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7月30日訊】
摘要：跟隨經國先生十四年，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只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並得到民眾肯定。（宋楚瑜）
這篇文章是宋楚瑜先生關於在蔣經國身邊工作十四年的一些記憶和感想。應該說，這段時間的歷練為宋楚瑜其後走向政治舞臺奠定了基礎。言談之間，我們感覺，宋楚瑜對蔣經國有顆感恩的心。也正是這樣，對這篇文章我們應當辯證地閱讀和查看，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不同的價值觀下，在不同的政治制度體系下，蔣經國為人處事、關於民生、民權、民族等政治理念的踐行等對我們來說，尚有借鑒和參考之處。這是這篇文章的實際價值所在。（郝吉林）
1、蔣經國如何對待身邊的人
我是錢復先生推薦給經國先生擔任英文秘書的。為此，錢復先生還赴美兩次找我面談。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臺灣面見經國先生，談話四十分鐘，談了談美國的狀況，我把我的看法跟經國先生彙報。大概講得還可以，經國先生決定要我早日回國。於是我回美國結束學業與工作，於1973年12月31日舉家搬回臺灣。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報到上班，那時我32歲。
說實話，要不要回臺灣？是一個不容易下的決心。首先，我從未在政府任職，也無口譯經驗，所以十分惶恐，開始時一再謙辭。為此在這三個月中，我在喬治城大學刻意去旁聽同步口譯的課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間，我都是半工半讀，未獲政府或政黨任何的補助。做學生時，我開始在圖書館打工賺錢，一小時美金二塊七毛五分；為了支付兒子出生的醫藥費，幫教授細讀《人民日報》(在微卷膠捲上)搜集研究資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報》，我每一頁都看過，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賺取近二千元美金。經過七年的半工半讀，我在美國有了工作，任職於福特基金會所支援的一個資料研究中心，師承後來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 Kirkpatrick)(她曾兩度與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師，專程來台看我)；內子陳萬水還是華盛頓醫師協會會長的會計部主任，夫妻二個人每個月的工資超過2,500美金。回臺灣，我擔任經國先生12職等簡任秘書(文官最高職等是14職等)的月薪僅相當於100多美金。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可虧大了！」
一開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譯，並在經國先生接見外賓時擔任紀錄，處理英文信函及擔任經國先生與美國大使的視窗。有時候還要幫「院長」夫人蔣方良女士的信函擬稿，協助一些國外聯繫的事務工作。
後來我才發現，經國先生的英文挺好，會聽也會講。但他接見外賓時，除非社交應酬話，鮮少用英文，都講中文再由我翻譯。這樣可以爭取到思考的時間，謹慎地推敲自己用語。所以，除非外賓所談內容十分關鍵，通常英語不須中譯，也因此節省不少時間。而且經國先生談話要言不繁，我也能勝任愉快。
每次與重要外賓會面後，我都要將會談紀錄做成書面呈給經國先生批閱，他會一個字一個字的看，有時連錯字都會挑出來改正。
經國先生的心思是很細密的，也很會從許多小事中考察身邊的人。比如說，小型聚會的賓客與陪客名單、菜單等，都要事前呈核。擬菜單最重要的要領是不能浪費、要「恰到好處」。當他秘書的人要把這些事記得清清楚楚，講過一次以後，下回就要試著自己擬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錯，少有直接稱讚，最常說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準備的是，將會有更重要的任務，逐步地交給你。
2、嚴以律己恩威並施
經國先生對近身幕僚鮮少當面稱讚，對近身幕僚的言行卻管教甚嚴，當你參與的事務愈來愈多時，要特別小心，這時候同時在考核你的忠誠、廉潔和能力。不要說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屬，如果有一點點在外面招搖，或有任何加油添醋、報喜不報憂的狀況，就會被疏遠。更別說被發現手腳不乾淨，那一定立即走人。
舉個例來講，經國先生愛下鄉探訪民隱。既是要探訪民隱，自然不准大張旗鼓，到場大肆歌功頌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級官員事先佈置蒙蔽。所以當時經國先生下鄉都是輕車簡從，一台前導車，一台廂型車就出去了，也沒有警車開道，不搞排場。即使有安全人員，佈置務求「隱而不露」，警衛不小心要是太囂張、動作太大被看見，尤其是阻止民眾接近他，當場不會發作，回到臺北，警衛組長或侍衛長一定挨「K」。記得有一次我隨經國先生到馬祖，上岸之後，有一輛警車開道，我當時就知道大事不妙，回臺北後不久，相關首長就被調職，未再重用。經國先生的理由是「戰地還搞這一套」。但他也對貼身警衛們很好，每年過年必定與他們親自餐敘，安全局還會送他們一塊小金牌，只有兩錢，刻有「盡忠報國」字樣，作為一種識別與獎勵。
經國先生律己很嚴，律下亦嚴，尤其在清廉這個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經國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代的同學，王老親自告訴我，他在俄國曾抱過蔣孝文，由此可見兩家關係之深。王新衡先生當過亞洲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與徐旭東先生的父親徐有庠先生共同創立），經國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幾天，跟他有個聚餐，當面明白的跟他說：「我接院長後，要推動公務人員十誡，其中一項是不交際應酬，而我必須以身作則，所以就不方便吃飯、喝酒、見面了。」後來真的從未再與王新衡先生會面。
但經國先生並非僅僅嚴格禦下而已。他對部屬的關愛也十分貼心，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錢資助部屬出國深造，夏龍與王家驊是我親眼見過的例子。家父罹患癌症，必須送美就醫，他知道我薪水不高，於是就下了個便條，用他私房錢補助家父醫療費用以及我護送家父赴美來回機票。
我就是在這種環境與過程中成長的，在一次次考核中，經國先生逐漸增加我的工作任務量。我開始參與一些特殊的國際聯絡事務，我奉命持經國先生親簽信函、以他私人秘書身份去美國與雷根新政府接洽。而在經國先生執政期間，我長期負責國內外文宣。到了黨外反對運動出現，我則參與黨外人士溝通協調。到「江南案」發生後，經國先生叫我參加情治首長例行會報，會後一五一十向他報告。以確保情治訊息通暢正確的傳達。但他從未讓我介入情治單位人事，只談事不談人，我也成了主政者與反對人士溝通的重要管道。
3、追蹤管考兼聽則明
在經國先生執政期間，正是臺灣經濟起飛的時候，對於如何在發展與穩定間取得平衡，經濟學者間亦有不同意見。經國先生的作法是：連續約見各派經濟學者，每個人一見就是一到兩個小時，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的對談，不是摸摸頭，而是透過不同意見的交叉比對，他自己已對各種作法的可能影響了然於胸。最後再找相關部會擬定政策，拍板決行。
為了油價問題，經國先生對我說過一句話，後來成為我做臺灣省省長的施政指導原則，「政府不要跟民眾斤斤計較」。他常說，他不是經濟專家，但他能瞭解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真心誠意、自然平實，這是經國先生的正字標誌。
而且經國先生就算對什麼政策有意見，也不會跨過「行政院長」直接命令部會。他每週都會撥一個下午的時間，與「行政院長」孫運璿與俞國華充分交換意見，將上周的問題與下周的議題詳細討論，溝通有了共識後，這個政策才會出臺，所以很少有朝令夕改的狀況發生。每當重要的關鍵時刻，他才會親自出面召集核心財經官員會談，參加的有「行政院長」、財經首長，會後一定有重要宣示，指示方向和原則，至於實施的細節，另由主管機關發佈，權責分明。這從他擔任「行政院長」時，就是如此。經國先生下鄉探訪，從不在現場宣佈政策和措施，一定回到臺北後，由相關單位宣佈改革的新作法。但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下鄉成績單。
但經國先生也不會只偏聽高層官員的意見。我記憶最深的是有一次政策決定改革以肥料換穀，他到民間時常聽取農民反應，對政府多年來的這項政策感到不滿，他就先找「行政院」研考會組成專案，到民間普查民情，並檢討制度的缺失。經國先生並親自約見專員、科長，直接面對面瞭解實情之後，他才以「行政院長」之尊約集各方開會，他親自檢查會議名單，甚至要求把臺灣省農林廳管肥料的最基層官員都找來，親自搞清楚來龍去脈才下決策。
對於重大建設或方案，經國先生通常是下決心後，就找一個人專門負責。用現在的用語就是「專案經理」，負責追蹤管控所有進度，並報告所有問題。十大建設期間，每一項建設都有一位政務委員專責督導。經國先生則定期或不定期親自召開會議，直接檢查工程進度，協助解決問題，必要時到現場視察，保證品質無缺。我受這種作風影響甚巨，而這正是臺灣省府團隊受臺灣鄉親肯定的由來。
那時李國鼎先生便是經國先生所倚重的「Trouble Shooter」（麻煩解決者）。拿新竹科學園區的例子來說，李國鼎先生向他報告土地法令的問題，他就把相關部會找來一起商量解決。當時半導體是啥，沒幾個人知道，商界笑稱半導體業是「半倒體」，意思是開兩家就會倒一家，根本沒人敢投資。新竹科學園需要廠商進駐，政府卻又不便下手投資經商，於是經國先生便要李國鼎先生去找國民黨的財委會，用黨的資金來投資臺灣的下一代策略性產業，這才有了現在的台積電公司。經國先生更授權李國鼎先生在科學園區內設立「雙語學校」，讓回台人才的子弟不致教育中斷，不會受到現行教育制度的限制，這樣才能使海外的人才放心回來。
這些雖然是小事，卻可看出經國先生的嚴謹。把身邊的人管好，不濫權、不妄言、不貪腐，才會讓自己明目而兼聽。一個領導者免不了依賴身邊的小圈圈，但如果讓這個小圈圈包圍了自己，封閉了言路，也就切斷了領導者與現實間的關聯，扭曲了領導者對事實的詮釋，那幾乎是一切錯誤決策的根本原因。
4、創造了臺灣均富奇跡
經國先生一直記得上海打老虎的經驗，那是他一生難忘的痛苦教訓。他經常強調：「改革要兩面作戰，比革命還難得多。」他親自向我說過，當年上海報紙一漲價，就代表物價堤防破了，隨之物價飛漲，根本擋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間，對民生基本物價的穩定，特別是米價、油價，非常重視。
在臺灣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他一直很廣泛地傾聽各方意見，維持著發展與穩定間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經國先生篤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堅守著民生主義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開放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卻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資掌握在財團手中，水、電、油、交通、金融、煙酒等，均透過國營事業嚴格控制價格。
經國先生很清楚，穀賤傷農，穀貴傷民，所以他透過「稻米保證收購價格」來保障農民收入，同時用農產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應國際糧價波動，平抑島內糧食價格。
中國徵了幾千年的田賦，也在經國先生「行政院長」任內停徵，用以照顧農民。國際油價波動，臺灣什麼油都可以漲，漁業用油、農業用電不准隨便漲。臺灣什麼煙酒都可以漲，基層在抽的「新樂園」牌香煙不准漲；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漲，但高價位的煙酒可以多漲一些，用來貼補中低收入者，並維持穩定民生物價。這不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
我要藉此澄清一個觀念，外界談「臺灣經濟奇跡」多半只講經濟成長這部分。但真正的「奇跡」，是既能經濟成長，同時又讓人人賺到錢、注意到「均富」。從1972年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到1988年過世，臺灣的人均所得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美元。但同時間，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同時讓人均所得成長12倍，但貧富差距卻能限縮於8%。這代表著經濟成長的果實是由全民共用的，財富不是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這更是「均富」理念的徹底實踐。
經國先生所主導的這一段臺灣經驗，至今仍被臺灣人民津津樂道。「臺灣錢，淹腳目」這句俗諺，便在形容當時臺灣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稱之為「臺灣特色的資本主義」，但也不妨就視為另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5、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
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於是對於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說實話，這觀念在當時，對大家都很新。經國先生很清楚這是必然的趨勢，才會講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這句名言。但對於具體上怎麼做？怎麼讓威權體制穩定的過渡到民主？不論政府與民間，國民黨或黨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轎，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一開始是「江南案」。說實話，這事經國先生完全不知道，等到一段時間之後，新聞報導扯到了臺灣，他下令徹查，才知道是情治系統自作主張，搞出了毛病。此後又發生情治系統處理「李亞蘋事件」不當，他才叫我去參加情治會報，幫他確實掌握情治系統動向。這在過去是絕無僅有的事，而我也從未對外透露。但經國先生從未讓我介入情治單位人事問題。
當黨外運動崛起，經國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開始介入與黨外和各種反對勢力溝通。那時候，我從擔任「新聞局長」開始與吳三連、李鴻禧、陳繼盛等黨外人士，胡佛、楊國樞、呂亞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諍言人士交換意見，余紀忠、王惕吾等媒體大佬，也都是我經常請教與溝通的物件，他們經常給我們一些作法上的建議。
舉個例來講，在決定解除戒嚴前，經國先生要我去找吳三連先生，希望他協助與黨外人士溝通，不要在這節骨眼鬧過頭，動輒走上街頭，讓臺灣能穩定的脫離戒嚴時代。吳三連先生後來回了封信，說他會「盡綿薄之力」，後來果然做到了。
6、多方溝通逐次過渡
另個案例是陳水扁。有段時候黨外每個禮拜天都上街頭鬧事，現場常是「總統府」和臺北火車站，情治系統的想法是「通通抓起來」，但經國先生的指令卻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中間的差距便要靠溝通來彌補。有次陳水扁要發動4·19包圍「總統府」，我就先找了梁肅戎先生(當時他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政策會副秘書長)，透過他找到陳水扁的台大老師、曾任大法官的蘇俊雄先生，然後一起到陳水扁民生東路的家中溝通，陳述利害後，陳水扁答應取消遊行。
這成為多月以來第一個沒有遊行的星期日，情治首長都很高興說要感謝我，雖然那天下雨，我一大早七點還是被邀去球場打球，因為他們說「風雨無阻」。打沒兩洞就突然接到電話，要我立刻到經國先生寓所報到。那天，他好高興的跟我聊了一個多小時天，我坐在他病榻旁的小椅子，渾身濕答答的吹冷氣，晚上發燒、發抖，當晚便因急性肺炎進了榮總，住了兩個多禮拜。也蒙經國先生指派侍衛長、辦公室主任、蔣孝勇兄不時前來探病。
黨外溝通之外，還要跟社會弱勢溝通，這兩個系統都常上街頭，實際上是不一樣的，要分清楚他們上街頭的訴求與動機，分別溝通。
舉例來說，因為軍中待遇不高，早期堅持提早退伍、自謀生活者，只能領取一次少得可憐的退伍金，後來很多不是經商失敗、就是找不到像樣的工作，生活不好還得政府補助，於是有一批自謀生活的老兵，因為退除役官兵的生活補助多年沒有調整，跟物價上漲相比實在太低，於是包圍了「行政院」鬧了三天，俞國華院長只能從後門進出上班。我銜經國先生之命，半夜十時走到他們紮營地去溝通，轉達經國先生的話：「我有飯吃，老兵就有飯吃；如果只有一口飯吃，我也會先給老兵們吃。」結果老兵們潸然淚下，開始撤退，一個不留。一早，這邊經國先生也撤了「退輔會」主委的職務，並調整了老兵的生活補助金額。
7、內部轉型難於開放
走向民主開放，最困難的問題不在於外，而在於內，第一個要說服的是心念臺灣安全的情治系統。民進黨在圓山飯店組黨那天是週末，下午情治系統第一時間就向官邸報告。我下午五點剛好被召見進屋裡，搬個小板凳坐在經國先生床邊，轉述情治單位的報告。報告說：「黨外大佬康寧祥出來的時候也在喃喃自語：這回會抓人囉！」請示經國先生怎麼處理？經國先生回了一句話：「抓人不能解決問題。」就此定下開放黨禁的調子。
另一個問題在黨與政府機關，並沒有趕上進度，積極調整體制，適應新的政治型態與選舉方式。例如，某次發生一個頗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報》卻沒有發社論表達立場，只拿過去墊檔社論充數。經國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會後走進主席辦公室，把秘書長、副秘書長、和時任文工會主任的我全叫進去念了一頓，指令調整中央日報人事。結果沒兩天軍方就傳達軍方的機關報《青年戰士報》要接管《中央日報》，人選告知是由《青年戰士報》社長張家驤接任。後來馬樹禮秘書長還是要我去向經國先生面報，張家驤雖然很能幹，但開明時代不宜由軍方接管媒體，才換了黃天才來當《中央日》報社長。
回顧這段政治改革過程，經國先生其實已經摸出了門道。對待反對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檯面上要將激進者的主張逐步逐條的法治化，比如上街頭有集會遊行法，組黨有人民團體法，警總等情治系統改制有國安三法……。在這些法令的制定過程中，自由派學者發揮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檯面下的溝通管道，瞭解不同人們的不同問題，一條一條加以解決，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決。
在政治改革的過程中，經國先生對我講過：「這事急不得，也緩不得，我有我的步驟，不可以讓臺灣人心浮動。」我相信，如果再多給經國先生一點時間，他會一邊推動警總人力轉型與現代警察的訓練，一邊加強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抓緊改革的方向盤跟油門，讓臺灣過渡到民主的過程中民眾與文官系統，都先經歷更好的訓練，擁有相當的經驗，充填了足夠的認識，培養了良好的習慣與價值，在保有良好體質與穩定社會的狀況下，平穩過渡。
很可惜的是，經國先生走得早了點，臺灣在尚未完全準備好的狀況下，直接用跳躍的方式進入了民主化進程。不是不可以，也幾乎很難擋，但確實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來十年，我們花了相當的力氣去適應和解決這些問題所造成的內耗，雖說這是民主必經的陣痛，但這段歷程的成本也的確不低。經國先生時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難處理的就是「國會」改造、資深民代退職，我後來接任國民黨秘書長，一一走訪資深民代，婉言勸退並建立機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獨，一方面又要推動落實臺灣本土民主。在過程中，借由我從經國先生處學到不少終生受用的處世準則，而這些準則讓臺灣社會和平穩健地完成了臺灣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8、從威權到民主：民本、均富、廉能、公義是不變的價值
跟隨經國先生十四年，有幸與聞機要，參與變革，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只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並得到民眾肯定。
其次，一個國家的治理，起始於領導者身邊人馬的管理。經國先生深知，中國歷代皆亡於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邊的人盡皆低調而規矩，勇於任事卻絲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們省府團隊後來也承襲了這個傳統。
這跟民主或威權的體制關係不大，而跟我們對政治信念與政治經驗有很大關係。不把政治權力擺在民眾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幫民眾解決問題，能讓人民生活變好的人，永遠會受到民眾的支持與懷念。我在臺灣省服務時，時常勉勵我的省府團隊，「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當一回事。」「官員吃得苦中苦，人民方為人上人。」其實這才是真正的「以民為本」。
從這種民本思想出發，經濟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強調廉能，社會上講求公義，「民本、均富、廉能、公義」，這八個字就是經國先生心中的核心價值；而經國先生的改革基調則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輕不得」，認真想想，真可謂「大哉斯言」。當我們有了這些基礎，才真正是人民當家做主。民富而國強，民主而穩定，並不是很遙遠的目標，也不會是太艱巨的任務。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