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7月08日訊】（編者按：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黃花崗》雜誌主編辛灝年先生，1999年出版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在北美華僑、特別是中國留學生中獲得巨大反響。藉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之際，大紀元徵得辛灝年先生的同意，刊登其中的部分章節，以還原歷史真相。本文主標題為編者所加。）

《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三章：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上）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裡，都清楚明白地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個「歷史性的謊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等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蟬，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厭其煩地對大、中、小學學生反覆地予以強行灌輸，方纔使得「長在紅旗下、泡在苦水裡」的好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中共「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須歲歲年年地「放聲歌唱」，小說、戲劇、電影、話劇，故事，包括民間鼓詞與雜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為題材進行創作和表演，以對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因此，這個墨潑的謊言就在被重複了一千次一萬次以後，而成為「歷史的真實」。然而，這個「歷史的真實」卻因為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對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的不斷深入，而終於迎來了被徹底揭穿真相的這一天。這個「歷史的真實」就是：

一　　中國共產黨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時侵略我國、中共何時倡言抗日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陰謀侵佔我國東三省的明確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那裏，才會有十四年抗戰之說。所謂八年抗戰，其意為「八年全面抗戰」，前六年是為「局部」。因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裡，卻從來不言十四年抗戰，而只稱八年抗戰。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中共在做甚麼？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是在「武裝保衛蘇聯」的總方針下，與蘇俄「裡應外合」，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之機，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不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證明了這才是「歷史的真實」，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每一本歷史教科書，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情地「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殘餘軍閥的一系列大規模叛亂被中華民國政府軍相繼蕩平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因明確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從而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地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敗突圍是真、勝利長征是假

在中共的許許多多歷史教科書裡，都寫著中共紅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開始了「勝利長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這些教科書裡，卻又都明明白白地寫著，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中共江西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圍。然而，「失敗突圍」與「勝利長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內，中共中央紅軍離開江西究竟是「失敗突圍」還是「勝利長征」呢？

一、中共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裡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二、中共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倉促突圍。中共《中國現代史》首先稱：「一九三四年三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1]中共《中國現代史》繼之又稱：「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2]「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並且，「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餘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3]

上述引言證明，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連連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三則明明是失敗撤離，卻偏要說是向「湘西進軍，開始長征」。四是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並在「逃跑」中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如是，中共失敗逃亡、而非長征抗日的歷史事實，已經無庸質疑。

第三、中共北上長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顯然，突圍和逃亡是不能與進軍和長征「相映生輝」的。後來，中共不過是要用「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言詞，來掩蓋它失敗後的突圍和逃亡罷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4]《中國革命史薈萃》一書亦在吹噓中證實，湘鄂川黔根據地曾「將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5]

有必要說明的是，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邊境，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里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藉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迴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6]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中共紅三軍曾乘政府軍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於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湘鄂邊。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提出創造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口號」。[7]「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即成為紅二、紅六軍團的武裝割據地區。[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於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失敗突圍之日，便是長征北上抗日之時，則只能是後來所「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單引號為引者所加），避免鑽進敵軍佈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9]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中共殘餘紅軍因敵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義城之後，雖然經歷了「黨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11]，但是，原來欲在黔東北建立新根據地的目的，卻由於敵人的圍追堵截而不能實現。當是之時，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12]中共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事實是，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早已從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會上，當張國燾提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時，「張聞天起而答覆，在我們沒有離開瑞金前（按：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蘇區後，即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現在無法通電報」。對此，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裡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13]

張國燾說：「毛澤東這篇賦予風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講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游擊隊等，均毫無所知。」[14]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向陝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劃。顯然這三個計劃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劃。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15]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並稱「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了重大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已發生的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經適當地將它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的路線；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17]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張國燾乃提議「紅軍全部進入甘南岷縣臨潭一帶地區，再依情況決定北進或西進」。[18]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話，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實可以證明張國燾的話不是謊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間，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接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游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黨史專家稱，毛的中共中央曾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開會議，提出「放棄川陝甘方針，決定經甘東北和陝北，以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創造根據地，休整力量，但沒有明確落腳點放在陝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軍殘餘抵達陝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吳起鎮。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第一，在俄界會議上，曾想到在會合後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那時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觀念是沒有的。第二，榜羅鎮會議（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因為那時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按：指徐海東和劉子丹部，後與毛部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陝北瓦窯堡會合）。第三，現在我們應批准榜羅鎮會議的改變，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猶如張國燾所言，「陝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像大海中的一個避風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在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陝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21]毛澤東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後落腳在陝北，雖為偶然，卻也是「為傳統所決定」。

另外，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卻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22]

由是可知，分裂後不論是毛還是張，他們都根本沒有北上抗日之心，卻有繼續作亂之想。毛部將逃亡終點定在陝北，是因意外地發現陝北尚存紅軍；張部南下逃亡，更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23]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遂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