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辛灝年】今天，我將就孫中山和共產黨的真實關係，作一個較為詳細的敘述。主要內容就是孫中山和共產黨的四大關係：思想關係、政治關係、歷史關係和現實關係──即已經逝去的孫中山和眼下還沒有死掉的共產黨的關係。

一、思想關係：孫中山有三民主義，共產黨要馬克思主義

【辛灝年】眾所周知，孫中山有一個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就是三民主義。而共產黨所要的「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卻是馬列主義。顯然，這個事實，不需要證明，因為，它已經人盡皆知，所謂鐵的事實。但是，為了監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孰是孰非，誰為進步、誰為倒退，我們還是有必要，對他們各自的基本思想作一個極簡單的比較。

我個人認為，在孫中山數十萬字闡述三民主義理論的著述中，其對自己的理論進行過最簡單明瞭之概括的，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寫的「中國革命史」，曾對三民主義的理論作過一個簡要概括和介紹。我主辦的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第18期在發表這篇文章時，曾將它的題目改成為「中國共和革命史」，其意，就是要與中國的共產革命劃清界限，以示涇清渭濁。

在這篇文章裡，孫中山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族主義的。他說：「……餘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生活在、又革命在晚清時代的孫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義理論，當然是正確的。因為，晚清時代的中國，外有東西方列強──既包括民主列強、又包括專制列強的欺凌；內有滿清一族的專制統治和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歧視和欺辱。辛亥元勳李福林將軍就在他的回憶錄裡面說過：「……享有特權、不把漢族平等相待的滿州人，自從入關以來，為了鎮壓漢族，就分兵駐紮在各重要省會，謂之八旗駐防營。駐防之區，我們漢族同胞稱之為『旗下街』，有的說是旗營。……民國元年以前在旗下街被劫財劫色，是一件無法無天不敢通過的事情……（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4頁）。所以，他才認為，「辛亥革命的確成功了五族共和──國內種族平等。生在辛亥革命以後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不會惹起多大注意，因為這已經是過去的問題了。人們總有一種不良的習慣：過去了，便遺忘！」（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3頁）今天，有所謂民運人士在狠批孫中山先生的時候，其論點之一，就是「孫文提出民族主義毫無必要」，因為那個時代根本不存在「民族的問題」。不知他們是「過去了，便無知」，還是為了「助台獨，裝無知」了。

所以，彼時的孫中山，才要堅持繼承中華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明，對外求中華民族之獨立地位，對內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對於那個不知道殺了多少革命黨的滿清的遺民，也絕不還以報復。這該是何等高尚的民族情懷！難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歷史劇《走向共和》，就稱讚孫中山發動的「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因為，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後，既不鎮壓反革命，又不殘殺地主富農資本家，更不會發動各種運動來迫害新舊知識份子們……

如此，我想問一句：以滿清作歷史的背景，不論是對內或對外，孫中山提出這樣的民族主義到底是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

在這篇文章裡，孫中山又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權主義的。他說：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複有存在之餘地……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民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惑感者，猶或可暫安於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首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遂相爭相奪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

孫先生在這裡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滿族專制統治不平等，三是歷史上的造反者都想當皇帝製造不平等，所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如此，孫先生才會總結說：有此三者，故餘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在這裡，孫先生已經指明，他的民權主義「第一就是民主」。第二是民主專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專制不並行」。早就預言毛澤東後來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假民主真專制」而已。第三是必須實行民主憲政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現在有一些人士，日日叫喊西方民主憲政，天天哀求共產黨實行民主憲政，卻又時常要罵一罵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到底是你們錯了呢？還是孫中山先生錯了呢？

在這篇文章裡，孫先生又是怎樣地敘述了他所要提倡的民生主義的呢？孫先生說：……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顯然，民生兩字，人皆能懂。民生主義，一目瞭然。而孫先生「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發展之中心」的民生史觀，又是十分的正確。特別是孫先生不僅強烈地表示過反對貧富對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過「餘之民生主義，絕不是均貧富之主義也」！而他之所以要將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並一爐而治之」，就是因為，雖然近代歐洲民族獨立已經蔚成風氣，民權問題已經近乎解決，卻由於機器發明、生產日盛、貧富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從而造成「經濟革命」之焰，「較之政治革命為猶烈」，這才使孫先生感覺到，只要民生問題不能解決，則煽動窮人造反的經濟革命、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就會像洪水猛獸，吞滅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的成果，直至復辟專制而後止。所以，孫先生在他的時代，就要戮力提倡民生，這就遠遠地超過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義。他是為堵塞洪水猛獸的共產革命而來。

（待續）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　黃花崗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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