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做慈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這對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來說，應該還是個新鮮的概念。雖然近年大陸也出現青壯的「中國首善」，但自中共執政後「慈善」的真實意義在中國消失了。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慢慢復甦，「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一曾經是每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理財觀，將被重拾，畢竟說起慈善傳統，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也最久擁有慈善家的國度。

有著中國和印度血統的墨爾本年輕富豪戴索沙博士（Dr Aron Ping D’Souza），不僅想在澳大利亞讓年輕人成為慈善業的主力，還想把這一理念帶給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的富豪家庭中的年輕人，因為他相信，慈善和對良善的投資（Investing of Conscience）是社會、經濟、氣候等各種難題的長期解決之道。

10月23日，首屆Nexus全球財富青年澳大利亞峰會（Sydney Nexus Global Youth Summit）在悉尼舉行，來自澳大利亞、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國大陸的近200名家族背景顯赫的年輕人與會。作為Nexus澳大利亞峰會的共同創辦人和理事，戴索沙博士成為此間澳大利亞媒體的寵兒，墨爾本《時代報》（The Age）大篇幅報導了他參與組織峰會的理念，還專設論壇請他回答網友的問題。

期望提升澳大利亞峰會在亞太國家的影響力、吸引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富豪們加盟，戴索沙在自己的辦公樓Stawell Chambers接受了《新紀元》周刊的專訪。

這是一幢於1890年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建造的四層小樓，被主人從白色漆成了黑色，賦予了這棟歷經一個多世紀歲月變遷依舊優雅的新文藝復興建築（Renaissance Revival architecture）一種獨特的現代風貌。

Stawell Chambers位於墨爾本市中心，也就是人們常說的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商務中心區），周圍法院、金融大公司林立，作為律師寫字樓占盡天時、地利，也讓人從這棟物業能略微領教年僅28歲的博士富豪的投資眼光。

外祖母文革後離開大陸

帥氣、隨和、自信、健談，領袖範兒十足，這是戴索沙給記者的第一印象。皮膚略黑印度裔的特點突出，所以當戴索沙說到自己有一半華人血統——母親是中國人時，記者稍感到意外。

外祖母已經86歲了，依舊健康活躍。戴索沙說：「外祖母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從大陸輾轉到香港定居，之後外祖父和媽媽先到墨爾本，外祖父經營的中餐館非常成功，15年之後才把外祖母接過來。父親和母親在墨爾本大學讀書的時候相遇，畢業後父親從醫，母親則做了老師。我還有兩個弟弟。」

戴索沙的中文名字是雷平（Ping Louey），所以在他的全名中有Ping字，雖然不會說中文，但外祖母追求自由的勇氣和家族的智慧是戴索沙成功的源泉。

東方血統加西式教育 造就英才

他從小在英國和美國成長，十年前回到澳大利亞，先後在莫納什大學攻讀政治學本科，在墨爾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又入讀牛津大學的法律專業。做過墨爾本大學講師、投資顧問、歐洲小國的義務駐墨爾本領事，2008年一手創立了法律季刊《The Journal Jurisprudence》，並擔任主要編輯和撰稿人，旨在彌補當今法律教學脫離實際的不足。出過三本書，他的文章見諸於澳大利亞和英國兩地的著名大報，比如《澳大利亞財經評論報》（AFR）、《時代報》、《澳洲人報》、《衛報》等。今年他被任命為Good Super的執行長，號稱是澳大利亞第一家能影響社會的養老基金（Australia’s first social impact superannuation fund）。為了鼓勵澳大利亞的傑出青年在世界上最好的高等學府深造，2012年，他在曾經獲得法律學位的牛津大學資助設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法學第二學位最優秀學生獎」，目前為止已有兩名學子獲得獎勵。

也許這一長串的經歷和著作，和他28歲的年齡比起來有些讓人難以置信，不禁感嘆東方血統加上西式教育能創造英才。

《時代報》對他的專訪中有幾個問題挺有意思，其一是，戴索沙會從政嗎？中學時代開始他對政治一度很感興趣，大學主修政治，博士論文的題目都是探討政治哲學和法律哲學。但隨著研究思考的深入，他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我越深入的思考，我越覺得政治不是目前形勢的解決之道，很遺憾，我看不出目前的民主制度能獲得需要長期決策取得的目標。我發現每幾年不斷更換的政府難於解決很多實質性的大問題。」比如大到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小如討論了百年還沒有建成的通往墨爾本Doncaste區的鐵路線。

第二個問題是：目前為止，最讓他為難的事情是什麼？回答是在牛津大學讀法律學位時的最後一次考試，他回憶說：「每門考試三小時，整整九天幾乎沒怎麼睡覺，挺過去之後我覺得現在什麼都不怕了。」

還有就是戴索沙從小就在慷慨待人的家庭環境中成長，他說：「父母從小言傳身教，家裡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作日常花費，三分之一存起來，另外三分之一回饋社會。這樣的做法，從我小時候有零花錢的時候就開始了。」

這一切成就了28歲的戴索沙的宏偉藍圖——召集澳亞「小字輩」富有群體，利用手中的財富，並借助可利用的龐大養老基金的財力，只要其中的一小部分，完全不依靠政府而是憑藉慈善的力量，解決短視的政客們無法解決的長期社會經濟氣候問題，成為未來慈善界的領袖。但稍稍有些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激情還是來自政治家的府邸——唐寧街10號的一次聚會。

投資良善 從英國首相府獲得靈感

戴索沙和記者分享了他組建Nexus全球財富青年澳大利亞峰會的緣起。那是兩年前偶然從朋友那裡得知，他特別嚮往的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府，將舉辦全球財富青年倫敦峰會的開幕式，當時是這棟建築的吸引力，而不是峰會本身，促成他前往赴會，但從此讓他深信投資良善的非凡意義，他說，這一次造訪是他人生的轉折點。

Nexus全球財富青年峰會三年前開始舉辦，當時一群年輕人請來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紐約聯合國的總部主持了第一次會議，他說：「當時有400人參加，並且募得1000億美元。」

參加第二次在英國首相府舉行的倫敦峰會前，他還認為慈善和只有26歲、事業剛剛起步的自己沒有關係。「當朋友告訴我，英國的年輕人要討論如何做慈善的時候，我很納悶，這是默多克、悉尼市長等等大人物或者我的父母親才做的事情。但朋友接到邀請有事不能參加，而我又的確想參觀一下英國首相府，這是個好機會，所以我就去了。很幸運，我見到了很多很年輕的人，大家都在試著解決問題，討論如何使來自富豪家庭的年輕人成為下一代慈善家的主要成員。我認為那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活動，非常令人鼓舞，於是便產生了把這個活動帶到澳大利亞的想法。」

戴索沙很快找到了支持者組建了10人的團隊，獲得了很多贊助商的支持，包括ANZ銀行、瑞士銀行PICET、瑪雅（Myer）連鎖店家族以及他的Good Super基金的財力支持，經過18個月的努力，成功吸引了近200人參加10月底在悉尼舉辦的首次峰會。目前，類似的峰會在全球各大城市遍地開花。

富而有德 創造財富並解決社會問題

根據《福布斯》（Forbes Magazine）雜誌的報導，財富青年峰會「聚集了數百名參與者，其中包括年輕的富豪、企業家和慈善家，旨在實現將財富的定義從物質享樂轉化為社會責任的目標。」

在人們心目中，慈善就是富豪在年老的時候捐獻出一部分財產回饋社會，而戴索沙說，和傳統的慈善事業不同，擔當社會責任的企業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使命的。而解決一些社會問題的同時，實際上可以創造獲得財富的機會，這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意識到。

戴索沙列舉了易卜拉欣博士（Dr Mo Ibrahim）的例子。易卜拉欣將手機產業帶入非洲，在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頂尖富豪的過程中，他也同時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價值——填補了現代通信的空白，又讓數以百萬的非洲民眾學到莊稼種植的意義，並且第一次得以獲得即時溝通的樂趣。他本來的意圖是建立一個企業，但在同一時間，他解決了許多幾十年的外援和慈善無法解決的社會難題。

戴索沙和來自金融、地產開發業的朋友共同組建的養老基金Good Super是他達成這一理想的手段。中國的聖者說，富而有德，戴索沙和他的朋友們正在嘗試將這一價值觀讓更多的人了解並成為社會良性發展的動力。

建立和亞洲的紐帶

談到峰會的成果，戴索沙難掩興奮，他說：「通過峰會，我們把很多原來根本不可能認識對方的人們聯繫了起來，而且我們分享了很多共同的東西，每個來參加我們的峰會的人都分享了他們的理念，以及對澳大利亞和世界未來的看法，而且對於《新記元》周刊的讀者而言，我們大會很重要的一個主題是我們希望澳大利亞能夠更多的融入亞洲社會。」

關於澳大利亞和亞洲的關係，戴索沙講了個故事：「很有趣的一個現實是，澳大利亞與亞洲之間是否有直接的聯繫，兩個地區的人想法很不同。例如，我們澳大利亞人往往會說，特別是前總理陸克文會說：『我們澳大利亞是一個亞洲國家』或者『澳大利亞是亞洲世紀的一部分』，這都是我們澳大利亞常用的一些詞句。但是我們的香港朋友說，她完全沒有意識到澳大利亞人有這種思想，她沒有意識到澳大利亞人希望成為亞洲世紀的一部分，因為澳大利亞在國際社會仍然沒有被很好的代表，在國際話語權中，中國人往往希望在國際社會上看到英國和美國的形象，但是卻很少會想到澳大利亞，所以我的香港朋友覺得，雖然澳大利亞認為澳大利亞在亞洲社會很重要，但是亞洲人自己卻沒有意識到。」

戴索沙希望能充分利用峰會改變這一現狀，他說：「所以我們非常希望通過在未來12個月中的慈善家社團活動中強化澳大利亞與亞洲之間的關係，我知道將參加在悉尼的下一次大會的很多人都想去新加坡，然後去香港，我們盼望在墨爾本召開當地的峰會，包括邀請國外峰會的成員明年聚集在墨爾本，希望通過峰會保持和各地同仁的聯繫，我認為這對於澳大利亞在亞洲的地位非常重要。」

戴索沙也列舉了峰會取得的成果：「我們想出了很多好主意，全球有將近100多個項目，我們澳大利亞尚沒有，但人們都同意把觀點和資金集中起來，討論如何解決重大社會問題。我還考慮了如何確保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更包容、更多樣，使我們的社會更穩定，這都是澳大利亞面臨的重要挑戰。」

難能可貴的是，與會的年輕人達成的共識是，國家發展的最好模式是金錢加良心——社會責任感：「只給那些能真正造福澳大利亞的公司投資。我們想建立一個偉大的澳大利亞，這不僅僅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我現在28歲，而當我退休時，我希望那時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世界上生產力最旺盛的國家、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這個夢想並不難實現。」

他也計畫在峰會期間，就如何提升亞洲富豪家庭中的年輕一代盡早對家族決策層產生影響力的話題，展開培訓和討論。將社會責任感的種子，也播撒在亞洲年輕富豪的心田。◇

　

–本文轉自(新紀元周刊)(第352期2013/11/14) 網址://mag.tvsmo.com/b5/354/128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