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8月10日訊】楊絳語錄：「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麼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幹。」

文革浩劫

1966年8月9日，楊絳在外國文學研究所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三天後，在文學所的錢鍾書也被揪了出來。那時候，楊絳夫婦每天上班都各自掛著自己精心製作的牌子，上面用毛筆工整地寫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罪名。

「我雖然每天胸前掛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卻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甚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動』。打我罵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我帶著高帽，舉著銅鑼，給群眾押著先到稠人廣眾的食堂去繞一週，然後又在院內各條大道上『遊街』。他們命我走幾步就打兩下鑼，叫一聲『我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我想這有何難，就難倒了我？何況知識份子不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嗎？叫又何妨！我暫時充當了《小賴子》裡『叫喊消息的報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報消息。」

「誰是導演，演出甚麼戲，我全忘了，只記得氣氛很緊張，我卻睏倦異常。我和默存（錢鍾書）並坐在台下，我低著頭只顧瞌睡。台上的檢討和台下的呵罵，我都置若罔聞。後點名被揪上台時，把眉眼都罩在高帽子裡，我依舊學馬那樣站著睡覺。」

期間，楊絳被安排去掃廁所。她愛衛生，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物品擺放整齊，而且通風透氣。 「我怕人揪住問罪，下次看見外來的紅衛兵之流，就躲入女廁。真沒想到女廁也神聖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樣，可以充當罪犯的避難所。」

1969年，年近六十的他們又被下放至河南的干校，楊絳被安排種菜，錢鍾書則擔任干校通信員。從干校回來八年後，楊絳動筆寫了《干校六記》，名字仿擬自沈復的《浮生六記》，記錄了干校日常生活的點滴，在結尾她寫道：「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十年文革，楊絳最親的小妹妹楊必被逼得心臟衰竭辭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鬥中不堪受辱自殺，但在此期間，錢鍾書仍寫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評論著作《管錐篇》，而楊絳也完成了譯著諷刺小說的巔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

楊絳本身通曉英、法兩國語言，但為使《堂吉訶德》翻譯得更準確，1958年時已經47歲的她決定「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原文翻譯。「我當初學習西班牙語的時候，是沒有老師教的。但是只要刻苦和努力就會學好的。」 「多會一門外語，好比多一把金鑰匙，每一把金鑰匙都可以打開一座城。城裡有許多好看好玩的東西，好像一個大遊樂園。」

書稿在翻譯中歷盡磨難，「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沒收、丟棄在廢紙堆裡」，「九死一生」逃過文革劫難。1978年《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國王獎給75歲的楊絳一枚「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表彰她對傳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貢獻。

晚年作品

八十年代以後，楊絳不再將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作回憶性的散文。「1997年早春，1998年歲末，我女兒和丈夫先後去世，我很傷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楊絳在喪夫喪女之痛過後，以92歲高齡重新開始創作。

她為完成女兒心願寫了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再版達一百多萬冊；96歲又成書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102歲出版250萬字的《楊絳文集》八卷。到今年的7月17日，楊絳先生已經整一百零三歲了，她又推出了4.5萬字的《洗澡》續集，取名為《洗澡之後》。

楊絳還以驚人的毅力整理了錢鍾書留下的幾麻袋天書般的手稿與中外文筆記，「鍾書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對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編排，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這些書稿由於年代久遠和顛沛流離，很多紙張已經發黃髮脆，且多達7萬餘頁， 「他擺得一攤一攤的，他的亂雖然亂，但他自己知道甚麼東西放在哪兒，一拿就有。等到我來弄，就不知道了。有的東西拼得對上了，有的對不上，這樣接起來費了不少時間。」2003年整理完成後出版了3卷《容安館札記》，178冊外文筆記，20卷的《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

少時，在高中國文班上楊絳曾作詩《齋居書懷》:「世人皆為利，擾擾如逐鹿，安得遨遊此，翛然自脫俗。」 如今，百歲楊絳說，「我無名無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由錢鍾書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於2001年建立的『好讀書獎學金』，設在我們的母校清華大學。截至2011年5月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萬元，增至929萬元。」

（責任編輯：德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