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2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真報道）2014年12月，《馬三家咆哮》一書靜靜地放在香港田園書屋的某個角落。無論是故事的主人公，還是作者，都有著傳奇色彩，也因此這本書的出版比其它書更低調，但一夜間，透過媒體的報導，該書一下子成為受關注的焦點。

「他是馬三家遭受酷刑最嚴重的人。」因為當事人仍在大陸的緣故，故事主人公，一名北京男性法輪功學員，在書中被隱去真實姓名和身份，僅以「他」來代指。

2008年，在他被臭名昭著的遼寧馬三家勞教所關押的29個月中，其中超過15個月被單獨關押且同時接受各種酷刑的「狂轟亂炸」，他冒著生命危險寫的20多封求救信，藏匿在他們加工的西方國家萬聖節使用的裝飾品裡。其中一封信漂洋過海，四年後，被一位美國俄勒岡州的婦女發現，並公佈在臉書上，震驚全球。

在當地報紙的報導刊出後的第三天，他找到杜斌，杜斌驚訝地發現他居然是自己的一個朋友，在經歷了23個月的籌備後（包括杜斌自己也被非法關押37天，以及被軟禁一年），該書於12月在香港面世，揭開了這個神秘的求救信後面的故事。

杜斌以第一人稱的筆觸，驚人地再現了「他」所經歷的駭人酷刑，以及寫求救信的驚險經過，以及「他」對真、善、忍信仰的堅持和無比的勇氣。

這是杜斌繼《天安門屠殺》、《陰道昏迷：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倖存者證詞》等書之後出版的第十一本書。


杜斌形容，馬三家是蘇聯古拉格的中國版。誠如這位寫求救信的人所說：「這顆星球上的任何一個政府，都不能容忍這樣的罪惡繼續下去。如果繼續容忍下去，那麼這就意味著你自己也是中共邪惡的一部份。」

大紀元記者近日對杜斌進行專訪，下面是訪談精要。

記者：為甚麼要出《馬三家咆哮》這本書？

杜：這個故事就值得把它流傳下來，之前其實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我們是人不是牲口，延伸出來的就是人在艱難困境下如何生存下來，這本書其實就是講這個的。

我對主人公說，我做了很多挖政府傷疤的書，可能是基於這個原因他對我信任，他就告訴我他的故事。（過程）非常意外。

記者：請講一下主人公如何找到您的？

杜：之前我也一直在找寫求救信的人，我也特別好奇，怎麼這封信就能跑到美國去了呢？

實際上這個寫求救信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在《俄勒岡人報》消息出來的第三天（2012年12月28日），他來找我，他說網上那個新聞你看到了嗎？他說，你知道這個寫求救信的人是誰嗎？我說當然想知道，我說一直想辦法如何找到這個人。他說「就是我」。

我當時非常震驚，真的是非常震驚。雖然我跟他認識一兩年了，真正坐在一起聊天的話，也沒有幾次。就知道他曾經在勞教所待過，但具體內容沒有談論過。第一我是很震驚，第二還是有一些驚喜。我們都是新聞人，這好像上天送給我的一個禮物，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說怎麼能證明是你寫的，他說你找筆來、找紙來，「你看那字像不像我的」，他寫了確實像他的。還有我所認識的一些馬三家勞教所的人，也認識他。看來還真是他寫的。

2013年4月，雜誌（註：大陸《Lens視覺》雜誌）報導了關於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事情，至少有幾億人看見了。這件事情應該是非常令人震驚的，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份人知道有的酷刑是針對特殊人群，其實就是法輪功學員。

記者：為何稱為「特殊人群」？

杜：因為作為一個中國大陸的雜誌，如果你裏面提到這些酷刑折磨針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話，出版不了。就這樣出版以後也遭殃，記者也離開了，雜誌也被吊銷刊號了。他們再也不做關於中國的時政類新聞，改成軟性雜誌。我也曾跟這篇文章的作者說，我說你們的使命已經達成，現在就由我開始了。我要接著你們的路往下做。

記者：您看得出來他是受過酷刑的嗎？

杜：他跟我說，馬三家男子勞教所曾經為了折磨他，用牙醫把嘴巴撐開的開口器（他說是叫牙撐子）一撬開之後不拿下來，就把神經給拉傷了。最長有一天一夜。我很震驚，我說那要把它拿下來是甚麼感受？他說，嘴巴就不會合攏了，甚麼感覺都沒有，就是已經麻木了。

這本書的酷刑，其實就是馬三家所有的酷刑，他都經歷過。比方說有上大掛、抻刑、死人床、灌食，還有精神折磨，其中比較糟糕的就是精神折磨。他用了個術語叫神經摘除，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感覺神經全部摘除了，摘除了之後你就像個動物一樣，像個機器人一樣，像個橡皮人一樣，沒有知覺，讓你幹嘛就幹嘛，也不會去思考了。

有一天他的妻子因為承受不住壓力，給他寫信要求離婚，說你修煉法輪功以後，家裏的人也被警察找，她也被警察找，而且被關在法制學習班一段時間，他妻子很痛苦。其實這封信到他手裡之後他是很痛苦的。

他說，在勞教所的時候能屬於他個人的用品，一個是吃飯的塑料勺子，再有就是這封信。他後來把這封信用透明膠帶從背面一層層粘上，有空他就把這封信晚上拿出來看看，但有一天警察給他上酷刑的時候，搜身把這封信搜出來了，搜出來以後不給他了，後來他問警察要，警察說找不到了。他說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要把他反抗的力量、反迫害的力量沒收。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在馬三家裏面沒有時間觀念，沒有手錶，甚麼都不許有。比方說要去幹活了，警察說通知「四防」（四防就是防火、防盜、防逃跑和防自殺的簡稱，是警察的代理人，在裏面主要是靠這個人管理其他人）帶他們去幹活。具體幾點是不知道的。警察要不通知到你下班，你就不知道下班。

記者：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他怎麼寫的這封信？

杜：我問了，我說你一共寫了多少封信，他說除了他以外還有兩名學員。就是他寫個母本，把這個母本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塞給另外一個學員。這個學員拿回去之後，再抄。

屋裏是24小時亮著燈的，他告訴我怎麼寫的，他是睡在上鋪，朝裏面躺著睡，偷偷的把那個紙攤開在枕頭上寫，一邊寫的時候耳朵還得聽著，因為房間裡還有「坐班」，就是在寢室值班的，也是警察的代理人。他說凌晨1點到3點鐘之間寫，因為這個時候「坐班」犯迷糊了，他說他寫了有十幾封吧，另外的兩名學員寫了幾封，一共加起來有二十多封。

他認識英文，他知道他們加工的東西，有南瓜還有笑臉，是西方的萬聖節用的，心想要是奧運會那年，信要是出來了，有可能會給中共一些壓力，對改善在勞教所內的法輪功學員的狀況可能有幫助。他也是偷偷摸摸地塞進了裝萬聖節物品的這個箱子裡。

奧運會沒過幾天，清查的時候，其中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寫的信藏在床的夾板裡，結果就被搜查出來了。當時大隊長大怒，使勁酷刑折磨寫信的那個學員，但那個學員只承認是自己寫的，後來當局擔心事情搞大了，就大事化小，算是逃過一關。

記者：當時他的想法？

杜：他當時寫這封信其實就想把裏面發生的事情告訴外界，這裏面到底發生甚麼，這些萬聖節的物品是甚麼人生產出來的，還有就是把法輪功修煉者的遭遇告訴外界。

這本書從寫求救信的這個人接受我的採訪，到這本書出版，前前後後一共是23個月。其實在這中間我也一直在思考，應該用甚麼樣的方式把它寫出來，最後還是採取了這種筆法，就是他進馬三家男子勞教所之前的段落由我來寫，他出了馬三家男子勞教所之後發生的事也由我來寫。他在勞教所裏面的事情儘量採取他口述的方式，但是費了好多的周折。

其實我想告訴讀者的就是一個人在一個極端困境下如何生存下來。他說，我以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我之所以能夠倖存下來就是因為我修煉法輪功。

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在修煉中有沒有哪句話激勵著你一直能夠活下來，他說有：「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李洪志先生著作：《美國法會講法》〈紐約法會講法〉）

他說就這句話激勵著我，我就一直相信是這樣子，把生死放下了就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就因為這個原因，他在勞教所的29個月，有十多個月在受酷刑。他說他是在馬三家那個階段受酷刑最嚴重的一個人。這本書裏面講了非常多的細節，展示中國勞教所裏面那種邪惡的東西，我覺得有些人看了會非常震驚。

記者：他在勞教所最難忘的經歷是甚麼？

杜：最糟糕的就是灌食，叫特殊灌食。怎麼灌？因為勞教所給他灌已經制服不了他。找來馬三家醫院的兩個女護士，找馬三家醫院的專家來灌，弄了一幫警察說圍著他擱那看，說大家都來觀摩一下。

灌！兩個護士端了一碗玉米面做的粥往那一放，他的嘴用開口器一直都是撐開的，咋灌？舀上一舀子，直接倒嘴裏，怎麼叫特殊灌食，有辦法。鼻子一捏你就要喘氣，你一喘氣不就下去了嗎。他說我就不咽，他說可能是灌的時間長了，感覺就是不喘氣了一樣。護士還以為死了呢。他最後還是堅持不了了，這一咳嗽，咳嗽到醫生的身上、護士的身上，還有警察身上都是。最後就怕他死了，把開口器給他拿下來。拿下來之後說，怎麼樣，好受吧？吃飯吧，不吃飯我們接著再灌。還是搖頭。接著灌。一直折騰兩三個小時。結果到下午就沒再去，因為他們說這個事情比較難弄，灌了那麼長時間還是這樣子，一灌就咳嗽，咳嗽吐出來了吐的哪都是。

他曾經絕過食，他提到過一個例子那是這個書裏面沒寫到的。他說你知道絕食有多難受嗎？我說有多難受？他說你不知道，絕食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看到甚麼都想吃。甚麼都覺得能吃，比方說，那個磚頭，那個牙膏，看到也想吃。

記者：您為甚麼堅持報導法輪功議題？

杜：我知道關於「六‧四」、法輪功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甚至一些外國媒體、西方的英文媒體也不是哪個人都敢去寫這種故事。我作為一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為甚麼敢碰這個，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我覺得我們就是一個人，我想知道人在這種極端困境下如何生存，都在想甚麼。第二個就是我們不是動物，也不是畜生，用這種非人的手段來對人我覺得是我永遠都不能接受的。

比方說我在看守所的時候提到法輪功，關於馬三家女子勞教所那些女人的遭遇，他們在審問我，我真是一點都不害怕。想到之後我除了憤怒還是憤怒，我說了我們就是個人，就不能這樣虐待，就不能當牲口一樣對人。我就寫了，你要覺得我應該坐牢就坐牢，少跟我廢話。他們不說了。

法輪功學員的遭遇，我覺得馬三家女子勞教所是非常特別的折磨法輪功修煉人的一個場所。對這個群體來說，那就是一個地獄。網上有消息說，它是政法委（所謂的610）指定的專門轉化法輪功修煉人的一個基地。我覺得發生在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事情，應該說這是中共統治下的國家賦予它的權力，這些酷刑也是國家允許的。因為這本書我都出了，我沒有胡說八道，也沒有人去追究這些警察的責任，那就是國家讓他們這麼做的。

在蘇聯有個古拉格，關於中國馬三家那就是等同於蘇聯的古拉格。

記者：迫害還在持續嗎？

杜：這位寫求救信的先生曾經抗爭過的那個勞教所，已經改成監獄了。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已經改成戒毒所了。這消息是確定的。

通過從方方面面來看，迫害怎麼能沒有呢，一直在繼續。但是迫害也是比較隱蔽的，因為外面媒體的曝光，最重要的就是馬三家的這件事情，國內媒體的報導，讓官方很震驚。沒想到就這樣曝出來了。據我接觸到的，馬三家應該說在中國也是一個很典型的折磨法輪功修煉人的地方。

記者：能談談您對法輪功學員的印象？

杜：我接觸到的受酷刑折磨的人比較多一些，他們在講故事的時候心態還是比較平和的，非常冷靜，那個事情就像發生在別人身上一樣。這點我非常非常佩服，非常欽佩。因為在一個非常糟糕的環境下受到的那種折磨、那種侮辱，事後還能心平氣和地講出來，我非常佩服。

記者：法輪功學員信仰「真」「善」「忍」。你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嗎？

杜：是的。看到了。確定無疑，我接觸了大約至少有30名法輪功修煉人，他們給我的一個整體的印象就是，就是真誠、善良、忍讓，忍耐這方面。其實我從他們每人遭遇、他們的故事，就包括寫求救信的這個人身上，真的能體現出來「真」「善」「忍」。我是從他們講述的那個細節中，感受到真的是這樣。

如果說一個平常人，如果說人家法輪功修煉人說的「真」「善」「忍」你不相信，那你去煉一煉，你修煉一下你就知道了。

記者：能談談您被中共非法關押的經歷嗎？

杜：我去年2013年7月8日的晚上從北京市豐台區看守所被取保候審以後，出來的時候我感覺收穫很多。第一我看到了裏面真實的東西。第二以前走路的時候感覺還不是很踏實，從看守所出來之後我感覺我走的每一步都非常踏實，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大約第33天，檢察院去見我的時候，豐台國保支隊的隊長還帶著一個國保，他說，老杜，你知道我們為甚麼把你弄到這個地方來嗎？我說「為甚麼」，他說我告訴你，是因為有更高級別的領導，領導就想知道你作為一個根正苗紅的孩子，怎麼就變成了一個專門挖政府傷疤的人。其實聽見這句話我當時就笑了，我真的笑了，我想了挖政府傷疤，我說那是政府的傷疤嗎，這是中國人民的傷疤，居然是為了這個目的。我覺得非常好笑。他說了，通過我們寫的報告領導會看，具體是哪一個級別的我不能說。

我為甚麼要把我被抓的消息放到書的封底，我的目的很簡單，是因為我被取保候審以後，應該說我沒有拿到任何法律文書，也就是法律依據。我當時就想了，你們對我做的事情我要全部給寫下來，因為我是一個會寫字的人，我要用文字來表達我的想法，我的憤怒。

其實提起來中國人遭遇的苦難太多了，《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曾經跟我的朋友說，你看看杜斌寫的這些書，寫的糟糕的事情多沉重，杜斌還能整天笑呵呵的樣子，得多好的心態才能這樣好好生活下來，其實聽這句話的時候還是很心酸的。

其實就包括上訪者遭遇的苦難、法輪功修煉者遭遇的苦難，比方說從1921年有了中共以來一直到現在，無以計數的中國人遭遇的苦難，這些加起來沒法講，要說沒有感受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我也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傷害，雖然這些苦難不是發生在我身上，但是我有的時候是感同身受，太痛苦了。我覺得我要不去做這個，我還能做甚麼？有的時候也想放棄，不要再做這個痛苦的事情。但是這只是偶爾想一想，有一些東西覺得該做的還要做下去。因為我覺得這可能跟我的本性有關，我覺得我就是為了苦難而來的人，遭遇了不公正的事情就要說出來。

責任編輯：孫芸；覆核編輯：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