深為敬佩。因此便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想借用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智慧，以求啟迪日本國人。

「諸君：今天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歡迎，我實在是非常的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演講，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

「我們要講這個問題，便先要看清楚我們亞洲是一個甚麼地方。我想我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的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消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

「但是，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衰弱，走到了這個極端，便另外發生一個轉機，那個轉機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那個要點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在日本。……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日本自從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便成了亞洲的頭一個獨立國家。其他亞洲的有名國家，像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獨立的國家，都是由歐洲任意宰割，做歐洲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的條約，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之後，於是亞洲全部的各國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以為日本可以廢除條約來獨立，他們也當然可以照樣，便從此發生膽量，做種種獨立運動，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這種思想，是近三十年以來的思想，是很樂觀的思想。

「說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為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為亞洲一定不能抵抗歐洲，一定不能脫離歐洲的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觀的思想。就是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在日本雖然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要受大影響，但是那種影響還不能一時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還沒有受大震動。再經過十年之後便發生日俄一戰，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現在可以和諸君略為談談：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有一天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衛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到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首皺眉，以為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不久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便有許多土人來見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們看見了我是黃色人，便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你是不是日本人呀？』我答應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你們有甚麼事情呢？你們為甚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他們答應說：『我們新得了一個極好的消息，聽到說日本消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的確呢？……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為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高興，便這樣喜歡。』……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的獨立也成了事實。就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是天天發達。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絡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

「這種潮流在歐美人看到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要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這種思想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用少數人既是壓制了本洲和本國的多數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的殘酷，真是可惡已極。而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調，還以為亞洲民族有了感覺，便是對於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可見歐洲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為反叛，所以用歐洲的文化和東洋文化相比較，他們自然是以歐洲的文化，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以亞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

「專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行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亞洲，也有好幾個國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來歐美學者稍微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德的文化比較起來，究竟是哪一種有益於正義和人道，哪一種是有利於民族和國家，諸君可以自己證明。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譬如從五百年以前至兩千年以前，當中有一千多年，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國家的地位，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還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中國當獨強的時候，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弱小國家是怎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對於中國又是怎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國家，都是拜中國為上邦，要到中國來朝貢，要中國收他們為藩屬，以能到中國來朝貢的為榮耀，不能到中國來朝貢的是恥辱。當時來朝貢中國的，不但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也有不怕遠路而來的。中國從前能夠要那樣多的國家和那樣遠的民族來朝貢，是用甚麼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呢？不是的。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他們一受了中國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國來朝貢一次，並且子子孫孫都要到中國來朝貢。這種事實，到最近還有證據。譬如在印度的北方，有兩個小國：一個叫做布丹，一個叫做尼泊爾。那兩個國家雖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強盛，又很強悍，勇敢善戰。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喀，尤其是勇敢善戰。現在英國治印度，常常到尼泊爾去招廓爾喀人當兵來壓服印度。英國能夠滅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是不敢輕視尼泊爾，每年還要津貼尼泊爾許多錢，才能派一個考察政治的駐紮官。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尚且是這樣恭敬尼泊爾，可見尼泊爾是亞洲的一個強國。尼泊爾這個強國對於英國是怎麼樣呢？英國強了一百多年，英國滅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爾和英國的殖民地密邇連接有這樣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國去進貢，反要受英國的津貼。至於尼泊爾對中國是怎麼樣呢？中國的國家地位現在一落千丈，還趕不上英國一個殖民地，離尼泊爾又極遠，當中還要隔一個很大的西藏，尼泊爾至今還是拜中國為上邦。在民國元年還走西藏到中國來進貢，後來走到四川邊境，因為交通不方便，所以沒有再來。就尼泊爾對於中國和英國的區別，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專拿尼泊爾民族對於中國和英國的態度說，便可以比較中國的東方文明和英國的西方文明。中國國勢雖然是衰了幾百年，但是文化尚存，尼泊爾還要視為上邦。英國現在雖然是很強盛，有很好的物質文明，但是尼泊爾不理會。由此便可知尼泊爾真是受了中國的感化，尼泊爾視中國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視英國的物質文明，不當作文化，只當作霸道。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國衰了幾百年，還是不能忘記，還像尼泊爾至今是甘心情願要拜中國為上邦；受了壓迫的人，就是上國當時很強盛，還是時時想脫離。像英國征服了埃及，滅了印度，就是英國極強盛，埃及、印度還是時時刻刻要脫離英國，時時刻刻做獨立的運動。不過處於英國大武力壓制之下，所以一時不能成功。假若英國一時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他們馬上就要推翻英國政府，來恢復自己的獨立地位。諸君聽到這裏，當然可以知道東西文化的優劣。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作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美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我們是學來自衛的。

「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我們亞洲還有一個國家，當歐戰的時候，曾加入同盟國的一方，一敗塗地，已經被人瓜分了，在歐戰之後又把歐洲人趕走，現在也成了一個完全獨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現在亞洲只有兩個頂大的獨立國家：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大屏障。現在的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至於尼泊爾的民族，英國人尚且不敢輕視，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中國現在有很多的武備，一統一之後，便極有勢力。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作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他州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

「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日本老早就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爾喀各民族，都是向來善戰的。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然愛和平，但是為生死的關頭也當然是要奮鬥的，當然也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有勝無敗的！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我們亞洲人數佔全世界人數要過四分之二。歐洲人數不過是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為，永久是要失敗的。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的。所以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亦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

⋯⋯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呢？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麼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眾解放的運動，視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P401—409「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 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文化，意為文治教化，即一個國家與民族文明進步的總和。她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形成，而且是從長期的、緩慢的、漸進的過程中積澱而來。一種文化類型一旦形成之後，她將會慢慢地滲透於後來者的認識、思維、觀念，即意識形態當中，從而可以支配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行動。人們把她（文化）作為行動準則，制定國家的發展規劃，行動綱領，從而決定國家、民族的前途、未來與命運。一定範圍內人群的吉凶禍福，亦皆由此而來！

後來的歷史證明：日本的所謂民族精英們，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大和民族所獨有的、以日本一國利益為圓心的文化形態，從而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最終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日本上層沒有聽從孫中山先生的勸誡，未做東方王道的幹城，而是做了西方霸道的鷹犬！其招致的結果是，成為世界上惟一一個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給全體國民招致了極其慘烈的災難！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