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8月15日訊】【七】

大學者林語堂談過中國人的封建思想太重，對當官的人不僅看做領導而且當做道德楷模，大夥兒的榜樣，服服帖帖，處處為尊者諱。而美國等西方人則把自己的總統看成小偷，時時防著他到家裡偷東西。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共產黨的大人物還是無所不通的「全才」。例如毛澤東全國人民要學習他的哲學思想，軍事思想，經濟思想，農業思想，教育思想，外交思想，體育思想，文藝思想。毛澤東所作所為所說所思都是「路線」，違反不得，「違反毛澤東革命路線」那就是死路一條。眾所周知，毛澤東根本無絲毫人權觀念，幾千萬人的生命他視如草芥。他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共產黨人的會議上說：「即使犧牲全世界一半人口，也可以換來全球的社會主義。幾十億人的死亡在毛澤東眼中也不當回事。但竟有人專門撰文歌頌毛澤東的「人權思想」（《人權》2013年第6期）在共產黨的眼中全國人民都是愚蠢的群氓，整天要學習這，學習那，學習毛澤東的一切，學習領導人的大會報告。江澤民在軍事上狗屁不通，中央也下令全國學習江澤民的軍事思想，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就拿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來說，毛澤東其實不懂什麼是文藝。他沒有什麼關於文藝的論述，一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稱為毛澤東的「文藝路線」「至高無上的文藝綱領」。但這是胡喬木寫的。（見2014年3月18日河北省作家協會出版《人物週報》第一版）這篇《講話》反映了毛澤狹隘而淺薄的文藝理念，只是藉此來整肅延安的文化界人士而已。當時不少文化界人士來到延安，他們看到的是艱苦的生活條件。惡劣的環境，還看到諸如丁玲和王實味在《解放時報》副刊上發表的《三八節有感》《野百合花》雜文所反映的陰暗面。像蕭軍等一批有正義感的青年都有一肚子不滿情緒。這是毛澤東所絕對不允許的。於是乎就著手籌備「座談會」加以討伐。整篇《講話》不外突出幾點：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必須開展文藝兩條路線的鬥爭；文藝從屬於政治，是工具，世界觀對作家創作具有決定意義，以「階級性」來概括文藝的本質；文藝家的創作必須以歌頌光明為主等等。《講話》被讚頌為「創造性地發展馬列文藝理論的經典。」其實除了上述那左的觀點外，整篇講話沒有任何文論色彩和實際價值。翻開中國文學史，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出現了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榮的《詩品》等宏博精深的文論述著。相比之下，毛澤東的《講話》微不足道，沒有任何文藝理論的建樹。毛澤東提出：「文藝界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這個所謂「文藝批評」實際上是「文藝法西斯」，「文藝蓋世太保」多少文藝家在「毛澤東文藝路線」下被迫害致死。從批電影《武訓傳》，批胡適，批俞平伯，反胡風到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到1964年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下接145頁到1966年勢若山崩，壯如海嘯的大浩劫，在這蠻長的驚心動魄的撕咬和被撕咬，吞噬和被吞噬的「文革」和各種政治運動中，一大批文藝精英蒙冤含屈被迫害慘死，其數目驚人！多少位中華民族文化的曠代大師的冤魂在大地上縈繞？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毛澤東撻伐異己，猖狂姿虐，有不苟同《講話》「違反」「毛主席文藝路線」者紛紛落馬。俞平伯、孫冶方、梁漱溟、黃藥眠、錢瑞升、鄧拓、楊獻珍、胡風、吳晗、廖默莎、王朝聞、錢鍾書、傅雷、呂振羽、梁思成、聶紺弩、陳寅格、翦伯讚等等一批大儒禍從天降，興師問罪之聲不絕於耳，圍剿追擊者不遺餘力。僅二十多年，中華民族就被推進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中。其危害的更深層次在於人們接受了負面影響，為了自保，不得不學會文過飾非，阿諛奉承，落井下石，一個民族的劣根性被深化，再造了一個民族的虛偽性格。今天大陸文明淪落，公害橫行，道德敗壞，暴戾之氣充斥。很多人形成根深蒂固的雙重人格，外表與內心分裂，二元現象已成為當代中國特色的道德危機。

不要說上世紀的四五十年代，光十年浩劫中死於非命的作家、藝術家就數目驚人。北京大學在「文革」初期，著名教授如翦伯讚、饒毓泰等自殺的就有24人。詩人，《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文藝部主任陳笑雨（馬釘丁）被鬥後來到釣魚台附近的清水河邊留下：「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乾淨。」的遺言結束了一生。現代新聞出版先驅范長江、金仲華，散文家楊朔自殺，翻譯家傅雷夫婦雙雙上吊，作家葉以群跳樓，文學史家、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與夫人自縊身亡。張春橋下令要「火燒上海音樂學院這座資產階級堡壘」十七位教授被批鬥後自殺。院長《游擊隊之歌》的詞曲作者何綠汀，在抗日烽火中攜妻女千里迢迢，艱苦跋涉了三個多月到了延安，恰逢「搶救運動」被當成白區來的特務監控。「文革」中被稱為「資產階級音樂理論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走資派」批鬥了數月，後被抓入牢房關了七年。放回家時得知長女、作曲家何曉秋自殺。造反派逼她說出父親的反黨罪行，幾天幾夜不讓睡覺，身心受不了折磨，從五樓跳下。

何綠汀老淚縱橫。不久他又獲悉十七位教授自殺，其中有六位系主任，一位系主任李翠貞教授是他親自寫了三封信又托專人去探望請求，才從美國回來上任的。這是一位造詣很深的世界音樂研究學者，年輕有為，才華洋溢。知道這麼多教授自殺身亡，這位鐵骨錚錚的老人哭了兩天兩夜。周小燕教授（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說老院長比自己心愛的女兒死了還要傷心。（見中央電視台《大師》專欄）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棄捨為之獻身的昆曲，她最後竟身著戲裝上吊。

電影演員上官雲珠重病在身，日夜不停寫交待又受到野蠻毆打（造反派專打她剛動過手術的乳房）使她心力交瘁，對高樓外茫茫黑夜幾經踟躕，終於從窗口跳下。評劇演員白玉霜、黃梅戲演員嚴鳳英服毒身亡。嚴鳳英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和特務，死後被剖開肚腸，搜查微型發報機。赫哲族作家白****（電影《冰山上的來客》編劇）來到松花江一個小島上自盡。老捨被毒打後自沉太平湖。

在毛澤東文藝路線下，死於非命的還可以提出一長串名字：詩人陳夢家，政論家儲安平，小說家《紅巖》作者羅廣斌，小說家孔厥。此外還有趙樹理，邵荃麟，呂瑩，陳翔鶴，蕭也牧，陳翔鶴、肖也牧、韓北屏、侯金鏡、海默、司馬文森，吳宓，馮沅君，盧侃茹，潘光旦，馮文炳，巴人等。連「溫然其客，意態靜雅」的豐子愷也不能倖免。阿芙（錢興屯），蕭軍，駱賓基，柳春等死於「文革」後，但他們都受盡折磨，身心受到嚴重創傷而死。

京劇藝術大師周儉芳，蓋叫天，馬連良，電影藝術家鄭君裡，應雲衛，舒繡文，傑出的戲劇大師田漢，話劇導演孫維世，都是被按上各種罪名，在獄中折磨致死的。此外，不少人如胡風，馮雪峰，聶紺弩，沈從文，路翎等作家和傑出的新聞界女戰士浦熙修，彭子岡，都是先劃入另冊，然後加上精神打擊，肉體摧殘，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盡，然後離開人間。著名作家趙樹理，被造反派從疊摞三張桌子的高處推下，跌斷髖骨又打斷肋骨，連肺葉也穿透了，含冤去世。美學家呂熒在幹校貧病交加，又饑又凍，無人過問，悲慘地死去。詩人，教授馮文炳（廢名）被趕出北京大學，發配去東北長長春市郊農村，雙眼失明，竟至餓死。（《炎黃春秋》）這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以來，毛澤東文藝路線之下的斑斑血淚史。毛澤東對魯迅評價極高：「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還是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要大家學習魯迅的榜樣。但1959年他在上海接見文藝界人士時，翻譯家羅稷南說：「魯迅如果活著，將怎麼樣？」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答：「另有兩種結局：保持緘默；在監獄裡。當時在場的人大都離世，之後趙丹夫人黃宗英寫文章說她親耳聽到這話，當時她就坐在提問者旁邊。（改為後138頁）在文化專制主義長期肆虐下，根本沒有作家、藝術家的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他們被迫形成雙重人格，心裡想的是一套，筆下寫出來的是另一套。使大陸的文藝作品出現了憑空捏造虛假人物形象的惡習。幾乎所有作品無一例外。從《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紅旗譜》中的鳳蘭池，《暴風驟雨》中的偉老六，《洪湖赤衛隊》中的彭霸天，《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到《收租院》中的劉文采，無一不如此。總而講之，作家藝術家們誰都不敢違背毛澤東的「文藝路線」和「階級鬥爭論」都要挖空心思地把世界上最壞，最惡毒的事，如此霸佔別人妻女，私設刑房山牢，殺人放火等等都寫在他筆下的地主老財身上，越壞越好。文藝作品當然允許虛構，但必須源於生活，不能憑空捏造。

1965年初，在四川大邑縣大地主劉文采莊園陳列館，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用泥巴塑造了一組解放前農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大小共114個，無言地控訴了劉文采的「罪惡」──從小鬥放貸大鬥收租，私設地牢，水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水牢」。當時的解說詞稱：「劉文采在佛堂側私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死。貧農冷月英是水牢唯一僥倖從水牢裡活著出來的人。」據冷月英說：「1943年，我因欠了劉文采五斗穀，剛生完孩子三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裡劉家水牢關了七天七夜。」1958年，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及雕塑藝術家在劉公館西側的一間存放鴉片的地下室灌上了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並請冷月英到處以「親身經歷」控訴聲討劉文采的滔天罪行。後來有記者採訪時問冷月英，她拒絕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老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

劉文采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1999年11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笑蜀先生所著《劉文采真相》一書以及香港鳳凰電視台專題片《大地主劉文采》提供了諸多史實，人們才知道四川美院的雕塑作品和冷月英的「控訴」全是假的。原來面目猙獰的劉文采濟困扶危，慷慨辦學。為家鄉的教育事業，自己捐款興辦了文采中學培養人才。這所學校的規模設備校舍等當時在四川乃至全國私立學校中是最大最好的，至今仍然毫無遜色：劉文采每到逢年過節都對貧困人家走訪和接濟，鄉鄰之間有糾紛都請他調解，因為他辦事為人公正，德高望重。他還修建街道，至今尚未撤除的兩條街道還不失當年的繁華。

《白毛女》在中國家喻戶曉，電影、歌劇各種藝術形式流傳了多半個世紀。在人們的印象中像白毛女這樣的悲劇在「萬惡的舊社會」一定多如牛毛。但事實上這也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在晉察冀民間有一個「白毛仙姑」的傳說：在某個山洞裡住著一個全身長滿白毛的仙姑，常常顯靈，能懲惡揚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間禍福。抗戰時有些地方「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原因是晚上村民都去給仙姑進貢燒香，使得會場冷冷清清。西北戰地服務團有個作家邵子南首先發現這個題材，寫了個劇本，主題是「破除封建，發動群眾。」不久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看到了這個劇本。他很快就組織寫作班子，確立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新主題，重新構思了全劇人物和情節。1945年4月28日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這樣黃世仁喜兒的名字和故事情節就在「根據地」傳遍。談到這個新主題，當時的「新社會」陝甘寧邊區老百姓窮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窮到叮噹響，遠遠比不上國民黨統治區的「舊社會」老百姓生活過的好。不要說抗戰時期，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作為總理的周恩來視察陝北時看到老百姓穿著破爛、忍饑挨餓的情景時說：「真想不到，解放了這麼多年，老區人民還這麼苦！我周恩來對不起大家。」

（2002年4月3日《中華讀書報》）《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是另一個大地主惡霸形象。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反動武裝與人民為敵，家中有武裝衛隊，眾多家奴，作惡多端，最後被家中的奴隸丫鬟，曾被鎖在水牢中的紅色娘子軍戰士吳瓊花擊斃。這也是一個百分之百捏造的形象。他的原型是海南島陵水縣一個叫張鴻猷的人，他的親孫子張國梅說：「根本沒有劇本中所寫的事情。張鴻猷死後，紅色娘子軍才成立。」原來五十年代拍電影時，導演看到他家房子很有氣派，於是在他的家拍了幾個鏡頭，找村中一些群眾當臨時演員。張鴻猷堂兄的孫子張國強是現健在唯一曾見過張鴻猷的人。他說堂叔是一個善人，教師世家出身，從未欺壓過老百姓，家中根本沒有什麼家奴，衛隊，水牢，電影中的情節完全是胡編亂造的。（見2001年1月中國文聯出版社《尋找英雄》）

《高玉寶》所寫的地主周扒皮（《半夜雞叫》）更加荒誕可笑。他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幹活，半夜裡偷偷趴到雞籠裡學公雞打鳴，引起周圍公雞紛紛鳴叫，長工們不得不提早起床幹活。這些描寫虛假及可笑。學雞叫不必趴在雞籠旁，也不用打開籠去看，更不用劃火柴。

在中國歷史上，農村中對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尊稱為「老爺」。「財主」；長工們都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從來沒有叫「地主」。「地主」一詞是晏會上「略盡地主（本地之主人）之誼」的客套話，絕不是貶義詞。其寓意是崇拜、敬慕。著一些人當年在農村中佔有土地和財務較多，是經過幾代人勤勞積累的結果，是長期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這些人大部分是心地善良的，他們的身上有許多儒家傳統道德的品質。這是中國歷史的客觀事實。（下接141頁）

（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