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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緯國親述瀕死體驗:親眼看到蔣中正等親人

【大紀元2014年11月1日訊】10月31日是中華民國先總統蔣中正128歲誕辰紀念日,蔣中正之子蔣緯國生前曾接受臺灣媒體採訪談到他的瀕死體驗。他說,親眼看到他的父親蔣中正。蔣緯國說他不是夢見,而是清清楚楚看見父親坐在旁邊。「我一看到父親坐到我旁邊,我就告訴他,我說我很高興,又能來到你的身邊來做事情了」。父親蔣中正說:「孩子,你不要說傻話了!你要回去的。」過了一下他又說:「你還有沒有完成的使命,你必須回去的。」

蔣緯國(1916年10月6日-1997年9月22日)曾經因一場大病險些離世。他生前在1994年接受臺灣《時報週刊》專訪時,首次對個人身世、情感和家庭進行了剖析,還透露了一些蔣氏家族不予人知的內幕。下面就是這次訪談的實錄:

1939年蔣緯國於德國名興軍校。(鍾元翻攝/大紀元 )

醫生教我不要握手 免得受到細菌感染

記者:可否請蔣將軍談談你臥病時期的感想,和你遇到的種種「奇遇」?

蔣緯國:這次,我要感謝老天的事情太多了!現在醫生叫我不要和人握手,剛剛握過了手,等會兒我就要去洗手,「洗手不幹」了!哈哈!(蔣緯國一面爽朗地笑,一面還拉開嗓門呼喚朋友進來,他的面容雖然有些清瘦,但是神情還是和過去一樣明快開朗。)因為醫生怕我和人握手之後,受到細菌感染,所以,不准我和外人握手。

這次有幾個醫生發現,不僅他們不懂,連文獻上面也沒有,這次給我治病的人,都是一些國寶級的人。他們說,這次要不是神的意旨和誘導,我們怎麼會選擇這個方法,等到我們選了這個方法,才知道選擇是正確的,光是這樣選擇,就讓人覺得這是神的意旨,證明另外一條路是錯的,但是還好我們沒有那樣選,因為臨床證明那條路不能走。醫生告訴我:「你要是開刀再晚了十分鐘,就無法可救了,若是心臟被破壞了,我們醫生就無法可救了。」

還有一個,醫生說:「你腎臟也被破壞了。」在幾次洗腎之後,醫生為我驗血,發現好幾個項目,都在上限和下限之間,每個項目都是合乎標準。他們說:「我們做醫生以來,作洗腎的只有越做越勤,可是,我們為你洗了幾次腎之後,卻證明你的腎已經恢復到可以不洗腎了,本來洗腎的目的是在腎臟沒有出血的功能時,改由人工來洗血,結果,檢驗證明你不用洗腎了,連我們醫生都覺得奇怪啊!像這種發展要不是神給你的,我們作醫生的怎麼有辦法?」

這是我遇到的兩個最重要的關頭。

記者:你病發時的情形可否請你回憶一下?

蔣緯國:我是去年(1993年)12月25日的下半夜,想起來上廁所,沒想到從床上一起來,就覺得腳趾發麻,走到房間中間就倒下來了。我的決心就是放棄小便,從地上爬回床邊來打電話。

那天,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把我家裡的幫手,就是傭人叫醒。他就一個電話把我內人叫醒,再一個電話把我兒子叫醒,第三個電話他就打給周醫師。我那天只跟我的傭人說了兩句話,說:「我不行了!」但是,他能夠先想到打電話給周醫師,第三個電話就打給周醫師。

周醫師就告訴他:「你的家裡有一種降血壓的藥,叫『托瓦達特』,你先給蔣將軍吃一顆,叫他咬碎了以後,擺在舌下。」人趕快送過來。那是26號的清晨。我的這位幫手,人非常機靈,而且英文也很好。這位年輕人,他才二十多歲,他幹嘛要到我這裡來,到人家家裡去伺候別人?他是隔天來一次,另外的一天他還有工作,否則我也養不起他。

這天千巧不巧,我的司機那天休假,但是剛好我另外請了一個人,他叫陳志強,他有輛私人小轎車。他是一個長得很帥的年輕人,他就用他自己的車子,我內人坐在前面,我兒子跟我家的一個廚子,把我抬上車子,把我送到醫院。

那麼又是千巧不巧的,26日禮拜天是補假一天啊,三個榮總醫院,臺北、臺中和高雄的榮總頭牌的醫生約好了在桃園打高爾夫球。臺北的幾個國寶級的醫生都不在,他們也約了周醫師,就是周嘉裕。可是,周醫師那天要趕一篇論文,準備出國去發表,所以他沒有去臺中。他知道誰是住在旅館的,誰是住在哪裡的,誰是身上帶著呼叫器的,一個一個把他們叫回來,連夜趕回來。第二天上午他們都趕到了。

蔣緯國擔任三軍大學校長。(鍾元翻攝/大紀元 )

會診之後就昏迷了 如不開刀必死無疑

當我送到榮總,先做各種應做的檢查。當時醫生就判斷有幾種可能,其中有一種最嚴重的,是心臟出來的大動脈的剝離。當時,該做的檢查工作都做了,等到那幾個大醫生一趕到,就討論開刀的問題。

包括開刀的醫生和開刀房問題,周醫師都已經準備好了,就等會診;若是決定開刀,就立刻開刀。

我被兒子抬上車子,腳趾頭的麻木開始往上走,等我被送到醫院,麻木已經到了膝蓋。當我推進急診室,我都還很清楚,我在床上等著,旁邊有房間有走道,這個走道旁邊躺的都是人。那位周醫師早就準備好了,到了之後就被推到檢查的房間,就這樣很快地爭取時間。等一些大醫師會診之後,就決定要不要開刀。那時我就昏迷了,給我做各種掃瞄、檢查啦,我都不知道。

那時醫生告訴我家人,不開刀的話,是必死無疑;開刀的話,大概只有一半的希望。我兒子聽到就說:「那還是立刻開刀,如果不是這樣分秒必爭,那必死無疑。你們只有二分之一的把握,我但願是押這邊的二分之一,如果決定要開刀,那就馬上開。」

我身上的衣服都已經換了,開刀的準備都做好了,醫生一決定之後,馬上就被推到手術室,連一分鐘都沒有耽誤。後來醫生說,若是再晚個十分鐘到一刻鐘的話,那就沒辦法救了,當時就從這個地方(蔣緯國在胸前作一個手勢)鋸開,「修理內部」。

先找到剝離的源頭,再一路看看剝離發展到了甚麼地方。這兩頭一止住之後,再來修理中間。這一打開之後,證明是大動脈的剝離,所謂動脈的剝離是指血管的內壁裂了一條縫,所以,本來血管裡面應該流的量就不夠了,也就是各部門都跟著缺氧了,剝離到哪裡,那裡的器官功能就被破壞了。

蔣氏三父子合照,由左至右為蔣經國、蔣中正、蔣緯國。(鍾元翻攝/大紀元 )

動脈剝離直到頸部 手術之後血壓不穩

手術完成之後,血壓還一直不穩,就像我們這樣談話,醫生都不願意,主要是我談話之後,我血壓就高起來。跟你們談完,我還要量一量血壓,要是血壓高起來的話,有一粒藥,降血壓的藥馬上要吃。

當時,內科和外科都很緊急,後來我做了頸部檢查。我相信你們在看武俠片的時候,人家一掌若砍在這個地方(蔣緯國將軍指了指頸部),人就昏迷了,這裡頭就是兩條大動脈,如果壓扁了,一下子腦子就缺氧昏迷了。醫師為我做了一次超音波掃瞄,結果發現我的頸部血管,沒有跟著年齡而老化,還在30歲左右,醫生認為就是這個救了我的命。

但是,這個又是神做的決定。固然這是因為我平日好運動,做各種頸部的運動,從小鍛練身體,但是,誰教我這樣子做呢?就算父親教我這樣子做,也不是成天在我旁邊啊!

醫生發現你有這樣好的兩條動脈,結果動脈的剝離到這個地方,就停止了。所以,他們經常問我,你現在覺得思想怎麼樣?我說我清楚得很,就是你把我弄昏迷了,我還是清醒的,只是不痛了。我頭上三天用了大量的止痛藥、麻醉藥和安眠藥,但是還是看得見、聽得見,頭腦還是保持清醒,不然就是命救了,可是也變成植物人了。

蔣中正總統逝世後,侍衛官郭斌偉(左一)與鄭敦浦(右一)為總統蓋棺,家屬左起為:蔣孝武、蔣經國、蔣宋美齡、蔣緯國。(鍾元翻攝/大紀元)

我不是夢見 而是清清楚楚看見蔣公

記者:前些時,你曾經對媒體說,蔣公曾經在你病中來「看」過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是不是確有其事?

蔣緯國:我不是夢見他,而是清清楚楚看見他坐在旁邊。是開刀之後,頭上的三天三夜。當然你們一定會說這是一種幻覺,但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也無從證明;但是對我來說,這是一清二楚的,確確實實的。因為我一看到父親坐到我旁邊,我就告訴他,我說我很高興,又能來到你的身邊來做事情了。他說:「孩子,你不要說傻話了!你要回去的。」過了一下他又說:「你還有沒有完成的使命,你必須回去的。」

又過了一天還是兩天,他又說:「你放心,你一定會回去的,我會陪你一直到你脫險為止,你放心好了,你會回去的。」

記者:蔣公來「看」你的時候,是穿甚麼樣的衣服?

蔣緯國:就是平常在家裡穿的衣服。

那時,我小的時候從小都很疼我的都來看我了,連國父也趕來了,父親看到國父(孫中山先生)來了,就要站起來,國父就按住他的肩說:「我還有要緊的事情,就要走的。」又說:「緯國怎麼樣?」父親說:「已經沒問題了,先生請放心好了。」戴季陶先生、吳忠信先生、朱執信先生都來了。何老伯沒有來,可能太忙了,不曉得在忙甚麼,哈哈哈!

記者:病中,令堂有來「看」你嗎?

蔣緯國:她有來,但是沒有走到我身邊,老遠地看著我,他們多半是悄悄和我父親在講話。戴伯伯來了,他來的時候很神氣,後面跟了一個白衣大士,我們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觀音大士。戴伯伯跟我講,當胸在最痛苦的時候,你只要念觀音大士的六字真言就可以了。這六字真言,就印度文來說,就是不可侵犯的意思,這是從前戴伯伯告訴我的,因為他是研究梵文的。

我這次生病不只是開一次刀,胸腔一共開兩次刀,第一次手術過了幾個鐘頭之後,發現心臟漏血,再打開一次,從腿上取得血管,作心臟導管,另外裝了一個同步器。

後來手術完了後,中間隔了幾天,其間有三次心臟停止跳動;幸虧那時有體外的同步器。現在我是裝了一個體內的同步器,體外的同步器有各種的監視器,可以一直監視著心臟的狀況。當我心臟停止跳躍的時候,又有一個奇蹟。因為心臟停止就血流停止,一個人要是悶上兩分鐘,人就要被悶死掉了。其實我當時是四分鐘。等到恢復了以後,醫生認為命救了的話,會有三個後遺症:第一,我會失音,不能講話;第二,我會半身不遂,下肢不能走路;第三,我必須一輩子洗腎。

可是,我都沒有發生這樣情形。醫生說,這若不是神賜給你的福,實在是令人很難解釋。

什麼是瀕死體驗?

「瀕死體驗」一詞,是1975年做瀕死研究工作的美國內華達大學教授雷蒙‧穆迪(Raymond A.Moody)提出的。穆迪博士在對100例瀕死體驗的病例進行研究後,寫成了《生命之後的生命》一書(Life After Life,又譯:瀕死體驗訪談錄)。此後對瀕死體驗進行研究的科學家越來越多,1978年,國際瀕死體驗研究聯合會成立,成為瀕死體驗研究者交流和支持的平台。

美國1983年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調查,該調查報告顯示約有5%的成年人曾有瀕死體驗。雖然這些體驗在人類歷史一直有發生,但只有在最近30年,人們才敢於自由地討論它,並談及體驗對他們生活的影響。許多文獻中報導,有瀕死經驗的人,常常因此而完全轉變了對生命的態度和人際關係。他們也許仍然害怕臨終的痛苦,但卻不再對死亡本身產生恐懼。他們變得比較寬容和有愛心,對精神價值或智慧之道也變得比較感興趣,而且通常是對共通的精神價值,而非任何一種宗教的教條感興趣。**

責任編輯: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