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知，號任公，廣東新會人。他是中國近代改革派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戊戌變法期間，他作為康有為的得力助手，積極投入了「公車上書」等、具有進步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又借主筆《時務報》的便利條件，以其筆鋒之犀利，使「海內觀聽，為之一聳」！成為名重一時的維新鬥士和功績卓著的時代號手！

自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如狼似虎般地湧進中國，特別是中日甲午戰後，清政府進一步喪權辱國，中華民族危在旦夕。對此，梁啟超在從1856年至1857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在《時務報》等刊物上，先後發表了50多篇政論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喚起國人警覺，大聲驚呼亡國滅種的大禍，已經迫在眉睫，他說：「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一日不可以亡。數年以後，鄉井不知誰氏之蕃，眷屬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及今猶不思洗常革故，同心竭慮，摩蕩熱力，震撼精神，致心皈命，破釜沉船，以圖自保於萬一。」

他還啟迪國人思考：亡國之禍，原因在哪裏？在於清王朝統治者的腐敗！他指出：「越惟無恥，故安於城下之辱，陵寢之蹂躪，宗祐之震恐，邊民之塗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越惟無恥，故坐視君父之難，忘越鏑之義，昧嫠緯之恤，朝睹烽燧，則蒼黃瑟縮，久聞和議，則歌舞太平……」。

那麼，怎麼樣去挽救國家的危機呢？他的治國方略，就是變法維新，就是剷除腐敗與獨裁！

梁啟超關於變法維新的主張，在《時務報》發表的《變法通義》一文中，有較系統的觀點，他突出一個「變」字。強調：而今腐敗已經透頂，民怨己達極點，不變也得變，變也得變！變法則存，不變則亡。他說：「法何以必變？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笈日不變，則天地人類並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公理也。」他還說：「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

根據他的這個觀點，告誡人們一個道理，當今的國勢，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只是變得早和晚、誰掌握變的主動權而已。若清政府變，則主動權在清政府手中，可以越變越好，對國有利；如果還不主動自覺的變，則處處被動，處處挨打，臉丟光了，命丟盡了…總之就會越變越壞，國將不國，完全變成他人的附屬和殖民地。因而為保國保種計，必須變法維新，這也是人心所向、國家轉機所在。

至於怎麼變法？梁啟超也提出了具體措施，如廢科舉、興學校；開民智；興選官；興民權，重民生：立農工商政，修鐵路，開礦山； 開武備學堂，練海陸新軍等。而變法之本，在於扶助人民，培育人才，有了人才，才能除舊布新，推行改革。

梁啟超的「洗常革故」和「變亦變，不變亦變」的變法維新思想，在當時確乎振聾發聵，動人心弦，奏響了時代的最強音，順應了國勢，反映了民意。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他能夠激流勇進，這說明他有著一股強烈的成新、汰舊的愛國熱忱，正如他在一首詩中自勉的那樣：「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誘）新知。」

粱啟超在讚揚《陸游詩集》時，詠道：

詩界千年靡靡風，

兵魂銷盡國魂空。

集中十九從軍樂，

亙古男兒一放翁！

梁啟超多麼希望我們中華民族，能夠除舊振新，勇猛精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