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為全家唯一的幸運兒，是因為毛澤東的死亡，那是1976年。隔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在家中排行最小的我，趕上了考大學的機會。一個獨裁者的死亡，是千百萬人的重生。考大學，猶如古代考舉人，成為中國青少年出人頭地的機遇。

從備取生到大學生

在那個小鎮，在我備受班主任老師摧殘的那所小學，升初中，用的是「推薦制」，即由學校領導、班主任老師、以及學生們（他們必須聽命於前二者）推薦決定誰能升入初中。在校長、班主任老師的現場操控下，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舉手表決」，一個又一個學生的名字被寫上黑板，全班五十來人，只有我，唯一未被推薦升學，儘管，我的學習成績，從來就是全班第一。

備取生，即，預備錄取生，這個名稱，專指未被推薦的備選學生。那個夏天，貼在小鎮一處牆壁上的「紅榜」裡，備取生的欄目下，只有一個名字，那就是我。瞥見那張紅底黑字的恥辱告示，我心下做了悲哀的準備：不再上學，不再唸書。

然而，一名青年男子拯救了我。這位預定要在新初中班擔任班主任老師之一的年輕人，曾經做過我父親的學生，那時二十出頭，剛剛分配到這所小學，擔任語文教師。得知我的際遇，他毅然挺身而出，頂著壓力，硬把我收為他的學生，也有報答我父親之意。他跟學校領導爭辯說：「一個十二歲的小娃兒，你們不讓他唸書，要讓他幹甚麼？」鎮上還有好幾個仗義執言的人，與鎮領導理論：「你們憑甚麼不讓這麼聰明的娃兒唸書？」

就在這一年，毛澤東死亡；次年，中國大學恢復招生。學校裡突然開始重視學習，我正進入初中二年級，優異的成績，忽然受到各方熱捧。在全班第一、全校第一、全鎮第一的榮譽中，我考入縣城重點高中，開始向大學衝刺。

十六歲那年，我考入位於長沙的湖南大學。湖南，長沙，恰恰是毛澤東的故鄉。那時候，大學錄取比例很低，能考上大學的，人數很少，因而被稱為「天之驕子」。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回首我所在的小學班和初中班，竟然只有我，當年那個唯一的備取生，考上了大學，成為唯一的大學生。

從受盡冷眼的備取生，成為人人羨慕的大學生，前後僅四年，大落大起，我人生的轉折，猶如一場悲喜劇。然而，當我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成為「天之驕子」的那一刻，卻氣得跺腳，暗自墮淚。原來，高中時，我被迫攻讀自己毫無興趣且並不擅長的理科，而沒有選擇自己愛好且擅長的文科。這與那個時代的風氣相關，社會上流傳：「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文科班，被譏諷為「瘟科班」。

硬著頭皮啃自己並不喜歡的數理化，以至於，我並沒有考上中國最好的大學；更糟的是，進入大學後，我的專業，是工程：道路與橋樑設計。四年大學，這個專業，讓我備受煎熬。身為時代的「幸運兒」，也是在不情願的心境中，領受我的哥哥姐姐們望塵莫及的那份「幸運」。

一本書 喚起我的民主意識

自八歲開始讀《三國演義》，兒童時代，所有能在中國讀到的古典或現代小說，幾乎都被我讀遍了。在湖南大學，唯一讓我暇意的，是能從圖書館借到我從前讀不到的書。有一本書，改變了我的一生，觸發我民主意識的最早萌芽。書名是《史達林與中央委員會》，猶記得作者名字，阿夫托爾漢諾夫，蘇聯社會科學院院士。這本記錄史達林「大清洗」內幕的書，讓我震驚。

當我把史達林「大清洗」的真相告訴一些同學時，他們的反應卻是：「你又不曾生活在蘇聯，你又不曾親身經歷，你又不曾親眼看見，你怎麼知道那是真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沒錯，我們的眼睛，只能看見眼前的事物；我們的耳朵，只能聽見周邊的聲響；我們的手，只能觸及近旁的東西。但是，我們有心靈，心靈比眼睛看得更遠，比耳朵聽得更多，比手觸及得更深。」直到多年之後，當時那些搖頭不解的同學，才理解和贊同了我的那番話。

瞭解到史達林的「大清洗」，進而聯想到，毛澤東的文革，也是同樣的「大清洗」，都是獨裁者的暴行。陰謀與暴行，之所以得逞，源於極權制度之惡。非得有民主制度，公眾監督，才能避免這等人間慘禍。民主意識的萌生，伴生政治上的覺醒。那年我十八歲。

其實，我對政治的興趣，彷彿與生俱來，也來自於從不間斷的閱讀與思索。小學時，班主任指責我的「過錯」之一，就是喜歡看《參考消息》，那是一份只有共產黨的幹部才能訂閱的內參型報紙，常轉載一般報紙所不能刊登的外國政治新聞或歷史鉤沉。

當我進入上海的時候，思想已經變得遠比同齡人成熟而深刻。二十歲那年，我考入位於上海的同濟大學，攻讀研究生。終於掙脫了我深惡痛絕的工程專業，轉入管理專業，心緒頓時放鬆了許多。

（選自 香港開放出版社《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

責任編輯：謝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