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虛歲）誕辰，大紀元網站從黃花崗雜誌獲得授權，連載《千古聖哲孫中山》，以供讀者瞭解國父的生平事跡。
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
立法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大家常說上下五千年。自堯舜以後，「天下為公」轉而為「天下為私」，江山社稷成了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皇帝是這個家族的家長，天下蒼生全都是這個家族的臣民。在中華民國之前，可以說是只有家而沒有國的，「中國」這個概念，雖很古老，但自夏、商以至滿清，都是叫作朝代，比如：秦朝、漢朝、唐朝、宋朝等，而不叫作國，史稱歷朝歷代，人們日常交談，也都是說某朝某代，某人某事。當然，周朝進入東周之後，王室衰微，諸侯崛起，紛紛稱國，人們就把這個時期稱為「戰國時代」 或「邦國時代」。而嬴政統一六國之後又開始朝代稱謂。嬴政開創了一統天下的大秦王朝，自覺功過三皇五帝，遂自稱始皇帝，以顯示尊貴。秦朝之後的歷代君王，認為皇帝是個至高無上的稱謂，也都隨之而稱為皇帝。因此，自秦至清的二千多年，又被統稱為「帝國時代」。
歷朝歷代都設州府縣衙，皇帝任命知州縣令，人們習慣上雖說把他們叫做州、縣長官大老爺，但仔細想來，他們也只不過是皇家一方財產的「管家」而已。為了維護社會秩序，鞏固皇家統治地位，皇帝命「大管家」，制定法律，約束百姓，是家天下以來的通用之法。
就法律而言，本該有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即人類社會群體間的規則，亦即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其二、為國家、政府與人民大眾之間相互關係的約定且需共同遵守的準則。中華民國之前，沒有國家和政府的稱謂，只有朝廷與官府的說法。這就造成法律第二個層面含義的扭曲與變形，即將國家政府應對民眾承擔的責任及其應遵守的規則，轉換成了朝廷、官府對於民眾的管教與懲罰。因此帝國時代的法律本質上應當稱不上是國法，所以百姓把它叫做「王法」，或朝廷的「王法」，其實質只不過是皇權家族的家法、家規罷了。不過古人站在朝廷的角度，還是把它叫做國法：「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1）
在四千餘年的歲月裏，歷朝歷代，為了皇權穩固，社會安定，在法律的制訂與實施上，也曾採取了不少的積極措施。德治、禮治、人治、法治，相輔相成，柔合併用，是統治者求取長治久安的基本方法。在君明臣賢的時代，以德治、禮治為主，法治、刑罰為輔，大多注重禮儀道德教化之功，當政者認為：「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2）
漢代賈誼就曾提出重禮義輕刑罰的觀點。他認為：「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然而曰禮雲禮雲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積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3）這正是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有幸生於這樣時代的天下百姓，可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安居樂業。
到了君昏臣奸的末世，僅以刑法為治理社會的主要手段，不講禮儀教化，不重道德訓導，天下蒼生墜入水火，人生際遇苦不堪言。桀、紂、贏秦，殘虐暴烈，嚴刑峻法。民眾不堪忍受，奮而抗爭，遂導致改朝換代的結局。
歷朝歷代，興而盛，盛而衰，衰而亡。興亡盛衰，週而復始，四千多年間，輪迴了十幾個大圈圈。而作為國家真正主體的人民大眾，卻始終處於臣民奴僕的地位。面對朝廷和官府，沒有任何的權利、自由可言。
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入主中原二百六十餘年的滿清王朝，更是推翻了四千多年來以皇帝為統治中心的專制獨裁政體，創建了亙古未有的民主憲政國家——中華民國。
中國擁有數千年皇權專制的歷史傳統。要率領全體同胞走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談何容易，這是一個社會制度大轉型的破天荒之舉，是一項改寫歷史，翻轉乾坤的宏偉事業。所謂現代制度轉型，對中國而言，就是要結束歷來以天子個人權力為中心的皇權專制制度，建立以公民權利為中心、將公共權力置於全民監督之下的現代民主憲政制度。
孫中山自倡導革命以來，通過多年對古今中外國是的悉心研究，對於中國應該建立成甚麼樣的民主憲政國家，如何來建成這樣的民主憲政國家，早已是藍圖在胸。
《民報》是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刊物，一九○五年十月創刊。孫中山先生親撰發刊詞，確定《民報》宗旨。一九○六年十二月在東京舉辦慶祝《民報》創刊週年大會，會上孫先生發表演說：「今天諸君踴躍來此，兄弟想來，不是圖為高興，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這會，是祝《民報》的紀元節。《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諸君今天到來，一定是人人把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橫在心上，要趁這會子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三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
「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
「尚有一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預備立憲的上諭，自驚自擾。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是要講求的，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裁判權各不相統，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英國制度作為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氏學說作為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得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了的。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憲法」。
「那五權除剛才所說三權之外，尚有兩權。一是考選權。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卻是國民的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訥於口才，沒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夾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著大統領進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向來是迭向興廢，遇著換了大統領，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散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樣看來，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卻被外國學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大凡下級官吏，必要考試合格，方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考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最重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雖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這考選權如果屬於行政部，那許可權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才得妥當。
「一為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其理為人所易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機關定要獨立。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台主持風憲，然也不過君主的奴僕，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許可權，那許可權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俯首聽命，因此常常成為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總統，如林肯、麥堅尼（今譯麥金萊——筆者）、羅斯威（今譯羅斯福——筆者）等，才能達行政獨立之目的。況且照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卻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理論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
「合上四權，共成為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結構，要望大眾同志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肯擔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4）
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在矢志不渝、百折不撓的革命進程中，已開始研究、籌畫未來建國、立法的大事。中國的革命、立法，雖是因應世界潮流而起，孫先生則主張其成果當駕乎歐美之上。「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憲法」」。這是孫先生一貫強調的後來居上的做事理念。
當時關於五權憲法，孫中山先生只是提綱挈領考慮了一個基礎與框架，藉在東京舉辦慶祝《民報》創刊週年大會，發表演說，殷切希望大眾同志共同致力深入研究，以求臻於完備。遺憾的是，當時並未引起其他辛亥先賢們的應有關注。
在此演說之前一個月，先生曾與俄國社會革命黨首領該魯學尼、日本友人池亨吉，宮崎寅藏、萱野長知、平山周、和田三郎、青籐幸七郎等談及五權憲法的構想：「孫逸仙：希望在中國實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外還有考選權和糾察權的五權分立的共和政治。
「該魯學尼：糾察權本屬於國民，並非由議會行使。中國為甚麼需要特別設立這種制度呢？況且，考選事物不是作為行政的一部份就夠了嗎？憑甚麼理由還需要單獨設立呢？
「孫逸仙：因為要通過考試制度來挑選國家人才。我期望能根據這種辦法，最嚴密、最公平地選拔人才，使優秀人士掌管國務。如今天的一般民主共和國家，卻將國務當作政黨所一手包辦的事業，每當更迭國務長官，甚且下至勤雜敲鐘之類的小吏也隨著全部更換，這不僅不勝其煩，而且有很大的流弊。再者，單憑選舉來任命國家公僕，從表面看來似乎公平，其實不然。因為單純通過選舉來錄用人才而完全不用考試的辦法，就往往會使那些有口才的人在選民中間運動，以佔有其地位，而那些無口才但有學問思想的人卻被閒置。美國國會內有不少蠢貨，就足以證明選舉的弊病。
「至於糾察制度，是除了要監督議會外，還要專門監督國家政治，以糾正其所犯錯誤，並解決今天共和政治的不足處。而無論任何國家，只要是立憲國家，糾察權歸議會掌管，但其許可權也因國家不同而有強弱之別，由此產生出無數弊端。況且從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司法權獨立，裁判官吏的糾察權反而隸屬於其他機關之下，這是不恰當的。
「考選制度和糾察制度本是我中國固有的兩大優良制度，但考選制度被惡劣政府所濫用，糾察制度又被長期埋沒而不為所用，這是極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們的共和制度中復活這些優良制度，分立五權，創立各國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學說，創建破天荒的政體，以使各機關能充分發揮它們的效能」。（5）
最嚴密、最公平地選拔人才；裁判人民的司法權獨立，裁判官吏的糾察權也必須獨立。這才是世道的公平與公正，這才是天下的正理。
孫中山對於自己的學說，總是要參閱古今中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審視當時的時代潮流，縝密思考，而漸次形成。在研究的過程中，又常常與相關專業人士做深入地探討，以求完善。
「予常與留日本、歐美習政治法律學生談倡建五權之原則，聞者駭異曰：「吾人未聞各大學教授有此講義。立法、司法、行政三權鼎立，倡自法儒孟德斯鳩，君主民主立憲國奉為金科玉律，任何人不敢持異議。今先生欲變世界共尊之憲法，增而為五，未免矜奇立異，為世界學者所不許」。
「予駁之曰：「三權憲法，人皆知為孟德斯鳩所倡，三權以後不得增為五權。不知孟德斯鳩以前一權皆無，又不知何以得成立三權也。憲法者，為中國民族歷史風俗習慣所必需之法。三權為歐美所需要，故三權風行歐美；五權為中國所需要，故獨有於中國。諸君先當知為中國人，中國人不能為歐美人，猶歐美人不能為中國人，憲法亦猶是也。適於民情國史，適於數千年之國與民，即一國千古不變之憲法。吾不過增益中國數千年來所能、歐美所不能者，為吾國獨有之憲法。如諸君言歐美所無，中國即不能損益，中國立憲何不將歐美任一國之憲法抄來一通，曰孟德斯鳩所定，不能增損者也！」歐美、日本留學生如此，其故在不研究中國歷史風俗民情，奉歐美為至上。他日引歐美以亂中國，其此輩賤中國書之人也。
「吾讀《通鑒》各史類，中國數千年來自然產生獨立之權，歐美所不知，即知而不能者，此中國民族進化歷史之特權也。祖宗養成之特權，子孫不能用，反醉心於歐美，吾甚恥之！」（6）
對於中華民族歷史上所獨有的「監察權」、「考試權」，孫中山先生情有獨鍾。當和人談起時，總是讚不絕口：「曰監察權。自唐虞賡歌颺拜以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行人采風之官，百二十國寶書之藏，所以立綱紀，通民情也。自茲以降，漢重御史大夫之制，唐重分司御史之職，宋有御史中丞、殿中丞。明清兩代御史，官品雖小而權重內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職，儆惕惶恐，不敢犯法。御史自有特權，受廷杖、受譴責在所不計，何等風節，何等氣概！譬如美國彈劾權，付之立法上議院議決，上議院三分之二裁可，此等案件開國以來不過數起，他則付諸司法巡迴裁判官之處理貪官污吏而已。英國彈劾亦在貴族、平民兩院，關於皇室則在御前議政院，亦付諸立法也。如我中國，本歷史習慣彈劾鼎立為五權之監察院，代表人民國家之正氣，此數千年制度可謂世界進化之先覺。
「曰考試權。中國歷代考試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且突過現代之民主政治。中國自世卿貴族門閥薦舉制度推翻，唐宋厲行考試，明清尤峻法執行，無論試詩賦、策論、八股文，人才輩出；雖所試科目不合時用，制度則昭若日月。朝為平民，一試得第，暮登臺省；世家貴族所不能得，平民一舉而得之。謂非民主國之人民極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美國考試均有學校教育付諸各省，中央不過設一教育局，管理整齊，故官吏非由考試，而由一黨之推用；唯司法有終身保障。英國永久官吏制度，近乎中國之衙門書吏制度，非考試制度。唯唐宋以來，官吏均由考試出身。科場條例，任何權力不能干涉。一經派為主考學政，為君主所欽命，獨立之權高於一切。官吏非由此出身，不能稱正途。士子等莘莘向學，納人才於興奮，無奔競，無徼幸。此予酌古酌今，為吾國獨有，而世界所無也。
「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為世界國家所有；監察、考試兩權，為中國歷史所獨有。他日五權風靡世界，當改進而奉行之，亦孟德斯鳩不可改易之三權憲法也」。（7）
中國監察、考試兩大制度的發明與使用，在促進社會良性發展方面，意義深遠。即使在皇權時代，監察制不僅監察各級官員，在吏治清明時期，皇帝也在監察之列，歷史上也曾留下不少批鱗諫諍的光輝篇章。比如魏徵之與唐太宗。魏徵是歷史上一位有名的諍臣，唐太宗是一位虛懷若谷能納臣子之諫的明君。遇事，魏徵常常犯言直諫，唐太宗則能怒而不糾其「罪」。魏徵不僅在歷史上留下了「諫太宗十思疏」，作為政論名篇被收入《古文觀止》，同時還留下了「諫太宗十不克終疏」的傑作。李世民將此篇書於屏風之上，以資隨時閱而反思。
考試制度，打破了世卿、貴族、門閥對於政治仕途的壟斷，打破了平民不能參與政治的歷史陋習。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對於平民百姓是何等的鼓舞！為歷史的發展社會的前進注入了無法估量的活力！當歷史進入中華民國民主憲政時代，我們不妨將其改寫為「朝為田舍郎，暮登國會堂，公僕本無種，國民當自強」！如此，仍然不失為勉勵後生，促其上進的鼓舞作用。
孫中山先生在為中華民國立法時，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吸納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理念，創立起自己的五權憲法學說。儘管一九○六年十二月在東京舉辦慶祝《民報》創刊週年大會上發表演說時，向與會同志概括講述了五權憲法，希望大家研究完善；此前此後又同有關人士談論五權憲法，說明應當創立五權憲法的理由與必要。然而所有舉措，並未能引起辛亥同仁們的深刻認識，更不必說進一步去研究完善了。因此民國元年，在制定《臨時約法》時，宋教仁與胡漢民幾經爭論，無法爭論出頭緒與結果。最後孫中山先生指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可謂是比較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進一步。但我鑒於古今中外政治上之利弊得失，創製五權憲法；非如此則不足以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而卻是非一蹴可幾。我今只說要定一條『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一以表示我黨國民革命真意之所在；一以杜防盜憎主人者，與國民共棄之」。
為使國民明瞭何謂「五權憲法」，以便制訂中華民國的憲法，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孫中山先生在廣東省教育會又作「五權憲法」專題演說：「今天講題為『五權憲法』。五權憲法是兄弟所創造，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的。諸君皆知近世一二百年來，世界政治潮流趨於立憲。「立憲」二字，在我國近一二十年內亦聞之熟矣。到底甚麼叫做憲法？所謂憲法者，就是將政權分幾部份，各司其事。各國憲法只分三權，沒有五權。五權憲法是兄弟所創造。自兄弟創出這五權憲法，大家對之都很不明白。到底五權憲法有甚麼來歷？講到他的來歷，兄弟可以講一句實在話，就是從我研究所得思想中來的。至講到五權憲法演講一層，十數年前在東京同盟會慶祝《民報》週年紀念的時候，兄弟曾將五權憲法演講一過。但是兄弟雖然演講，在那個時候大家對於這個事情都沒有十分留心。此事說來已十餘年了。在當時大家的意思，以為世界各國只有三權憲法，沒有聽見講甚麼五權憲法的，大家覺得這個事情狠奇怪，以為兄弟偽造的。但兄弟倡此五權憲法，實有來歷的，兄弟倡革命已三十餘年，自在廣東舉事失敗後，兄弟出亡海外；但革命雖遭一次失敗未成，而革命的事情仍是要向前做去。奔走餘暇，兄弟便從事研究各國政治得失源流，為日後革命成功建設張本。故兄弟亡命各國的時候，尤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創出這個五權憲法。所以五權憲法可謂是我獨創的。
「當美國革命脫離英國之後，創立一種三權憲法，他那條文非常嚴密，即世人所稱之謂「成文憲法」。其後各國亦很傚法他訂定一種成文憲法，以作立國的根本法。兄弟亦嚐研究美國憲法。而在美國的人民自從憲法頒行之後，幾眾口一辭，說美國憲法是世界最好憲法。即英國政治家，也說自有世界以來只有美國的三權憲法是一種好憲法。兄弟曾將美國憲法仔細研究，又從憲法史乘及政治各方面比較觀察，美國的三權憲法到底如何呢？研究的結果，覺得他那不完備的地方狠多，而且流弊亦不少。自後歐美的學者研究美國憲法，所得的感想亦與我相同。兄弟以最高尚的眼光、最崇拜的心理研究美國憲法，畢竟美國憲法實有不充分之處。近來世人亦漸漸覺察美國的憲法是不完全的，法律上運用是不滿足的。由此可見，凡是一個東西，在當時一二百年之前以為是好的，過了多少時候，或是現在亦覺得不好。兄弟比較研究之後，有見於此，想來補救他的缺點；即美國學者也由此思想。然而講到補救的事，談何容易。到底用甚麼法子來補救呢？既沒有這樣的書可以補救，又沒有甚麼先例可供參考。
「說到這裏，兄弟想到從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教授喜斯羅，他著了一本書名叫《自由》。他說三權是不夠的，他主張四權。他那四權的意思，就是將國會的彈劾權取出來作個獨立的權。他的用意，以為國會有了彈劾權，那些狡猾的議員往往行使彈劾權來壓制政府，弄到政府動輒得咎。他這個用意亦未盡完善，但是兄弟覺得他這本書在美國固可說已有人覺悟到了，他們的憲法不完全，想法子去補救。但是這種補救方法仍是不完備。何以言之？在美國各州，有許多官吏是由民選而來。但是民選是狠繁難的一件事，民選的流弊亦狠多。於是想出限制人民選舉的法子：要有資格才有選舉權；以財產為資格者，必有若干財產才有選舉權，沒有財產的就沒有選舉權。但這種限制選舉與現代的潮流平等自由主旨不合，且選舉亦很可作弊，而對於被選的人民，亦沒有方法可以知道誰是適當。想補救他，單單限制選舉人亦不是一種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限制被選舉人。人民人人都有選舉權，這個就是「普通選舉」，即是近日各國人民所力爭的。但是普通選舉固好，究竟選甚麼人好呢？若沒有一個標準，單行普通選舉，毛病亦多，而且，那被選的人不是僅僅擁有若干財產，我們就可以選他。兄弟想：當議員或作官吏的人，必定要有才有德，或有甚麼能幹，若是沒有才沒有德，又沒有甚麼能幹，單靠有錢是不行的。譬如有這種才德、能幹資格的人只有五十人，即對於這種資格的人來選舉。然則取得這種資格的人如何來定呢？我們中國有個古法，那個古法就是考試。在中國，從前凡經過考試出身的人算是正途，不是考試出身的不算正途。（自隋唐以至於清末，一直實行開科取士，選拔人才的制度，——筆者）……在共和時代考試倒不可少。於是兄弟想加一個考試權。考試本是一個狠好的制度，是兄弟亡命海外的時候，考察各國的政治憲法研究出來的，算是兄弟個人所獨創，並沒有向那一國學者抄襲的。兄弟想這個制度一定可以通行有利。
「從前在東京同盟會時，本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黨綱，預計革命成功就要實行五權憲法。不想光復之後，大家並不留意及此，多數心理以為推翻滿洲就算了事。所以民國雖成立了十年，亦沒有看見甚麼精神，比前清更覺得腐敗。這個緣故，我們就可以知道，兄弟細說必以五權憲法為建設國家的基礎。我們有了良好的憲法，終能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家。
「自兄弟發明五權憲法並演講之後，一般人對於這個五權憲法都不很清楚。即專門學者亦多不以為然。記得二十年前有個中國學生，他本是大學法科畢業，在美國大學亦得了法學士的學位，他後來還想深造，又到美國東方的一個大學讀書。此人兄弟在美國紐約城遇見，兄弟問他：「此回你又入美國東方的大學預備研究甚麼學問？」他說想專門學憲法，兄弟聽他說是要學憲法，就將我之五權憲法說與他聽，足足與他討論了兩星期。他說這個五權憲法比甚麼都好。兄弟心喜他既贊成這個五權憲法，就請他到了學校裏，將這個五權憲法詳細研究。其後他就在美國東方耶路大學（今譯耶魯大學——筆者）三年畢業，又得了個法律博士的學位。這耶路大學是美國東方很有名譽的大學，他得了這個大學的博士學位，他的學問自然是很好的。他自耶路大學畢了業，後來他又到英國、法國、德國考察各國的政治憲法。辛亥革命成功，他亦回到中國，兄弟又遇見了他，我就問他：「當日你固贊成我的憲法，現在你研究之後，可有甚麼心得？」他說：「五權憲法，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這個恐怕是不能行的。」當時兄弟聽了這話，就很不以為然。誰知我們那班同志聽了他的話，以為這位法律博士說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想來總是不大妥當，也就忽視這個五權憲法了。還有一個日本的法律博士，兄弟在南京的時候請他做法律顧問，有許多法律上的事情想與他商量。後來討袁之役，兄弟亡命在東京，遇到了這位博士。他問兄弟甚麼叫五權憲法，兄弟就與他詳細講解，相處三個月的功夫，合計講解總在二三十小時，後來他也就明白了。此時，兄弟覺得法律博士，還要講了許多的時候才能明白，若遇著一班普通人民又將如何？難怪他們不懂了。適才說的這兩個博士，一個是中國的博士，一個是東洋的博士。那中國的博士，在紐約遇著他的時候，討論了兩個星期，他很贊成這個五權憲法。在這個時候，他不過是個學士的學位，只算是半通的時候，待他得了博士的學位，可算已到大通的時候了，他說各國沒有這個東西。又那個日本的博士，兄弟與他研究了好幾個月的功夫，他才明白。兄弟想這個東西實在很難，現在雖沒有人懂得，年深月久，數百年或數千年以後，將來總有實行的日子。
「我們要想把中國弄成一個莊嚴華麗的國家，我們有甚麼法子可以使他實現呢？我想亦有法子,而且並不為難，只要實行五權憲法就是了」。（8）
孫中山先生覺得，在東京慶祝《民報》週年紀念時演講五權憲法之後，到一九二一年差不多快二十年了，而贊成五權憲法的人仍是寥寥，可見他們心中都不以為然。更由此可見研究一門新學問，創建一個新學說，要使一部份人「後知後覺」起來，也是太不容易了。若再就五權憲法講五權憲法，恐怕是越說越不明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於是孫中山先生決定從歷史的角度、政治的層面著眼，採用比喻的方法，對五權憲法做詳細說明：「諸君想想，我們為甚麼要這個憲法呢？要知道我們要憲法的用意，應先把幾千年來的政治取來看看。政治裏面有兩個潮流，一個是自由的潮流，一個是秩序的潮流。政治中這兩個力量正如物理之有離心力與歸心力。離心力之趨勢，則專務開放向外；歸心力之趨勢，則專務收合向內。如離心力大，則物質必飛散無歸；如歸心力大，則物質必愈縮愈小。兩力平均，方能適當。此猶自由太過，則成為無政府；秩序太過，則成為專制。數千年的政治變更，不外夫這兩個力量的衝動。中國歷史，是從自由而入於專制；西國歷史，是從專制而入於自由。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之世，堯天舜日，號為黃金世界，極平等自由之樂。而降及後世，政治弄到如此不好，這又是甚麼緣故呢？其故就是人民享得自由太多，因此而生厭，遂至放去其自由，而野心之君主承之，以致積而成秦漢以後之專制。外國的政治乃從專制漸趨自由，其始人民有不堪專制之苦，故外國有句話叫做「不自由毋寧死」。他的意思，是人民不能自由，寧可死去。此可見當時外國政治專制之烈也。中國的政治是由自由而進於專制。中國古代人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極自由的意思。當時的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不知自由之貴，至今此習仍存，故外人初不知其理，甚異中國人民之不尚自由也。若在歐洲的歷史，則與此不同。歐洲自羅馬亡後，其地為各國割據，以人民為奴隸，在近世紀的時候有許多戰爭發生，都是為自由而戰。
「兄弟從前倡革命，於自由一層沒有甚麼講到，因為中國人只曉得講改革政治，不懂得甚麼叫自由。中國歷代皇帝，他只曉得要人民替他完糧納稅，只要不妨礙他祖傳帝統就好，故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曉自由。近來有幾個少年學者，得了點新思想，才曉得「自由」兩個字。本來中國人民是不須爭自由的。如諸君在此，曉得空氣是甚麼東西。空氣要他作甚麼？我們在這房子裏空氣是很夠的，人之在空氣中生活，如魚之在水中生活，魚離水就要死，人沒有空氣，亦是要死的。但人不曉得空氣之可貴，到底是個甚麼呢？因為空氣不竭也。……歐俗人不自由，故爭自由。中國人尚不竭自由，故不知自由。這個兩種的潮流，一專制，一自由，就是中國與歐洲不同的地方。
「政治裏面又有兩種人物，一是治人者，一是治於人者。孟子所謂「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必有知識，治於人者必無知識。從前的人可說是同小孩子一樣，只曉得受治於人，現在已漸長成，大家都明白了，已將治人與治於人的階級打破。歐洲近世紀已將皇帝治人的階級打破，人民才得今日比較的自由。兄弟這個五權憲法，亦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的階級，實行民治的根本方法」。（9）
憲法最早創始於英國，英國自大革命後，將皇帝的權力漸漸分為幾個部份，各司其職，各行其事，好像三權分立一樣。其實英國人並不知其為三權分立。斯後，法國學者孟德斯鳩著了一部書叫做《法意》，有人亦叫做《萬法精義》，發明了三權分立的學說，主張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孟氏三權分立學說發明不久，就有美國革命成功，美國人民即根據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用很嚴密的文字制定出成文憲法。而英國的憲法並沒有甚麼條文。孫中山先生認為：英國以人為治，美國以法為治。英國雖是立憲的鼻祖，然沒有成文的憲法。以英國的不成文憲法，拿來與我們中國的憲法作比較，我國自隋唐以來也是有三權憲法的：其一、君權——兼立法、行政、司法之權；其二、考試權——實行科舉制度，破除世卿貴族門閥世襲舊習，三年一科，通過考試，量才錄用。其三、彈劾權——朝廷設有專管彈劾的官，如台諫、御史之類，雖君主有過，亦可冒死直諫，風骨凜然。
那麼，憲法究竟是甚麼呢？若就通俗生活而言，她不過是一種用來幫助人民過好日子的器物而已。孫中山先生曾形象地把她比作機器：「憲法的作用猶如一部機器，兄弟說政府就是一個機器。有人說爾這個比喻，真比方的奇。不知物質有機器，人事亦有機器。法律是一種人事的機器。就物理而言，支配物質易，支配人事難。因科學發明，支配物質很易，而人事複雜，故支配人事繁難。憲法就是一個大機器，就是調和自由與統治的機器。我們革命之始，主張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美國總統林肯他說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兄弟將他這主張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要必民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能享？所謂民有總是假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今欲破除之，亦未嚐無方法。人力非不可以勝天，要在能善用不能善用耳。世界有千里馬，日能行千里，有鳥能飛天、魚能潛海，人則不能。假如我們人要日行千里，要飛天，要潛海，我們能不能呢？兄弟可以說能，我們只要用機器就能。我們用一輛自動車，何止日行千里；我們用飛行機，就可以上天；我們用潛航艇，就可以下海。這個就是人事可以補天功。……我們現在講民治，就是要將人民置於機器之上，使他馳騁翱翔，隨心所欲。機器是甚麼？憲法就是機器。如：五權憲法（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彈劾權、考試權）。
「這個五權憲法，就是我們的摩托車、飛機、潛艇。五權憲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權，各個獨立。從前君主的時代有句俗話叫『造反』，造反就是將上頭的反倒下頭，或是將下頭的反倒上頭。在從前的時候，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這五權憲法，就是上下反一反，將君權去了，並將君權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提出，作三個獨立的權。行政設一執行政務的大總統，立法就是國會，司法就是裁判官，與彈劾、考試同是一樣獨立的。……你想治國，就要用這個治國機關的機器」。（10）
三民主義的核心是民權，民權的根本是民治，民治的基礎是縣治。孫中山先生說：「這個（五權憲法——筆者）就是治國機關。除憲法上規定五權分立外，最要的就是縣治，行使直接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的民權。直接民權凡四種：一選舉權，一罷官權，一創製權，一復決權。五權憲法如一部大機器，直接民權又是機器的制扣。人民有了直接民權的選舉權，尤必有罷官權，選之在民，罷之亦在民。甚麼叫創製權？假如人民要行一種事業，可以公意創製一種法律。又如立法院任立一法，人民覺得不便，可以公意起而廢之，這個廢法權叫做復決權。又立法院如有好法律通不過的，人民也可以公意贊成通過之，這個通過不叫創製權，仍是復決權。因為這個法律仍是立法院所立的，不過人民加以復決，使他得以通過。就是民國的約法，也沒有規定具體的民權；在南京所訂民國約法，內中只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一條是兄弟所主張，其餘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這個責任。
「前天當在省議會將五權憲法大旨講過，甚望省議會諸君議決通過，要求在廣州的國會制定五權憲法，作個治國的根本法。今天兄弟是就側面的觀察來講五權憲法，因時間短促，意尚未盡，希望諸君共同研究，並望諸君大家都來贊成五權憲法」。（11）
此前，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七日，宴請國會及省議會議員，孫中山先生在演說時特別強調：「自科學發明以後，吾人所應作者何事，以一般人之眼光看來，自應拿出一定的計劃來做。質言之，現在我們非從民權上著手不可。即以民權主義為我中華民國建國之方針可也。但我國原係老專制國，完全為人治人力。今日所望者，則在議員諸君仍以人力覓一立國的基礎。基礎謂何？則憲法是也。
「國家憲法良，則國強；憲法不良，則國弱。強弱之點，盡在憲法。……諸君於此當知美國憲法，完全為保護民權。今日創造中國、創造憲法，責任在諸君身上，其責任厥有兩端：（一）須知我們為二十世紀的人類；（二）所產憲法，當駕乎歐美各國以上，非復十八世紀之陳腐不堪。藉以表示我中華民國為文明開化最早之國也，我國歷史上良法美意亦至夥」。（12）
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四十年，對其創立的「五權憲法學說」，多次向國人講解、談論，期望在中華民國開國後，制訂五權憲法，作為民主憲政、治國理事的根本大法。不意「曲高和寡」，孫先生生前未能如願！只是播下這顆優良的種子，以待在歷史的沃土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中華民國開國之時，中山先生與辛亥先賢們按照三民主義的革命宗旨，確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主權在民、民主憲政的國體政體從此誕生，於是制訂中華民國憲法，即成為依法治國的根本。遵照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學說」，制訂充分體現民主憲政精神的憲法，本是一項嚴肅而神聖的工作。但是，由於民初亂局的出現，制憲竟一度成為一幫亡國大夫們用於攫取私利的掌中玩物。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年12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中提議起草憲法及召開國民大會，以結束黨治，還政於民。最後決議以原則二十五條，交由立法院起草憲法。翌年，立法院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制憲工作才步入正途，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制定由此開始。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5月5日，由國民政府公佈憲法草案，史稱「五五憲草」。五五憲草由孫科主持制訂，基本上反映了孫中山五權憲法的思想，是在正式的《中華民國憲法》頒佈前所擬定的憲法草案之一，是五權憲法的正式草稿。
其間，既有蘇俄顛覆、又有日本侵略；既有軍閥叛亂、又有中共造反。待抗戰勝利，輾轉又是十幾個春秋。直到一九四六年，制憲工作才再度擺進中華民國政府的議事日程。一九四六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舉行。會議議定對《五五憲草》進行審議和修訂，然後提交「國民大會」審議。
同年4月政治協商會議憲草審議委員會，推舉第三黨（民主社會黨）成員張君勱先生作為執筆人，對五五憲草進行修訂。張君勱先生是一位胸懷寬闊的人，又是一位研究世界各國憲法，且深得其精髓要義的大家。張先生認為：我們生長在中華民國，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創造是由中山先生發動的。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從清末到抗戰之中，一直是形成政治上一種大力量。一個政治上的大領袖，他的政治學說無論如何完備，決不能拘文牽義適用於複雜的機構與廣大的國家身上的。對於中山先生的遺教，已經有所成就的，大家要明白承認；他遺教中不能適用於今後的，也要明白說出，使今後有所改進。這是我們起草新憲法的態度。
張君勱以他嚴謹的治學風格，於一九四六年完成對五五憲草的修訂。是為「政協憲草」。一九四六年11月―12月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以這部憲草為基礎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12月25日三讀通過。
一年後生效的《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民主憲政的艱難道路上劃時代的一步。中華民國從此進入憲政時代！
孫中山先生其所以諄諄教導國人，一定要努力制訂一部駕乎歐美之上的中華民國憲法者，其根本在於：憲法為國家之正宗大法，憲法的功能之一，即是保障民權。當今世界，凡民主國家無一不具優良憲法，公民所有權利皆可得到充分享受。然而，在現存的諸多專制國家中，他們也有憲法，也曾數度修憲，就一些條文而言，也不能說不是優良的憲法，然而，公民卻享受不到憲法中所規定的應有權利。何也？憲法精神雖同，政治制度異也！故而一為真正之憲法，一為一紙之空文。兩種制度，兩重天地。因此當今世人就無一不嚮往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政治制度了。
當年孫中山先生看透的世界潮流，時至今日，仍然是浩浩蕩蕩，一往無前！
（ 2010年1月10日於西安 ）
註釋：
（1）（2）《後漢書．荀韓鍾陳列傳》之「荀淑傳」（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3）《漢書．賈誼傳》（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4）《孫中山全集》第一卷P323頁：「在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5）《孫中山全集》第一卷P319頁：「與該魯學尼等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6）（7）《孫中山全集》第一卷P444頁：「與劉成禺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8）（9）（10）（11）《孫中山全集》第五卷P486頁：「在廣東省教育會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2）《孫中山全集》第四卷P330頁：「宴請國會及省議會議員時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三期
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